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酝酿中的第三次瓜分危机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一看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形势。自 1898 年 10 月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冠县梨园屯领导义和拳首次武装起义以后，中国人民于 1898 年底到 1899 年初可以说是基本上渡过了第二次瓜分危机，但却面临着紧跟而来的酝酿中的第三次瓜分危机。

第二次瓜分危机是严重的。其所以严重，就在于列强通过沿海港湾的占领和势力范围的划分，业已初步完成了瓜分中国的主要的准备工作。按照他们瓜分非洲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实例来看，剩下的就是授与该国或跨国企业家的垄断同盟、辛迪加等以统治权，或者干脆径直宣布其势力范围作为他们的保护国或殖民地这样一个最后步骤了。我们说中国人民渡过了第二次瓜分危机，指的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在 1898 年没有宣布他们这个最后的步骤。

帝国主义列强没有宣布他们这项最后步骤的原因，基本上有两个：一个原因是中国人民面向第二次瓜分危机所展开的各种斗争，使他们感到可虑， 举棋不定；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们之间在瓜分中国问题上所发生的矛盾，特别是英美集团和俄法集团之间矛盾，剑拔弩张，一时还难以解决。

中国人民面向第二次瓜分危机所展开的各种斗争，重要的我们在上面都谈到了，需要补充的是在这种危机下造成的全国性的动荡不安。“在一八九八年的春夏两季，海南岛、沙市、松浦和扬州各地都发生了排外暴动。在湖北，当地教民有大批被屠杀的危险。在那一年春季，广西有一位法国教士被杀害；夏季叛乱爆发，用兵五年才平定下去。戊戌政变之后，十月二十五日广州发生了一次排外骚动。十一月间在贵州有一个英国教士被杀害”。③在一份广州地方报纸上，刊登了一篇表达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的义愤的文章；其中说道：

“外国全是贪婪无厌的，并且准备瓜分中国：俄国攫去了旅顺口和大连湾，并且在满洲驻军二万五千人；英国实际上占有了包括有七省之多的扬子江流域；德国夺取了胶州并且要求山东全省作为她的势力范围，同时又向河南伸张；法国占据了广州湾，但是她的隐蔽而确定的计划是要全部占有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日本得到了台湾，现在又向福建伸手；中国必须提高警惕，必须改造革新，必须提防进攻。”④

对于这种情况，帝国主义侵略者不是没有看到，也不是不感到可虑。正

如在让与权争夺战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于 1898 年 10 月 24 日致函其亲信马士（H.B.Morse）说道：“当前的时势是太难于应付的了，甚至在我们最熟悉的方面，我们也不可能放胆去干，无论在什么地方，警惕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和对眼前的事情多加小心都是必要的。”①同年 9 月 30 日

到达香港、在中国考察了 3 个多月的英国海军少将、议员贝思福（Rear- Admiral CharlesBeresford）在其《观察报告》中说，英商在华投资的安全是使人担心的，“这种现存的不安全感是由于清政府的衰弱、腐败和贫穷； 也由于遍及全国的、连续不断的暴动、骚扰和叛乱”。“在四万万人口中的

③ 《拳“乱”纪闻》，见《义和团》（一），第 135 页。

④ 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 128、131、132 页。

① 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第 453—454 页。按引文中所指法国传教士为苏安宁

（MathieuBertholet），英国传教士为傅勤敏（Mr.Fleming），广西夏季“叛乱”指李立亭、洪振年等所领导的会党起义。

一次人民革命的可怕前景，行将囊括像欧洲一样大小的地区，仅靠沿海稀疏一线的欧洲文明和一些战舰对这样的灾难很少会有什么效果，或者说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②尽管如此，帝国主义者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谬论，他们无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战斗力，坚持瓜分中国。他们说：

“长期以来，中国就已经处于一个进退维谷的境遇中，束手无策。一方面有国内革命的可能，一方面有外强瓜分的危险。⋯⋯假如瓜分的问题一时不易得到解决的方法； 那么，叛乱的余烬将因此而迅速被煽成炽烈可怕的火焰。⋯⋯果然如此，必不免大量的无辜生命与商业利益的牺牲。上面所说的这一事实的可能性是不应低估的，而其可怕的结果也不能忽视。如果把瓜分与叛乱两样摆在中国人面前，让他们选择，无疑地将异口同声选择前者；因为他们虽则不免对外国人恨恶，但这种恨恶的情绪，每每能因尊敬外国人的公道与人道而缓和。一切的平民都将欢迎外国的统治。⋯⋯

“总之，帝国之谜仍然是无法解释的。⋯⋯没有任何先知能有透视现局之谜的本领，也没有任何人能预测舞台上的下一出将搬演些甚么。但仍然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存在， 而且每次在中国试用时都曾得到过成功，那就是武力的展示。哥第乌斯之结（Gordian Knot）不是无人能解吗？但在宝剑之前便迎刃而断了。⋯⋯任何一个单独国家的决心干涉都是中国无法应付的。⋯⋯究竟第一个打开这僵局的国家是哪一个？三年前一个很愉快的任务，曾经落在日本身上，就是把世界对于中国可能战斗力的错觉给纠正过来了。难道这一次的工作又要留给日本吗？若果如此，那将是我们西方国家的一大耻辱。”③

这是一篇帝国主义的典型言论。它主张通过“宝剑”即军事力量来解决

瓜分中国这个难题。它对中国人民的反瓜分斗争极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之能事，胡说中国“一切的平民都将欢迎外国的统治”。奇谈怪论，匪夷所思！ 实际上，帝国主义者也是“不能忽视”“其可怕的结果”的。与此同时，它也反映出列强之间的重重矛盾，勾心斗角，“究竟第一个打开这僵局的国家是哪一个”呢？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列强就力图强化他们在华的侵略势力，一面彼此斗争，一面又互相协商，以谋求解决他们在瓜分中国问题上所产生的矛盾。不论是通过协议，还是通过战争，矛盾到最后总是要解决的。列强之间矛盾解决之日，也就是中国面临瓜分之时；因此，我们说第二次瓜分危机是严重的，但酝酿中的第三次瓜分危机却更加严重，因为它是列强要把瓜分罪行付诸实践的最后一次了。

“在一八九九年，欧洲的一致看法不管怎么说都是，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主权的实体马上就会消失而被瓜分被宰割了。那时候，每件事情都指向瓜分： 其原因一半由于中国尚未表现出任何抵抗外国侵略的决心，另一半则由于欧洲的要求总是相对地那么易于实现”。①那时，对中国“有利害关系的列强政府都在商量这个即将来临的瓜分问题，并且对其敌手的要求力图达到一个满意的调整”。①因此，“在一八九九年和一九○○年上半年中，在欧洲消息灵

② 《北华捷报》1899 年 12 月 4 日的（译文），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3 卷，第 163 页。

③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3 卷，第 157 页。

① 贝思福：《中国的瓦解》，1899 年英文版，第 437 页。

① 刘启戈译：《北京之谜》，《字林西报周刊》（即《北华捷报》，1898 年 10 月 6 日），见《戊戌变法》

（三），第 489—491 页。按引文中的“叛乱”，主要是指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一部分为虎作伥的叛国教民自然会选择瓜分，因此，引文中所谓的“中国人”或“平民”，指的就是这种教民。

通人士中间曾经有过一种广泛流传的信念，那就是中国最后的正式瓜分即将来临”。②

这就是中国人民在 1899 年所面临的在酝酿中的第三次瓜分危机中的一般情景。

② 克莱门茨：《义和拳“叛乱”》，第 3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