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外国教会侵略与第二次瓜分危机

我们在本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中，已经分别就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传教活动在掠夺殖民地前后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在第一次瓜分危机中传教士李提摩太建议的变中国为英国的保护国以“救”中国的计划加以论述。如今，中国人民面临第二次瓜分危机，外国教会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外国传教士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在各地蠢动，制造教案来提供列强抢夺让与权的借口，他们的罪行与第二次瓜分危机之出现和加深都是密切而不可分割的。

为什么外国传教士这样迫不及待地要在各地蠢动呢？这是基于他们对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时局的估计，即认为列强瓜分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美国浸礼会传教士耶士谟（Ashmore，Rev.William）在为斯贝杰（speicher， Jacob）所著《十字架征服中国》（The Conquest of The Cross in China）一书的序言中说道：“这已经是传教活动达到顶点的时期，所有来自中国对外关系而拥有权势的人们，不管他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在这个时期中被卷进到了一个紧急关头。那是这个时代的收获时期。”①什么“收获时期”！就是帝国主义列强要把半殖民地的中国瓜分成为它们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时期。对传教士来说，就是要把他们在华教会所在地区建立的基督教殖民制度转变成为他们各自国家的殖民地帝国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在鸦片战争中对中国所播下的侵略之种，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已经进入到最后收获侵略的果实的时期了。在这种情况和估计下，传教士们就大肆制造舆论，说明中国注定必遭瓜分。1896 年 4 月，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Allen， YoungJohn）与蔡尔康编辑的《中东战纪本末》初编八卷在上海出版。林乐知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各国之鹰临而虎视者，非尽欲欺侮中华也；弱肉而强食，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也”。②他在《治安新策》中又说：“欧洲各国，类皆驰情于域外，虽以非洲之酷热，北极之严寒，犹且按图剖分而食之，造舟黾勉而赴之；矧以地处温和带下，民殷物阜之中国，有不思染指于鼎，过屠门而大嚼乎？”“呜呼！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尚有朝潮夕汐，进退盈缩之一候！若夫各国之入中国，则竟如水之就下，有进而无退，有盈而无缩也，其孰从而御之哉？”①这就是说，在帝国主义时代，金融资本对土地是贪得无厌的，它不管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土地，不管这些土地在北极在非洲还是在中国，也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它总是要夺取更多的土地的。因此，中国的瓜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抗拒的。

外国传教士在宣传中国必遭瓜分的同时，还宣传由基督教来“宰治”中国的谬论。因为“今日治国之道，仅有三大端：泰西各国救世教一也，中国儒教二也，土耳其等国回教三也；而宰治之最广者，实推救世教”。在儒教宰治下的中国，“沿至今日，竟不能敌一蕞尔之日本。呜呼！谁之咎欤？谁之咎欤？犹幸有明敏之才，深知中国近年不体天心，不和异国，不敬善人，

① 伦敦《泰晤士报》（1898 年 5 月 5 日第 7 版，B、C 栏），转引自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年列强对华外交》，第 316—318 页。

② 伦敦《泰晤士报》（1898 年 5 月 14 日第 12 版，B、C、D 栏）。转引自同上书，第 319—321 页。

① 斯贝杰：《十字架征服中国》，1907 年英文版，第 20 页。

实有取败之理；因冀幡然尽改其谬误”。“此明敏之才，既熟察乎中外之情形，爰知中国近来讹谬之关系，大莫与京，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一大错字也”。①这就是说，中国之所以败于日本，原因是没有信奉基督教的大错造成的。因此，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Richard，Timothy）这个“明敏之才”，在这里就希望中国“幡然尽改其谬误”，改信基督教，由基督教来“宰治”中国。我们知道，李提摩太曾经向李鸿章和张之洞提出过由英国来攫取中国铁路、矿山等各项让与权，变中国为英国保护国的计划，那么，他这套基督教“宰治”中国的谬论无非就是由英国来“宰治”中国罢了。

实际上，外国教会的侵略活动并不仅限于制造瓜分中国和由基督教来“宰制”中国的谬论，更重要的是传教士们还在中国各地兴风作浪，挑起事端，为列强抢夺让与权、瓜分中国提供借口。“传教士在十九世纪是特别积极的”。他们在各地制造教案以后，帝国主义国家金融资本的“舆论总是要求行动，而政府则很懂得去利用这种事件来作军事干涉的借口”。②这时，帝国主义的海外传教活动已经同社会达尔文主义密切结合起来。因为他们的上帝乃是所谓的优秀人种的上帝。正如英帝国主义的吹鼓手和实行者谢西尔·罗得斯

（Cecil Rhodes）所宣称：

“我坚信我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我坚信我们占据世界上的土地越多，对于人类就越好。⋯⋯如果有上帝存在的话，我认为他会喜欢我的所作所为，就是尽可能多地把非洲画成英国属地的红色地图。”③

非洲如此，中国也是一样。英国这样看，别的帝国主义国家又何独不然。

既然上帝本身就是帝国主义者，传教士传上帝之教，制造事端以提供帝国主义列强军事扩张的借口，当然是他们所当为的。这就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高尔斯华绥（Galsworthy，John）所指出的那时的“传教士职业所特有的强烈的帝国主义倾向”；①同时也正是我国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所指出的当时中国“事变之来，日迫一日，教堂遍地，无刻不可起衅；矿产遍地，无处不可要求”②的真实情况了。

我们已知，第二次瓜分危机开始于胶州湾之被强占，它的始作俑者是德帝国主义者，他们的借口就是由德国天主教传教士所挑起的巨野教案提供的。教案发生于 1897 年 11 月 1 日，于时鲁南教区主教安治泰（Anzer，

JeanBaptiste）适在德国休假，他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于 11 月 7 日向德国外交副大臣罗登汉男爵（Rotenhan，BaronVon）表示：“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机会占据胶州。它对我们在各方面是个最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③11 月 17 日，安治泰又亲自进见德皇威廉第二，敦促他利用巨野教案的机会强占胶州。

① 《中东战纪本末》，序言，第 3 页。

② 《治安新策下之下》。见《中东战纪本末》，卷八，第 34 页。

③ 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揽要译序》（一八九五年孟夏），第 1—2 页。按《泰西新史揽要》系李提摩太所译马垦西（RobertMackenzie）所著《十九世纪史》（TheNine-teenthCentury：aHistory ，一八八○年）一书之汉译名；此书被柯林武德看作是“第三流的历史著作中最令人恶心的渣滓”（见科林武德：《历史的观念》，1951 年英文版，第 145 页）。又引文中的“救世教”，即基督教。

① 斯塔夫里扬诺斯：《一五○○年以来的世界史》，第 235 页。

② 转引自同上书，第 235 页。

③ 参阅高尔斯华绥著，周煦良译：《福尔赛世家》第一部《有产业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70 页。

他说：“如果德意志帝国真的想在东亚取得一个属地”，“这将是最后一个机会。不管代价如何，我们不应放弃胶州。在经济与工业方面，胶州有一个比目前的上海更大的、更重要的前途。胶州的占领不会使东方任何人惊异，因为一切人士早已料到这件事”。①从安治泰这些话看来，威廉第二应该任命他作胶州湾占领军司令，比起当鲁南教区的主教来可能是更恰当一些的。

法国帝国主义者在 1898 年 4 月 10 日取得了与越南相邻各省的势力范

围，占据广州湾和滇越铁路等让与权以后，又利用 4 月 21 日在广西爆发的永安教案取得了以北海为起点的铁路让与权和其他要求的承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一日（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法国教士苏安宁

（Bertholet，Mathieu）带同教民唐启虞、彭亚昌⋯⋯一共七人，由永安蒙寨村前往荔浦，当经该州何臻祥移拨兵役护送。行至州属凉亭地方，苏安宁见墙上贴有劝人不宜从教说帖，即向附近之联兴号杂货店伙计李元康⋯⋯斥骂，⋯⋯喝令教民唐启虞、彭亚昌将李元康拿住带走。⋯⋯李元康当众赔礼央求释放，苏安宁仍不允许。⋯⋯行至古排塘地方，观看之人愈聚愈多，约有二百余人，众忿莫遏，齐声喊夺。适李亚安携带竹铳赴山捕雀，廖七携带铁咀禾枪与李三赴田工作，先后走近该处看见⋯⋯即向苏安宁斥骂。苏安宁喊拿，李亚安点放竹铳，飞沙中伤苏安宁脐肚倒地，⋯⋯李元康乘势挣脱跑走。⋯⋯苏安宁⋯⋯登时殒命。”②

法国抓住这个传教士横行不法而死有余辜的苏安宁事件，于 5 月 2 日立

即向中国提出了新的要求：惩罚当地官吏，赔款 4 万两，建立一座教堂，处理李亚安等“凶手”，以及修筑自北海至南宁的铁路，其条件和由同登至龙州铁路合同中所载有的那些条件相同。③5 月 28 日，清政府答允了这些要求，并议定“只许法国公司或法华公司可以建造以北海为它们的起点的所有铁路”。①“由于这个协定，使法国能阻止所有其他外国铁路公司以北海为它们的铁路终点，并使法国为自己取得了建造自沿海至扬子江的铁路所必需的港口，实现了里昂赴华贸易考察团所制订的计划”，②扩大了法国在第二次瓜分危机中从清政府手上所取得的让与权。

外国教会的侵略活动与第二次瓜分危机之出现和加深，从上述各方面的事实来看，乃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①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 4018 页。

② 《德国外交文件》（一），第 154 页。

③ 《德国外交文件》（一），第 154 页。

① 《广西巡抚黄槐森奏》。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类·帝侵项》，第 308 卷。

② 参阅《永安县志》（见《近代史资料》1958 年第 5 期）；马克谟：《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中外条约和协定汇编》第 1 卷，第 12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