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时局急转直下（1900 年 5 月底—6 月初）

1900 年 5 月下旬义和团在军事上所取得的成就造成了拳民运动的高涨，

使整个时局急转直下。从此时开始，直到 6 月中旬，有的人把它看作是“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二十日之危机”。①这种形势，无论在帝国主义列强方面，还是在屈服于列强瓜分要求下的清政府方面，都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是他们事先所不曾估计到的。

首先，在帝国主义列强方面，我们知道，他们这时正在忙于如何使酝酿中的第三次瓜分危机付诸实践，并且，在他们看来，瓜分已成定局，问题在于如何解决列强领土要求本身之间的矛盾，如本书第六章中之所陈述，而不在于中国方面。因为清政府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的五六年中，一贯屈服于列强在各方面的让与权的要求，那是有目共睹的。至于中国人民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瓜分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斗争，在帝国主义列强看来也是不足挂齿的。尽管在 1899 年义和团已经在冀、鲁边区活动，同年 10 月 2 日在上海的

《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中已有“‘义和拳’（Boxers）的英

④ 柴萼：《庚辛纪事》，见《义和团》（一），第 306 页。

⑤ 《石涛山人见闻志》，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 74 页。

⑥ 张士翰：《致裕禄电》，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 137 页。

① 杨慕时：《上聂士成书》（1900 年 5 月 31 日），见《义和团》（四），第 339—340 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文名字的第一次出现”。②但是，“不管怎样，欧洲在一八九九年的一致看法” 依然“是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主权的实体马上就会消失了，需要瓜分她和宰割她”。③

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对瓜分中国的前景充满乐观，主要在于清政府不仅对于他们勒索让与权予取予求，并且更重要的还在于清政府对中国人民反瓜分的爱国斗争的镇压。我们知道，在中国人民的反瓜分运动中，特别重要的有三大派：一派是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派是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一派则是早已散布在中国城乡各地的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并在这个基础上于 1898 年出现的义和拳运动。如今，资产阶级革命

派和维新派的反瓜分运动，都已经相继被清政府镇压下去。1899 年 12 月 20 日，清政府又下令对维新派穷追迫害，认为康有为“有只保中国不保大清之说”，认为他们“往来信函有谭嗣同堪备伯理玺之选”等等，并以此为借口下令“悬赏购线，无论绅商士民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者，定必加以破格之赏，务使‘逆’徒明正典刑，以申国宪”。①清政府这样倒行逆施，只能起到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结果而为帝国主义列强所耻笑。至于革命派，那就更不用说了。同年 12 月 22 日，孙中山先生在《支那现势地图跋》一文中，“感慨风云，悲愤时局，忧山河之破碎，惧种族之沦亡”而回天无力，只能发出“阴平穷寇非难御，如此江山坐付人”②的沉痛叹息。在这种情况下，真正能在中国大地上展开反瓜分斗争的就剩下义和拳运动和各地的反洋教斗争了；但是，由帝国主义列强迫使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于 1899 年 12 月

26 日到济南任山东巡抚，同直隶总督裕禄一起，准备对活动于冀、鲁地区的拳民大肆镇压。

帝国主义列强面对这种形势，自是高枕无忧。不过，义和拳运动和各地的反洋教斗争不因镇压而走向低潮；相反地，他们却更形高涨。对这一情况略有所知的英国在华报刊曾对此有所报道。但是，在上海的德国机关报《德文新报》（Der OstasiatischeLloyd）却撰文对此大加反对。1900 年 3 月 20 日的《柏林邮报》（the Berlin Post）把《新报》上的这篇文章加以转载。该文抗议在上海的英国报纸“传播关于中国事件的极不可信的谣言，其性质是要使欧洲的人民相信，中国不是即将发生革命，就是她的政府制度将要全面崩溃”。这篇文章继续说：

“人们完全能够笑着来谈论全部的事情，不管问题是否有其最严重的一面。恰好在上一两周内发表在最可靠的报上的这篇报道，已经给整个中国居民，特别是那些对清朝和他们国家的政情没有什么了解而对欧洲人的报告却绝对信赖的商人们以不可磨灭的深刻的印象。

“这篇野狐禅的电讯一到欧、美，就一定会影响到中国股票的价值，特别是影响到我们国内市场上的对中国现状的信心。

“英国机关报知道他们态度的这种效果吗？”于是，“欧洲的政治家们毫

不关心中国人民的民族渴望，他们也不怕这个‘东亚病夫’能够对瓜分他的

②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117 页。

③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 201 页。

① 珀塞尔：《义和拳起义背景研究》，第 182 页。

② 克莱门茨：《义和拳“叛乱”》，第 39 页。

③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 4454 页。按伯理玺（president）即“总统”一词之汉译。

财产会予以真正的反抗”。①“欧洲完全受到那种根据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和窃据清帝国领土易如反掌的情况所推断出来的表面估计的影响，已经听不得反面意见了”。①

1900 年 5 月 19 日，天主教主教樊国梁在拳民的反洋教运动的威胁下向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

“形势日益变得严重和危险。⋯⋯仅北京一地，就约有四百名逃难的男、女和儿童安置在我们这里和修女会那里。⋯⋯北京已被团团围住，拳民们日益接近京都，他们沿途若有耽搁，也只是为了要对所有的教民居留地进行破坏活动。请你相信我，公使先生，我是十分熟悉情况的，而不是信口开河。⋯⋯拳民们打算以袭击教堂开始，以攻击使馆告终。甚至，袭击我们这里北堂的日期也已经真地定了下来；全城都知道这件事，大家都这么说，民心显然激动。⋯⋯公使先生，我不想谈那些贴满全城、反对欧洲人的数不清的揭帖的内容了；每天都不断出现新的、更加露骨的揭帖。⋯⋯在这种情况下，公使先生，我认为有责任请求你派四十名或五十名水兵到我们这里来，至少到北堂来，以便保护我们的财产。”②

但是，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却认为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他在 5 月 21

日致索尔兹伯里的报告中认为，樊国梁的信只不过是“法国神父们的丧气的预测”，北京欧洲人的处境还不致于那么“危险”。③不过，在 5 月 22 日的

石亭镇之役和 27 日拳民进占涿州城以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看来，犹如晴

天霹雳一般，形势突然转变了。同一个窦纳乐到 5 月 29 日就马上改口了，说

什么“这里的局势严重”。④到 30 日，他又说：“此时局势极为严重”，“现在的问题是这里欧洲人的生命财产正处于危险中”。①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列强经常说的“中国人像所有的东方人一样，都不尊重论据而尊重武力”。② 这句话，业已成为他们的口头禅，用来作他们军事侵略中国的借口。就上述情况来看，这话说的正是他们自己。没有拳民们的军事胜利，他们怎样也不会深感局势的严重的。

其次，在清政府方面，情况也是如此。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已经闹了几十年，总是被镇压下去。想不到星星之火，如今竟成燎原之势。5 月 27 日涿州失守后，28 日拳民就“已到丰台”，“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房屋，均有”拳民“蜂起焚烧”。拳民势力已经迫近北京南郊，使清政府感到“情势危迫”，③不得不对所谓的“剿、抚”问题最后表态决定了。

“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已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

①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187—188 页。按此时革命党人自谢缵泰于 1897 年 7 月绘制《东亚时局形势图》及其《题词》以后，在宣传工作中很重视舆图。孙中山先生在此跋中还说，此图对帝国主义列强“已割之岩疆，已分之铁路，则用着色表明，以便览者触目惊心云”（见《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188 页）。又孙先生诗系引用陆放翁《剑门城北回望剑关诸峰青入云汉，感蜀亡事慨然有赋》中的两句诗。

① 《英国蓝皮书·中国》1900 年第 3 号，第 25 件，转引自克莱门茨：《义和拳“叛乱”》，第 85 页。

②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 279 页。

③ 克莱门茨：《义和拳“叛乱”》，第 85 页。

④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 1 卷，1901 年英文版，第 56—58 页。

①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 1 卷，1901 年英文版，第 58 页。

②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第 21 页。

③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第 21 页。

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④这个说法如果只就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皇朝的某些动向来说，并结合着列强瓜分势力之深入到干涉皇位继承，把它作为伟大的义和拳运动的一幕插曲来看，还是反映出了某些值得注意的现象的。所谓“已亥建储”，指的是光绪二十五年已亥十二月二十四日

（1900 年 1 月 24 日）用皇帝名义下的一道诏书：“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俊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封载漪之子溥漪为皇子”，⑤即大阿哥，准备把光绪皇帝废掉。我们知道，废君之事早在 1898 年 9 月 21 日戊戌政变以后早就提出来了，“邵陵高贵之举，两年中未尝稍释，特忌东西邻责言，未敢仓卒行”。⑥由于列强的干涉，引起了慈禧太后和主张废立的亲贵大臣们的不满，正好这些人中大部分又对义和团主“抚”，其间当然会有一些个人恩怨搀杂在一起。但是，把拳民起义主观主义地说成是“载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 “遂利用之，以发大难”的结果，这才真是“隔靴搔痒之谈”，①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拳民起义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而不是为了拥戴大阿哥登基，在当时情况下，说到底如果根本就没有这幕插曲，拳民起义也照样是会蓬勃发展的。

事实是，尽管清政府面临危迫的情势，他仍然决定围剿拳民，孤注一掷，以求一逞。 1900 年 5 月 29 日的上谕说：拳民“戕杀武员，烧毁电杆铁路”，就是“乱民”；“著派出之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倘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炯戒”。②直隶总督裕禄的办法是三面围剿，在他 6 月 2 日《复总署电》中说：“筹办之法，总须抽拨劲旅两支：一由东安赴永、固至涿州，自北而南；一由津取道文、霸、雄一路至省，自南而北；联合已扎涞、定之营，三路兜截”。③他们围剿的结果怎样呢？在拳民浩大的声势下，武卫前军先锋马队统领邢长春只能株守在保定，武卫前军左路统领杨慕时率军于 5 月 31 日由高碑店到定兴城也被迫撤回。他们除了诱击一些拳民和百姓外，实际上已经处在义和团的大包围中了。6 月 4 日晨，拳民袭击黄村车站，清军“伤亡八十余名”，④清廷命武卫前军统帅聂士成亲自出马。聂于 6 月 6 日中午“乘火车将至廊坊”，拳民“持旗械列道旁抗拒”， “当即退至落垡调队筹备”。下午，拳民“数千来扑”，“先烧铁路，断电线，四面包袭”，激战“二时余”，清军“伤损数十人”，拳民“百余人”⑤ 牺牲，京津铁路中断，聂士成只好退回杨村。在此前后，清廷对于愈聚愈多的拳民，还曾经命武卫后军统帅“董福祥以甘军平之。董复以不能杀此老百姓、苦娃娃为辞；内外交讧，而后有失和攻打使馆事”。①

事情已经很明显，清政府不是不“剿”义和拳，而是他“剿”不了；形势又如此危急，那么他到底怎么办呢？5 月 29 日，慈禧太后曾调兵两营保卫

④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 277 页。

⑤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103 页。

⑥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一），第 47 页。

①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 4465 页。

②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一），第 47 页。

③ 同上书，第 47 页。

④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106 页。

⑤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 147 页。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119 页。

颐和园驻地。6 月 2 日英使窦纳乐“从权威方面了解，慈禧太后准备逃往西安府，因为义和拳对她本人采取了敌对的示威行动”。②特别是当时，人人都说拳民是“义民”，“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狡诈阴险的慈禧太后面对这种形势，如果逃往西安的话，那么“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③于是她采用了顺天府尹赵舒翘和何天莹的“因势利导”④的办法，于 6 月 5 日派他们两人前往涿州，宣布晓谕，准备实行改“剿”为“抚”的政策。次日，她又加派协办大学士刚毅前去谈判。

清政府准备对拳民实行改“剿”为“抚”的政策的实质是什么呢？它实际上是清政府围剿失败后的一种权宜之计。根据赵、何两人的奏折来看就是“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⑤ 至于拳民当时情况与双方谈判情形，刚毅在 1900 年 6 月 14 日的奏折上说：

“奴才⋯⋯于次日（1900 年 6 月 7 日）已刻由京启程，自芦沟桥以南，沿途查看，拳民三五成群，所在皆有。⋯⋯各乡村镇，均设有拳厂，声言灭洋，⋯⋯市面买卖照常，尚无骚扰。闻拳民等所食，仅小米粗粮，不茹荤酒，持戒甚严。琉璃河左近，聚集甚伙；涿州逼近涞水，麇集尤多。⋯⋯其幼稚者，年不过十岁上下。奴才在马上讯其练拳意欲何为？供称原为保护身家。讯其聚众欲作何事？供称近被教民欺压，是以集团报复。但一言及洋人，则怒目切齿，愿得甘心；呼洋人为毛子。因聂军之装束，近似洋人，便呼曰二毛子，持刀相向，势不两立。⋯⋯凡此之类，闻直隶、山东各州县，无处无之，蚩蚩之众，诛不胜诛，⋯⋯断无轻于用剿之理也。⋯⋯十二日（6 月 8 日）由良乡起程，途次闻涿州拳民，因聂士成派队在⋯⋯高碑店驻扎，拳民等误为洋兵，遂相抗拒；经该军饬人晓谕，该民等跪迎，聂军出其不意，轰毙拳民一二百名，自此结仇甚深。该军进剿，殊形孟浪。⋯⋯是日午刻，行至窦店，与臣舒翘，臣乃莹相遇，细加斟酌。臣舒翘回京面奏，请撤聂军。奴才当约同臣乃莹，驰赴涿州。⋯⋯惟该拳民等，因初九日高碑店伤毙拳民太多，疑惧不肯撤厂。”②

拳民一方参加谈判的是“拳魁两僧人，红巾黄带，服色离奇。曰：‘须

先退兵，且高碑店无故杀我多人，何以偿我云云’。”①刚毅要“解散”拳民是作不到的，且拳民依据过去血的经验教训，不能轻于相信清政府的诺言，同时调“涞水、定兴一带老团，复来四千余人，屯聚涿州南关”。②经过了大约一个星期的谈判，刚毅于 6 月 16 日回京，言拳民“不能解散”。①由此可见，刚毅涿州之行的结果有三：一是确定了清政府对拳民的改“剿”为“抚” 的政策，这个“抚”也不是像过去那样是以“解散”拳民为先决条件的；二是撤退了聂士成的在围剿中失败的武卫前军，使其不再为侵略中国的外国教

② 聂士成：《致荣禄电》（1900 年 6 月 7 日），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 175 页。

③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义和团》（一），第 348 页。

④ 《英国蓝皮书》，第 24 页。按恽毓鼎在《庚子日记》中亦谓“风闻銮舆有西幸之说”，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 50 页。

⑤ 慈禧：《述出宫情事》，引自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见《义和团》（三），第 436 页。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110 页。

② 同上书，第 137—138 页。按柴萼《庚辛记事》谓赵舒翘曾参与拳民谈判事，实误（见《义和团》（一），第 306 页）。

① 艾声：《拳“匪”纪略》，见《义和团》（一），第 45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