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传教活动在殖民地掠夺中的作用

如所周知，义和团反瓜分运动是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和统治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而这种反抗在当时又是以“反洋教运动”来作为它的主要斗争形式。为此，我们就需要弄清楚以下几个问题：即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是怎样利用传教活动来掠夺殖民地的？传教活动在他们的殖民地掠夺中发挥了一种什么样的特殊作用？它在其殖民地掠夺政策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事实上，这个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也是“一个基督教教会进行不断增加的传教活动的时代”。“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拉维热里创建了白袍僧；一八八五年剑桥大学赴华传教团成立；随后，全世界的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团成倍地增加。到了一九○○年，基督教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传教团体的人数，可以同任何一个大国驻海外的武装力量相比，共有四万一千余名天主教士，一万八千余名新教教士，二千余名东正教教士（以上数字均包括当地的教士）”。①就这个数字来说，帝国主义传教活动的队伍真可算得是他们海外驻军之外的另一个方面军了。当时流传着一个神话，“这个十九世纪的重要神话就是‘西方基督教的神话’。那时的传教士们都相信这个神话，并且希望西方文明的扩张（即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扩张—

—引者）会为西方基督教王国的到来开辟道路”。②

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早已利用传教活动来作为他们掠夺殖民地的工具。那么，他们是怎样来利用这个传教活动的呢？在他们看来，传教士乃是他们在其掠夺殖民地过程中所必需首先派出的尖兵或先锋队。在对某个地区进行军事侵略或武装占领之前，他们的传教士早就到那个地区安家落户了。比如说，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的传教士马理逊（Dr.Robert Morrison）远在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之前 32 年， 即 1807 年就被派遣来到广州，成为新教“最先居住在中国的传道者”。①此后，郭士立（Gützlaff，Karl F.A.）、裨治文（Bridgman，Rev. Dr.ElijanC.） 等教士亦相继来到。在非洲，传教士利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于 1841 年就达到南非，并深入非洲内地，成为“第一个看到维多利亚瀑布的白种人”。

②这些手持《圣经》，口颂“福音”的人，果真是像教会所宣传的那样，是“下

士之功修，无与于大廷之政术”③的吗？显然不是的。就其结果而论，无论在侵略战争中还是在占领殖民地中，这些传教士的作用都极为重要。在非洲， “在扩大英国殖民地方面，有一个团体比其他任何人有更多的贡献，那就是传教士利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和莫发特（Moffatt）等人所进行的工作”。④在鸦片战争中，传教士们“在整个战争中的功绩，是无论评价得多

① 欣斯利主编，丁钟华等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11 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1 页。

② 马尼卡姆：《教会在全世界传教活动中的一个新时代》，转引自维尔特：《以中国为例说明帝国主义的海外政策与教会政治》，1968 年德文版，第 13 页。

① 贾立言：《基督教史纲》，上海广学会 1940 年第 12 版，第 416 页。

② 帕尔默、科尔顿：《世界近代史》，1964 年英文第 2 版，第 637 页。

③ 林乐知等汇译：《李傅相历聘欧美记》卷下，《美轺载笔》，第 28 页。

④ 诺尔斯著，袁绩藩译：《英国海外经济史》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26 页。

么高也是不会过分的”。⑤正是“在这个浩瀚的欧洲扩张的史诗中，扮演了显著角色的不仅有军人、商人和行政人员，并且还有传教士”。⑥

传教活动在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掠夺中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特殊作用，才使得传教士扮演了如此显著的角色呢？

第一，传递信息、提供情报的作用。西方列强在其掠夺殖民地或对某一个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首先要知道对方的人情风俗，山川形势以及它的历史和现状、它的语言和文字等等，这些都非有人亲历其境、久居其地、并同本地居民有比较密切的接触和往来是作不到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⑦这是他们的殖民地掠夺政策中的一个根本战略问题；而要把这个战略付诸实

践，自以传教士为最适当的人选。比如说，要侵入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 认识它的语言文字乃是了解它的情况的重要途径之一；不过，这在当时的确是一项极困难的任务。“人要学会中文，身体须铜造，肺腑须铁制，檞为头， 钢簧为手，有鹰儿的眼，使徒的心，马士撒拉的长寿”①才行；一旦在他们掌握了中国的语言文字以后，平时就能走私鸦片，战时更能大显身手了。作翻译、搞情报、起草条约等等，都是由这些传教士们一手担当起来的。

第二，传教士起到了麻醉人民、文化侵略的作用。西方列强在其向全世界扩张势力的过程中，总是一手拿着洋枪洋炮，一手拿着橄榄枝，文武并举， 双管齐下的。传教活动的妙用，正在于它替虎狼之心蒙上了一层美丽的画皮。传教士在当时虽以掠夺殖民地为其终极目标，却打着“劝人行善”②的旗号， 把它作为口头禅以奔走于全球各地。“虽如坎拿大苦寒之境，赤道下酷热之乡，与夫印度国全境、阿非利加洲南角各土人、太平洋中西印度黑人，虽人极蛮悍而无礼，地极寒暑之不调，亦皆有传教之士托迹其间；盖谓若辈习于为恶，以无导之为善者耳。我辈惟竭诚尽瘁以与之更始，彼各国互相友善， 以共学仁爱之天心也”。③所谓传教活动的四大支柱：传道、医药、出版、学校与教育，正是“他们的文化侵略政策”④的实施，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拿一个比较为人所熟知，并以编著宗教小册子《劝世良言》闻名的中国教民梁发来说，他在 1816 年入教，在 1823 年被马理逊封立为传教士，由伦敦布道会直接支发薪金，成为受毒极深的一个中国人。他无耻咒骂“中国人恶贯满盈”，不让他的儿子“为中国人办事， 而希望他改在外人处觅一书记、翻译员或行员的位置”，致使他们“家中之非基督徒工人咸讥谤彼为背弃历代祖宗所信宗教之人且为卖国奸贼”。①传教士通过文化侵略，麻醉人民精神的作用来吸收像梁发之流的教民以后，就有了一批受其愚弄的当地人来供驱使，这在殖民地掠夺中是能起到“炮舰政策” 无论如何也起不到的巨大作用的。因此，人们不无理由地认为：“教会的整

⑤ 柏纳德：《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第 1 卷，1844 年英文版，第 380 页。

⑥ 伯里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10 卷，1960 年英文版，第 8 页。

⑦ 《孙子·谋攻》篇。

① 清洁理：《马里逊小传》，上海广学会 1948 年第 4 版，第 60 页。按马士撒拉（Methuselah）是一位在

传说中享有 969 岁高龄的老年人，见《圣经》《创世纪》第 5 章 27 节。

②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95 页。

③ 马恳西著，李提摩太译：《泰西新史揽要》卷四，上海广学会 1895 年版，第 4 页。

④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624 页。

① 麦沾恩著，胡簪云译：《梁发》，上海广学会 1948 年第 4 版，第 121、38 页。

个活动几乎都可以被称为是西方的第五纵队”②了。

第三，在传教活动开展以后，传教士就能逐步形成以教堂作为侵略的根据地并发挥其“教会政治”的作用。一般说来，西方列强在当时以军事侵略的手段打开一个国家的门户以后，在他们所强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不仅要把沿海沿江的城镇划作“条约口岸”进行通商，并且还要允准他们的传教士深入内地传教，虽穷乡僻壤、山高林密之区，亦所不辞。传教士们可以到处租买田地，发展教民，建立教堂。由于他们拥有治外法特权，使他们和教民都不受当地政府的管辖；同时他们的所作所为又有列强“炮舰政策”的充分支持，使他们在实际上成为其所在地区的当权者和统治者。在中国，“自准西人传教以来，直省天主、耶稣等教堂日增月益，几于无处无之”；③“西洋教法盛行中国，天主、福音等堂几遍天下，虽至穷乡僻壤，皆有各国教士潜往传教”。④这些“无处无之”、“几遍天下”的教堂，都是在西方列强“保护之下广泛散布在中国各地的独立王国”，⑤“直如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专自主之敌国者”。①一句话，这些教堂就是所谓“国中之国”②的侵略根据地； 在那里，由传教士导演的“教会政治”（DieMissionpolitik）③充分地发挥了作用。教会政治既包括了传教士及其组织本身的政治活动能量，又包括了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对传教士的利用，直到作为军事干涉的借口。因此， 所谓教会政治，实质上就是殖民政治，为掠夺殖民地而斗争的政治；它撕破了“劝人行善”的画皮，暴露了它本来的狰狞面目。为了殖民地掠夺，传教士不仅对当地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并且在他们之间也大动干戈。他们“公然教人仇杀”，在中国制造了无数次的“教案”，成为“野心侵略者之武器”。

④在乌干达，“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和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都传布着一种那么厉害

地充满了拿破仑精神的基督教”，以致在首都门戈，两派传教士为了争夺殖民地而动武，血流漂杵，到处都“凌乱地堆满了死去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 以致人们很难把他们同旧制度下完全不信教的军人区别开来”。⑤传教士正是“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⑥

传教活动在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掠夺政策中，由于他们曾经发挥了列强在军事、政治以及经济侵略方面所不能起到的特殊作用而占有一个十分突出和极端重要的地位，在整个 19 世纪中都是如此，到了最后 30 年， 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情况就更加明显了。“基督教各差会充当着

② 维尔特：《以中国为例说明帝国主义的海外政策与教会政治》，第 12 页。

③ 《山东泰安县知县秦应逵禀》（1885 年 10 月 8 日），见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乔鲁书社 1984

年版，第 369 页。

④ 《川东道张华奎禀》（1891 年 6 月 6 日），见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乔鲁书社 1984 年版，

第 331—332 页。

⑤ 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1929 年英文版，第 279 页。

① 《清政府给各国议办传教节略》（1872 年 8 月 20 日），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二，第 166 页。

②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 2 卷，1883 年英文版，第 659 页。

③ 维尔特：《以中国为例说明帝国主义的海外政策与教会政治》，第 14 页。

④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四），商务印书馆 1955 年版，第 10964—10965 页。

⑤ 韦尔斯：《世界史纲》，1930 年英文版，第 985—986 页。

⑥ 《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214 页。

那些注定要改变这个世界面目的列强势力的首要代表”，⑦因为它们毕竟在这个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里建立了“基督教殖民制度

（DasChristliche Kolonialsystem）。①在这个制度下，“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全世界一切地区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行为和不顾死活的迫害，乃是人世间任何时代、任何其他人种，不论他们多么残忍、多么无知，也不论他们多么狠心和无耻，都是无法跟基督教人种相比拟的”。② 因此，义和团反瓜分运动实质上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基督教殖民制度” 的运动；它之所以采取“反洋教运动”来作为它的主要斗争形式，在当时看来不仅是可以理解的，并且还是非常必要的。

⑦ 马垦西：《泰西新史揽要》，1896 年英文 14 版，第 208 页。

①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19 页。

② 豪伊特：《殖民和基督教，欧洲人对待所有殖民地人民的通俗历史》，1838 年英文版。马克思认为，作者豪伊特是“一个由于对基督教虔诚而非常出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