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人民面向第二次瓜分危机展开各种斗争

以 1897 年底德军强占胶州湾和俄军强占旅大而开始的第二次瓜分危机，再通过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而加深的第二次瓜分危机，使中国人民面临瓜分狂潮，“外患极度紧张，瓜分大祸迫在目前”，③“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④“看来很清楚，瓜分正迫在眉睫并且是无可避免的了”。①这就是 1898 年在中国出现的危机四伏惶惶不可终日的严重形势。

这个形势是由帝国主义列强旨在瓜分中国的让与权争夺战所造成的。在让与权争夺战中，“中国业已向全世界表明，它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正在衰亡的帝国，是一个比起有名的‘欧洲病夫’来还要更加严重的东亚‘病夫’。以‘让与权争夺战’著称于世的不体面的事情紧跟着发生了。当时，帝国瓦解之迫在眉睫乃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被证明了的。每一个外国强国都下定决心要为它自己在中国分割到一块土地，用中国人自己的措辞来说，就是中国正要被‘瓜分’（abutto bemelon—divided）——即蒙受一种鸡零狗碎式的分割和各式各样并吞的痛苦。在中日战争结束之后不到两个月就开始了互相争夺，不到两年功夫，西方列强都像一群猎狗那样呼叫着要拼命去追赶它们的猎获物了”。②时局之严重，正如康有为在《抗论德据胶州、亟宜变法自强奏折》中之所陈述：

“德人强据胶州，⋯⋯修造炮台兵房，进据即墨。⋯⋯俄、日屯买吾米各七百万， 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海内惊惶，‘乱民蠢动’。⋯⋯瓜分豆剖，渐露机芽；恐惧回惶，不知死所。⋯⋯十年前吾幸无事者，泰西专以分非洲为事耳。今非洲剖讫；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 报章议论，公托义声。**其分割之图，传遍大地；臂画详明，绝无隐讳。**⋯⋯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警乃其借端，德国固其嚆矢耳！二万万膏腴之地，四万万秀淑之民，诸国耽耽，朵颐已久，慢藏诲盗，陈之交衢。主者屡经抢掠，高卧不醒；守者袖手熟视，若病青狂。唾手可得，俯拾即是；如蚁慕膻，闻风并至。失鹿共逐，抚掌欢呼。其始壮夫动其食指，其后老稚亦分杯羹；诸国咸来，并思一脔。⋯⋯ **且铁路与人，南北之咽喉已绝；疆臣斥逐，用人之大权亦失。**⋯⋯蚁穴溃堤，衅不在大。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③

至于帝国主义列强抢夺而去、所谓“租借地”和胁迫清政府发表《不割

让声明》来作为自己势力范围的地区，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克莱门茨

（Clements，P.H.）在一本研究义和团运动的著作中说：

“这些租借权和让与权曾经把一定数量的领土置于外国的行政管理之下，并且常常附有‘尊重中国权利’的补偿条款，而中国权利却在任何方面都是没有得到尊重的。但是，真正割让的领土根本不曾限制住欧洲的侵略范围。每一个强国总是指明周围的一省或数省来作为‘势力范围’，而每个强国总认为它自己在‘势力范围’中有权统治一切。

③ 《毕盛致哈洛托》（1898 年 5 月 28 日）。见马克谟：《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中外条约和协定汇编》第 1 卷，第 125 页。

④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年列强对华外交》，第 318 页。

①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 318 页。

②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四册，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77 页。

③ 马士、宓亨利合著：《远东国际关系史》，第 411 页。

这样，租借胶州的德国就宣布山东全省是德国的‘势力范围’。俄国借助于旅顺口和大连的租借，就要求中国的东三省（满洲）为俄国的‘势力范围’。日本通过厦门的一个居留地和一份不割让的允诺，就要求福建省作日本的‘势力范围’。法国要求毗邻东京的领土，英国则通过对扬子江流域的‘含糊要求’，被认为是对其重要支流所灌溉的富庶地方拥有最优先的资格。中华帝国一共有十八个行省，列强却在这十八个行省中抢先占有了十三个行省，这十三个行省是全国人口最多的、最富庶的和最令人满意的省份， 它们包括了所有重要的航道、港口、矿产和外国贸易可能进入的经济中心。⋯⋯（这是） 历史上肮脏贪婪的一章，⋯⋯史无前例的侵略。”④

这就是说，“每一个强国都把它的利益范围看作是，有朝一日如果中国

被瓜分，那么中国这部分就会注定是它的土地”。①

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情况正如传教士所早已大肆宣传的那样，是注定必遭瓜分的了。一般“论者，谓病入膏肓，虽和缓，扁鹊不能救；火燃眉睫， 虽焦头烂额不为功。天运至此，无可挽回”。①“对于冷酷而不知悔改的帝国主义分子来说，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剥削的泉源，一个为竞争的帝国主义者落脚的地盘，中国没有管理它自己事务的能力；因此，它就是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则来设计的这个世界的不可避免的牺牲品。甚至那些同情于中国困难处境的观察家们也采取了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②

面临着如此严重的第二次瓜分危机，中国人民却没有束手待毙，而是展开了英勇的反瓜分斗争，其中包括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维新派，也包括了广大的农民群众。他们都继承了反第一次瓜分危机的斗争精神，而这一次在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和行动上都有所发展，有所前进，有所深入和提高。斗争方式也不仅限于政治方面，并且扩大到了思想方面。它们包括了 1898 年 4 月严复译著的《天演论》的正式出版，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6 月的戊戌变法，形成了维新救国运动的高潮；7 月有革命党人《东亚时局形势图》的出现，唤醒国人奋发图强反对瓜分；有余栋臣在四川发动的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武装斗争，成为 10 月山东冠县义和拳正式发动武装起义的前驱。

山东义和拳 10 月起义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转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自

④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11 卷，1977 年英文第 4 次重印本，第 453 页。按引文中的“欧洲病夫”， 指的是奥托曼帝国。

①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 4017—4019 页；《戊戌变法》（二），第 188—190 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又引文中“乱民蠢动”一语，是康有为对当时各地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的诬蔑。

① 克莱门茨：《义和拳“叛乱”》，第 36—37 页。

② 穆恩：《帝国主义与世界政治》，第 340 页。按引文中所谓的“利益范围”（spheresofinterest）即“势力范围”（spheresofinfluence），它是英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掠夺中所玩弄的外交辞令。1898 年英国驻俄大使欧格讷在《致索尔兹伯里电》中说：“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势力范围；我们也从来没有否认过利益范围。这个区别可能是一个微妙的区别”（《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一卷，第二三件）。英国的狡猾之处在于，它要用它占有优势的所谓经济性的“利益范围”去反对其他列强的政治性的“势力范围”；并且说“利益范围”不是独占的。不过，英国凭借它在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别人无法同它竞争，因而实质上也是独占的。其实，它们都是帝国主义者，本来就是一丘之貉，“政治霸权在逻辑上要导致经济霸权，而经济霸权也同样会走向政治霸权”（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年列强对华外交》，第 418 页）。其实，它们谁也骗不了谁，帝国主义列强的“每个政府都往远处看，它们不满足于其资本家所享有的铁路和矿山的垄断权所划出的利益范围，而是注意到有朝一日瓜分中国领土乃是经济瓜分的必然结果”（穆恩：

《帝国主义与世界政治》，第 340 页）。

此以后，中国人民的反瓜分爱国斗争就在义和团运动的光辉旗帜下逐步展开，形成为一个波澜壮阔的、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一步一步地取代着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让与权争夺战而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虽说这种争夺战尚在继续进行，并未停止。义和团运动作为“一个新的因素在中国对外历史中发挥作用了”。“这时，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史的人们的注意力最后在很大的程度上终于要放到中国人自己身上来了”。③下面我们就戊戌变法和余栋臣起义等斗争事迹作些论述，而把山东义和拳起义则放到中编和下编去作专题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