二、联军攻占大沽炮台之代价（1900 年 6 月 17 日）

帝国主义列强的军舰，早已云集大沽口海面；他们早已调兵遣将，准备着要发动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自 6 月 10 日西摩尔联军出发之后，“它的危险处境是各位舰队司令知道的。一个水兵首要的天职，他所应尽的最紧要的义务，是要在具有任何预防的方法的条件下挽救他的派遣部队不致被歼；所以为了这个目的，显然必要的步骤就是维持或打开交通路线”，②以便对西摩尔联军实行增援。当时“在天津还有一千七百名俄国军队，他们从旅顺口来得太晚，没有来得及参加西摩尔的部队，还有五百六十名不同国籍的水兵，以及足够的志愿兵，可使天律外军总数达两千四百人”。③但是，沙俄东亚舰队总司令阿列克谢耶夫（Alexeiff，EvgeniIvanovitch）认为，要争取积极发动对大沽口的攻占，要由一个俄国军官指挥，“以便与企图担任领导角色的西摩尔海军中将相抗衡”。①6 月 15 日，沙俄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the senior Vice-Admiral Hildebrant）以“保全铁路和保护天津外侨”②为借口，在巡洋舰“露西亚号”（the Imperial Cruiser Rossia）上邀集了各国海军头目开会，商议进攻大沽炮台。300 名日本兵立刻被派到塘沽，占领了塘沽车站，另有 250 名法军和俄军被派去天津铁路线上更远的军粮城，占领军粮城火车站，这完全是帝国主义列强蓄意已久、毫无理由发动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否则，为什么美国海军上将开姆夫（kempff，LouisAdmiral）在 6 月

14 日就通知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海军上将布鲁斯（Bruce，AdmiralSir JamesA.）说他“未被授权向一个与我国保持和平的国家发动任何战争行为” 呢？为什么他在 15 日又以“不能参加对中国政府财产的占有”③为理由而拒绝参加对塘沽车站的占领呢？当然，美军由于已经参加了西摩尔联军而发动了对华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它之所以不参加攻占大沽炮台乃是另有打算，我们在这里引用这几句话无非说明联军之进攻大沽炮台纯属挑衅，强词夺理。

③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 1 卷，第 95 页。

①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十二，第 43 页。

② 《惠泰尔日记》，转引自天津历史研究所：《义和团反帝斗争》，第 60 页。

③ 《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 723—724 页。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3 卷，第 210—211，206 页。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3 卷，第 210—211，206 页。

③ 科罗斯托维茨：《俄国在远东》，第 26 页。

6 月 16 日，各国海军将领已知西摩尔联军于 6 月 14 日在廊坊遇阻，便于上午十一点在“露西亚号”上集会，决定次日凌晨进攻大沽炮台，立即布署对炮台的水陆围攻计划：

在陆路方面，除昨日已派兵进占塘沽车站和军粮城车站以外，本日下午又派出一个由 935 名六个不同国籍的士兵（其中英军 250 人，俄军 180 人，

德军 150 人）所组成的陆战部队在大沽登陆，“皆由德国水师统兵官保赫统带，当由保君留日军一百名，驻扎于东沽之车站，以便防护其余各军，及所占据之处，得以进攻大沽炮台”。④

在水路方面，由于“大沽湾系泥泞之斜堤，水流最属迂回”；“所以有极巨之兵舰及巡洋舰二十二艘，不能驶至该湾之内，以其炮火协力助战”。因此，在 16 日黄昏以后，有 10 艘浅水炮艇开进了海河大沽炮台的内侧即西

边停泊下来。这 10 艘浅水炮艇是：“一曰毛拿加西（Monocacy），系美国水师。二曰亚打告（Jkagero），系日本炮船，载有军械粮饷，以及动用之杂件，为数最钜，该船有防护东沽车站之责。毛拿加西一船，受派与东沽之戍兵相联合，若有意外之虞，可将本地之妇孺，接待上船。三曰力勇（Lion），系法国炮船。四曰倚而的（Iltis），系德国炮船，均下锭于海关附近处，该处居于东沽下流，在大沽之前面。五曰灰丁（Whiting，即前译之“鳕鱼号”），六曰发霉（Fame，即前译之“声誉号”—引者），系英国兵船，皆监视缠缚于此间之中国鱼雷船四艘，第一次开炮数门，即将该四艘鱼雷船拖带至东沽，并无阻拒。七曰日爱立亚克（Giliyak），八曰保布（Bohr），皆系俄国炮船。九曰稿烈（Koreets），系俄国巡洋舰，均停泊于大沽之下流。十曰亚尔舍林

（Algerine），系英国小巡舰，停泊于大沽之北”。⑤

联军在水陆军事布署妥当后，即由沙俄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向我大沽炮台守将、天津镇守总兵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说什么“本提督欲以两造情愿之主张，或以兵力从事之目的，暂据大沽各炮台。该各炮台，至迟限于十七号早晨两点钟，一律退让。此系已决之事，望即达知直隶总督及各炮台官急速勿延云云”。①据罗荣光说，6 月 16 日“亥刻，突有俄水师参赞副提督，以英通事二员，来营面称：⋯⋯现在俄、英、德、法、意、奥、日本七国约定，限两点钟要让出大沽南北炮台营垒，以便屯兵，疏通天津、京城道路，并交有各国水师提督公函一纸。⋯⋯如两点钟不让出营台，定即开炮轰夺等语。口气强横已极，势非决裂不止”。①在最后通牒上签字的联军将领除俄国的基利杰勃兰特和英国的布鲁斯外，尚有德国的裴德满（Bendemann，Felix， Admiralvon），法国的库尔诺尔（Cour Jolles），日本的东乡平八郎（Togo， Heihachi-ro）和意大利的卡泽拉（C.Casella）等海军上将和中将，他们都是各国的舰队司令。罗荣光在接到通牒后，因津、沽间“电线铁路均已不通，

④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3 卷，第 206 页。

⑤ 同上书，第 207 页。

① 佛甫爱·加来与施米侬：《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 286—287 页。

① 佛甫爱·加来与施米侬：《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 287 页。按美舰“毛拿加西号” 舰长崴兹（Wise）说：“我未参加攻击大沽炮台”，实际上却接受了联军“收容大沽外侨”和联系东沽戍兵的任务。美国海军上将开姆夫之所以在名义上不合作，受到美国总统麦金雷（Mckinley，William）的批准，理由是“我们并未同中国作战，一个敌对性的示威可以促成排外分子的团结并加强义和拳对援军的反抗”（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3 卷，第 207—208 页）。

当一面专差赴津飞报，一面严饰南北岸各营，加意备战，一面专弁密约海军统领叶祖珪所部各鱼雷艇管带，赶紧预备战事，由海神庙夹攻，并商定与副将韩照琦督守南岸大营炮台，营官卞长胜督守南滩炮台”。②

1900 年 6 月 17 日凌晨零点五十分，距通牒规定时间七十分钟前，联军便首先向大沽炮台搞突然袭击，爆发了侵占大沽炮台的激战，经过情形如下：当时，

“各国停泊余家埠之兵船十余艘，一齐开炮，用电灯照定南北岸各台轰击。该提督

（罗荣光——引者）督同副将韩照琦，率领南岸各台弁勇，奋力开炮，瞄准该兵船电光灯路还击。当将电灯击毁，该兵船（“亚尔舍林号”——引者）受伤，起轮躲避。该提督亲自挂线，横腰一炮，击中船身，船即偏侧不支；复赶紧针对正面，连击数炮，遂将该船（“日爱立亚克号”——引者）击坏。韩照琦亦在海字炮台，督饬勇丁，打沉兵船一只（似指被火焚烧之“稿烈号”——引者）。其余船只，均往里河退避；因被民房遮掩，炮不能击。遂饬左营，就对面攻击。复差人密约鱼雷艇开炮协攻。讵该鱼雷船，始终并未援应（按鱼雷艇共四艘，不战而被“灰丁号”和“发霉号”所俘获，巡洋舰“海容号”则不参战而被联军拘留——引者）。左营与之鏖战时许，击坏敌船二只。随赶调铁帽桥三营留营之官弁兵夫一百人，齐赴万年桥前营，拉炮上墙，帮同夹击。旋据前营报称，亦毁敌船一只。四点钟时，细察情形，似可获胜，奋督各营，尽力猛击。敌船亦抵死回攻，炮弹如雨，各营弁兵，均有损伤。左营迫近敌船，官弁兵勇，伤已大半。敌见该营墙台人少，以小舟载洋兵登岸，迭次分道扑营。该营放枪迎敌，轰毙洋兵甚多，敌锋大挫。余（罗荣光——引者）仍折回兵船，用炮苦击。该营药库火发（按中国军火库系在四点半钟时为联军炮击爆炸——引者），管带封得胜血战阵亡，兵舅死伤相继，敌遂越墙破门，将北岸左营炮台占据。而练军副左营势孤，亦相继被夺。敌得北岸两营炮台，即将兵船驶靠左营，以大炮遍击南岸各营垒；并用左营左哨之炮，直击南滩营炮台。经营官卞长胜用大炮击毙洋官兵十余人。至七点钟时，敌船开花炮弹，落入南岸练军副营子弹库中，火箭子弹，一齐被焚，⋯⋯势孤力竭，⋯⋯不得不召集各营余队，打通后路，现已退至新城（按西方记载，敌军是在六点五十分夺得南岸大营炮台的——引者），收查共约一千余人。”③

直隶总督裕禄根据罗荣光报告来写的这篇奏折，基本上是真实的，描述

了清军在敌人围攻下坚守大沽炮台的应战情形。它代表了中国爱国官兵，也同英勇的义和团一样，誓同发动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列强的联军血战到底。保卫大沽炮台之战的意义，也不下于三天前拳民在廊坊血战联军；因为炮台尽管最后失守，它却使敌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再可能去增援西摩尔联军了。

联军攻占大沽炮台之代价是：

在部队人员伤亡方面，共计达 216 人。“那天晚上，联军的损失是死者共四十六人，其中有六名军官，伤者则有一百七十人”。④一说伤亡总计255 人：“是役也，联军之在陆路丧失者，计有死者三十三人，伤者一百零三人；在兵舰中丧失者，计有一百十九人，内有俄军死者十九人，伤者七十人；与其现有之兵数较之，约已去百分之二十八矣”。①当 17 日四点半钟中

② 佛甫爱·加来与施米侬：《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 286 页。

③ 《直隶总督裕禄折》（1900 年 6 月 21 日），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164—165 页。

④ 同上书，第 165 页。

① 《直隶总督裕禄折》（1900 年 6 月 21 日），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165166 页。

国军火库被敌军开花炮击炸之后，拂晓他们冲锋去夺取北岸左营炮台，日本“亚打告号”炮艇统带官喀秀（Hattori）以殿后部队而争先恐后地去抢头功，不料被坚守阵地，不屈不挠的中国守军所“继续施放的猛烈的排枪”。②所击中，在离炮台仅数码之处毙命丧生。

在炮艇损失方面，亦属不轻。从 6 月 17 日凌晨零点五十分起，直到四点半，将近四个钟头内，双方炮击是始终不曾间断过的。炮战一开始，“唯一受到重创的船是俄船稿烈号”。“它承受了一个中国炮台在四百码射程内的全部火力，在炮轰中它的水兵十六人丧生，其中包括四名军官，伤者达四十五人”。③“稿烈船被弹击穿其身，现出五孔，亦被火焚”。④当“灰丁号” 和“发霉号”掳走中国四艘鱼雷艇去塘沽途中之际，“灰丁号”为“一颗五英寸的炮弹所重创，穿透其煤仓，使四号汽锅和锅管受损”。“倚而的船被八颗炮弹击中，它的指挥官兰茨（Lanz）被打掉了一条腿，一个军官和六名士兵丧生，九名受伤。力勇船被击一次起火，死一人，四十六人受伤。日爱立亚克船被击中四次，其中一次是在水位标下被击中，因而搁浅；八人丧生，其中包括两名军官，四十六人受伤”。①“各兵舰中弹被伤，以日爱立亚克船为最重，该船被弹连击四次，火药舱立时暴裂，烟筒亦遭毁坏，竟至不救”。

②俄船“保布号”上亦“有一人受伤”。③总之，在这些浅水炮艇中，以“日

爱立亚克船”和“稿烈船”两艘俄国炮艇受创最重。

帝国主义列强攻占大沽炮台，付出如此重大代价，乃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他们原来以为，在事先占领塘沽和军粮城火车站，切断津沽间一切交通并在海、陆军包围的情况下，大沽炮台可以在他们最后通牒的恫吓下不战而得。这本是鸦片战后数十年来列强对中国所实行的、累试不爽的炮舰政策的惯技；并且眼前就有叶祖珪所统率的清军水师巡洋舰“海容号”和鱼雷艇四艘的不战自降的现实例证。他们没有想到，仅仅是大沽炮台的守军竟自敢于抵抗他们万炮齐发的进攻，严重地惩罚了他们的挑衅。因此“各西人论中国兵将未可轻视，此次以七国水师攻一炮台，能持至六点余钟之久，可谓难矣”。

④另一方面敌军付出的代价还是打了折扣的。这是因为：第一，他们是乘夜偷

袭，减少了大沽炮台的威力。“幸此次之变，尚在夜间；若值白昼，则弹丸之标的，射得极准，各兵舰必全受伤。至亚尔舍林船，距北方之第一炮台，不及七百迈当，尚受一弹，亦可见该炮台之炮火，有异常之准的矣”。⑤第二是由于大沽炮台本身的缺陷和军火方面的问题。守军在“还攻时，又多不适用之炮弹”。①“炮台缺少藏避火药之栈，致联军炮弹所及，连轰数次，使其防不及防”。“所存军火之处”的火药库，“露出”②在外，致使中弹爆炸，

②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 1 卷，第 128 页。

③ 佛甫爱·加来与施米侬：《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 289 页。

④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 1 卷，第 125 页。

①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 1 卷，第 118 页。

② 《义和团》（三），第 289 页。

③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 1 卷，第 119—120 页。

④ 《义和团》（三），第 289 页。

⑤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 1 卷，第 120 页。

① 佐原笃介等：《八国联军志》，见《义和团》（三），第 182 页。

② 佛甫爱·加来与施米侬：《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 289 页。

我方守军以此伤亡不少，并造成敌军乘机登陆，迫近炮台。第三是大沽守军没有得到中国海军的协同作战。当时停泊在海河闪，在联军炮艇附近的鱼雷艇本来是可以发射鱼雷，击沉或击伤敌军炮艇的；不料当“灰丁号”和“发霉号”进犯时，艇上的清军水师只是“作出了一种类似怯懦的防御，放了几下手枪和来服枪后就冲向码头逃命去了。他们在造船厂的一个安全之处，并在军队的支持下向进攻英军和鱼雷艇放了一下速射枪。英军利用鱼雷艇上的炮去射击他们，立即终止了他们的骚扰”。③就这样，四艘鱼雷艇成了英船“灰丁号”和“发霉号”的掳获物。巡洋舰“海容号”本来也可以配合大沽炮台守军在海河中同敌舰作战的；但是，这只“悬挂有上将旗帜的中国巡洋舰‘海容号’”在日本炮艇“亚打告号”在其周围巡视并监督她时，“这艘中国巡洋舰，依然既无参战的倾向，也没有参战的愿望。她就这样被联军扣押起来了”。④联军“勒令该船灭去炮火，停泊本处；该船亦遂安之”。⑤至于四艘鱼雷艇，则分给了英、俄、德、法四国军队。

如果没有上述三个方面的情况，那么联军之进攻大沽炮台是很可能以失败告终的；即使他们能攻占炮台，他们所付出的代价也必将更加惨重。

③ 同上书，第 288 页。

④ 同上书，第 288，289—290 页。

⑤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 1 卷，第 11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