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西太原教案（1900 年 6 月 27 日—7 月 9 日）

山西太原的拳民群众在 6 月中旬起来以后，太原府寿阳布道团（the

②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 113 页。

③ 黎光、张璇如：《义和团在东北》，第 58 页。

① 吴应銧：《义和团的起义及其后果——对河南的影响》，见《义和团研究会通讯》1987 年第 3 期，第 5

页。

② 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科学院河南分院历史所：《义和团运动时期河南人民的反帝斗争》，见《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150 页。

shouyang mission）的库姆斯小姐（Miss Coombs）于 6 月 27 日黄昏手持左轮手枪出来，借口说是一个人“企图要抢夺她带的钱包”而首先向他开枪， 遂被当场群众“击倒并被杀”，接着教堂及其附属建筑均被焚毁。布道团的其他成员则“逃到了另一个传教士的家里，在那里他们受到巡抚的军队的保护，直到 7 月 9 日。无论如何，巡抚同这次骚动没有牵连”。“在太原府骚动两天之后，瑞典浸信会（the Swedish mission）的十个成员在朔平府长城北面被杀”。①至于 7 月 9 日（六月十三日）发生的太原教案，事情原委如下：

“光绪庚子夏五月（1900 年 6 月）洋夷乘义和团纷起之日，联贼入寇，势甚猖獗， 锐不可当。朝廷命将征讨，虑及在华诸夷纠结教民约为内应，⋯⋯乃诏各直省督抚同心讨贼。凡在内地之洋夷，⋯⋯如有乘机作乱，或谋内应者，着即就地正法，毋稍宽纵。⋯⋯ 时在晋洋夷业经暗与教民议，在省倡乱，占踞城池，召其国之兵，长驱来晋。而教民之魁李富且系千总，不从。越日又议，仍二三其心。又遣教民与辽州把总李义议谋。未定而机已泄。毓中丞闻之，急命中军参将引抚标亲兵，将在省之夷圈禁于猪头巷之客馆， 名曰保护，以防义和拳之有伤洋夷也。潜拘教民，严密审讯，悉洋夷谋乱事。六月十三日（7 月 9 日），毓抚戎服督兵至客馆，提解详夷，俱赴抚署西辕门外，次第骈戮，凡四十余夷。⋯⋯谕千总李富出教，不听。既而闻其与夷同谋作乱，遂于十八日弃市。富临刑自语曰：‘悔不听洋人五月乱晋之谋，致有今日’。越数日，械系李富之弟义自辽州至省审讯。义曰：吾兄不听洋人之谋，已遭毒手。事已败露，夫复何言。但自此以后， 君等恐莫能安然朝食矣。”②

据毓贤奏折称“洋人勾结教民，潜谋倡乱，业已正法”。其中包括“洋

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名口，及同恶相济之教民十七名”。①太原教案的发生乃是事出有因的。在此以前，“毓贤任山西巡抚已有三个月，并没有任何仇外的表现”。库姆斯是在 6 月 27 日第一个丧生者；但此事“炮击大沽炮台后十天之前迄未发生”。7 月 9 日的洋人正法事件发生“在开衅宣战以后三个星期， 也正好是在西摩尔联军开始向北京进军之后一个月”。在帝国主义列强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以后，慈禧太后曾在 6 月 24 日发布了一道把不法传教士和洋人就地正法的上谕。“据说总理衙门的两个成员——袁昶和许景澄——把上谕更改，用‘保护’来代替了‘正法’，毓贤怀疑这个命令的真实性，打电报询问；结果他收到了正确的文本，于是着手执行”。因此，慈禧太后要负“全部责任”。②此说虽未经证实，但就上引刘大鹏《潜园琐记》的叙述来看，这个“就地正法”的上谕是存在的，而传教士与叛国教民伺机“谋内应” 之事，亦难保其必无。所以后来继窦纳乐任驻华公使的萨道义（SirErnest M.Satow）就认为，要对太原教案作“法律追究”，那是“不可取的”。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