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义和团运动在各地的高涨

拳民在京、津地区的鏖战，既揭穿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军对华百战百胜的谎言，又迫使清政府发布了《宣战诏书》，促成了义和团运动的高涨，形成了瓜分危机之两次缓解。义和团运动的高涨，不仅反映在京、津地区拳民的反侵略战争上，同时还反映在全国各地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之中。义和团运动是在数十年来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而义和团运动的高涨又反过来大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反洋教运动在各地的全面展开，使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和统治的斗争也同时进入了高潮。1900 年七八月间，全国各地城乡，凡是教堂林立之处，该地爱国人民，莫不纷纷斩木为兵， 揭竿而起，欢欣鼓舞，积极斗争。一时红巾遍山谷，喊声震原野，形成了全国性的反洋教斗争的反帝怒潮。在这片不约而同，深入到穷乡僻壤的反帝怒潮中，一些数十年来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外国传教士不是逃跑， 就是被杀了；一些为虎作伥、鱼肉乡里的教民大部都身首异处了；一般教民不是反教，就是逃避了；作为他们为非作歹的活动中心的教堂也大都被付之一炬了。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单凭占据几个沿海军港和大城市是统治不了中国的。所以，帝国主义列强数十年来孜孜不息地凭借不平等条约的实施和炮舰政策的威胁，利用他们的传教士在全国各地城乡的苦心经营，就为的是有朝一日，藉助于这批侵略先锋的活动，可以稳操胜算地瓜分中国，不仅在点上并且在面上也能控制和统治中国。他们的眼光是远大的，在全世界利用这个办法来掠夺领土也曾经是大有成效的。因此，所谓传教士是帝国主义列强了不起的尖兵，传教活动是他们在全世界掠夺殖民地的基础，这些都成了他们的不刊之论。不过，这些东西一碰到酷爱祖国、富于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就大触霉头而显得是心劳日拙的了。从他们开始传教，进行侵略活动的那一天起，从未停止的反洋教斗争就此起彼伏，此伏彼起，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今，在义和团运动中，中国人民又形成了一个反洋教斗争的反帝怒潮，对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和统治进行总的清算的时候到了。在这次总清算中，由于各种原因，虽然说不上彻底粉碎，至少也是严重地破坏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基础。因为散布在广大城乡的、听命于他们的第五纵队已经大大减少，星罗棋布的侵略中心已经烧的烧、毁的毁，残破不全了。代替它们的是义愤填膺的中国人民的义勇军，有如一片汪洋大海。帝国主义者如果敢于跳进去，那是很可能遭到灭顶之灾的。中国的瓜分危机就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基础这样遭到破坏从而最后得到缓解的。因此，各地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和义和团运动中都在实际上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值得我们结合实地调查进行区域性探索。

假定在中国近代史上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没有开始连续不断的反洋教运动的话，那么，中国的瓜分在这个“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掠夺领土的时代” 中恐怕来不及等到义和拳民的出现就早已完成了！假定在义和团运动中没有全国各地人民反洋教斗争的配合、支持和四起响应的话，那么，尽管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因遭到失利而发布了《大沽宣言》，尽管美国由于没有来得及抢到势力范围而发表了《海约翰通牒》，但是，由于他们瓜分中国的基础没有遭到破坏，这些《宣言》和《通牒》也可能成为一纸空文。即使一时缓解了瓜分危机，谁也难保对领土贪欲无比激烈的列强最后不去完成他

们经营了数十年之久的对中国的瓜分和领土掠夺。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在各地的反洋教斗争使帝国主义列强“的确不可能像他们瓜分非洲那样去瓜分中国。他们更不可能像英国人接收印度和俄国人接收中央亚细亚那样去接收中国”。②因此，反洋教斗争乃是义和团运动的基础，因为义和团运动是从这个斗争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伟大历史作用也是由于这个斗争之普及和高涨才得以完成的。

这个规模壮阔的反洋教斗争在这一时期基本上是在拳民起义的旗帜下进行的，所以我们把这一节命名为《义和团运动在各地的高涨》，但是，它也包括了在南方一些地区由会党领导的反洋教斗争。它广泛地分布在全国各地，声势极为浩大。我们知道，就发展过程而论，义和团运动是在 1900 年 5

月底到 6 月初时局急转直下以后，以京、津一带拳民斗争的高涨而全面爆发起来的。它以京、津为中心，并由此以辐射的形式向四面八方迅速发展。由于全国各地人民数十年早有反洋教斗争的传统，所以义和团运动一爆发，就“好像雨后春笋一样，它的组织几乎同时在所有的地方一下子冒出土来。就每一点说，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力量，开始时并不显眼，但集合所有的各点在一起，就成了一片燎原的烈火”。①这时，义和拳的发源地直隶和山东两省， 接近京、津两地的西面的山西省和东北面的盛京（今辽宁省）都基本上成了拳民活动的天下，竖起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光辉旗帜。特别是在直隶省， 据说是“不管怎么说，自六月十七日以后，运动遍及于这个首都所在的省份的其他部分，遍及它的西南部、西部、北部和东北部的地区”。①“一到七月一日——夺取大沽炮台两星期以后——拳民们就完全控制了直隶全省的局势”。在山东，虽有帝国主义挑选的巡抚袁世凯的镇压，也阻止不了这个反帝风暴的再爆发。因为它本来就是义和拳发源的地带。比如济南府邹平县东关外于 8 月 18 日午后，出现了“执有枪械”的“拳民八九十人”，“城关洋房均甚吃紧”。他们声称：“北直拳民早蒙朝廷录用，何以不令伊等学习”； “此等情形不能忍受，非学不可”。②由于“山东的义和拳始终是处于非法地位的”，他们为了反帝，在 8 月内就爆发了“与清军的四次大规模战斗，即阳信县东门里书院之战、陵县九圣庙之战、蒲台县玉皇阁之战、滨州皂李庄之战。这四次战斗使清军遭到重创，而义和拳也牺牲了二千五六百人之多。此外，在东陵、海丰、武城、阳谷、惠民、德州、平阴、邹平、冠县、济阳等县，也都发生过义和拳‘挟制官长’、‘戕害委员’、‘抗官拒捕’和‘占县’、‘闯营’等大规模的战斗”。③

在山西，义和拳的出现比起直隶、山东来要晚得多；但一经出现，发展就非常迅速。“庚子三月（1900 年 4 月）闻山东、直隶练义和拳者甚多”， “五月中旬（6 月中下旬）传言吾晋亦有之”，“迨六月初旬（6 月底到 7 月初）晋阳一川练者纷纷。未经一旬，遂联群结伴，焚烧教堂”。①可见民教之间，积怨甚深，已非一日。6 月 27 日，太原“东夹巷教堂，为义和团民焚

②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一），第 49 页。

① 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见《义和团》（二），第 188 页。

① 费伊：《鸦片战争》，1975 年英文版，第 364 页。

②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 588 页。

③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 235、237 页。

①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 150—151 页。

毁。奸谋日亟，潜聚教民益多；民心惶惶，日夜惊扰”。②由于义和团在山西的发展很快。到 7 月，太原、寿阳、曲沃等地都有拳民进城，在城、乡与外国传教士发生战斗。在太原县清源乡梁泉道教堂，潞城县高家庄、马厂村与安阳村等处教堂，都有过较大的战斗。全省包括归绥六厅在内共有 12 个府州，40 余县，都有拳民的活动，“焚毁教堂九十余所”，“几于通省之民， 半成拳党”。③

在东北地区，1900 年 2 月在营口已有拳民出现，“名为义和拳。营埠有无数幼童皆往演练，询以练此何意，则众口一词，皆以预备杀逐洋人为言”。“一呼百应，揭竿而起”。④当时，俄国人承认，“义和团的密使已对在我们铁路上做工的中国苦力进行宣传鼓动”。①6 月中旬，“奉属锦州、宁远、新民、广宁沿边一带，时有拳民出没”，“一唱百和，妇孺皆起”。②自 6 月

16 日以后，沈阳“方有练习之人，然传练甚速”。③自此以后，“盖平（今盖县）、海城、兴京、宽甸、开原，铁岭、海龙、辽阳等地都建立了义和团组织。据《辽阳县志》记载：义和团蔓延至奉天全省”。在海龙厅还“出现了由旗队兵弁组织的两支义和团”。到“一九○○年春夏之交”，义和团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发展也很快，“在吉林省长春府的拳民最多”，“省城吉林、怀德、双城、伊通、阿什河（今阿城）、宾县、三姓（依兰）、宁古塔都开始出现义和团”。“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早在“四、五月间也有了义和团的活动”；“之后，呼兰、北团林子（今绥化）、一直到祖国的北方重镇——古城瑷珲都开始出现了义和团的组织和宣传活动”。④由于东北地区受到沙俄的严重侵略，清政府又命令盛京将军增祺、吉林将军长顺、署黑龙江将军寿山等人“分练义和团民，以资战守”，并令“须先设法拆毁”关外锦州铁路，“以遏敌人来路”⑤等等，所以义和团运动在这个地区的发展是极其迅速的。

在河南，义和拳的传入较早，因为它的发源地冠县本来就在直鲁豫边区平原的北端，位置十分接近。1899 年 5 月，“有山东民人高志忠来省（开封

——引者），称系精于义和拳，意欲来此传艺”。到 1900 年 6 月义和拳在京、津兴起以后，“河南接壤直东，民间自无不闻风兴起，各思创立保卫身家”。河南巡抚裕长“亦拟”将高志忠“饬传来省，即令充当豫正营教习”。⑥一时河南全省大约有 30 个州县都卷入了反洋教斗争：黄河以北在彰德府的武安、林县、涉县、汤阴、安阳、临漳、内黄，在卫辉府的淇县、汲县、辉县、新乡、获嘉等县，黄河以南的南阳、确山、信阳、息县、商水、鄢陵、郑州等地，都有拳民的活动。⑦

② 《等笔偶存》，第 12、20 页。

③ 刘大鹏：《潜园琐记》，见乔志强：《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8 页。

④ 《山西省庚子年教难前后纪事》，见《义和团》（一），第 501 页。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 1078、1079 页。

② 佐原笃介等：《拳事杂记》，见《义和团》（一），第 239 页。

③ 科罗斯托维茨：《俄国在远东》，第 12 页。

④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 349 页。

⑤ 《盛京将军增祺折》（1900 年 6 月 28 日），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201 页。

⑥ 黎光、张璇如：《义和团在东北》，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9—42 页。

⑦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200 页。

在北部和西北地区，义和团的发展也很快。甚至远至伊犁地区，在 1900

年 10 月，“忽有天津拳党贾永潜来伊犁，在距惠远城西五里处之乌哈里克河西大庄子地方，开场教习拳棒”。①在甘肃的凉州和庆阳，在陕西的延安和汉中，在内蒙古西部的“伊克昭盟的大部分、乌兰察布盟和巴彦淖尔盟的一部分以及今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四周围的地区（包括土默特旗和当时属于山西省归绥道的七个厅，一般也称‘口外七厅’的一带区域）”、“东部昭乌达盟与今辽宁、河北交界的一些村落，主要是在赤峰一带”②等等，都是义和团活动的地区。

在长江流域地区，主要是各地会党，即哥老会等领导的反洋教运动；但是也不排除义和团运动的蔓延。虽经刘坤一、张之洞等籍《东南互保章程》的议定来大肆镇压，并谓“长江一带止有会‘匪’，并无可恃义民”；③但反帝斗争的爆发，他们是镇压不了的，只不过使其声势不像在北方那样壮大罢了。实际上，就在两江总督的驻地南京，1900 年 7 月便贴出了义和团的揭帖， 宣称“本帅所统神兵，不日由京到宁。先将教堂烧去，次将电杆毁尽”；“兵到南京之后，平民不要虚惊。神兵逐尽洋人，从此天下安宁。兵丁一切食用， 买卖必须公平”。④当时，在长江流域各省普遍发起了反洋教斗争：江苏省的徐州、镇江、丹阳、泰州、邳州、宿迁；安徽省的寿州、青阳、南陵、铜陵； 江西省的建昌、南丰、饶州、景德镇、吉安、赣州、进贤、德安、高安、婺源、建德、南城、安仁、新堤、萍乡；湖北省的蕲州、黄梅、广济、襄阳、谷城、枣阳、随州、南漳、天门；湖南省的衡州、永州、岳州、来阳、衡山； 四川省的大邑、邛州、崇庆、温江、郫县、灌县、双流、崇宁、天全、汶川、彭县、蒲江、名山、丹棱、犍为、荣县、宜宾、富顺、眉山、南部、梁山、永川、大足；①贵州省的桐梓；云南省的昆明、陆凉州、师宗、镇雄州等地， 人民都纷纷揭竿而起，有的声言要烧教堂，而在其中的绝大多数地区则拆毁了教堂，驱逐了传教士。

在东南沿海各省，义和团和会党也在各地张贴揭帖，教授拳术，烧毁教堂，发动起义。在不同程度上发生这类事件的有浙江省的余姚、诸暨、宁海、临海、黄岩、乐清、永嘉、瑞安、平阳、玉环厅、西安、开化，常山、江山等地；有福建省的福州、厦门、漳州、龙岩、汀州、邵武、建宁、永春等地； 有广东省的番禺、南海、顺德、新会、新安、饶平等地；有广西省的贵县、象州、修仁等地。在厦门的义和团揭帖上提出了收复台湾的正义要求。在福州，声讨闽浙总督许应騤的揭帖甚至贴到了他的卧室前面，说“老许老许， 老而不死，误国殃民，实为祸始”。②许应騤虽悬赏 3000 元捉拿，却始终破不了案。

就义和团运动在各地高涨的分布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说是遍布全国各

① 《河南巡抚裕长折》（1900 年 6 月 26 日），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192、193 页。

② 参阅吴应銧：《义和团起义及其后果——对河南的影响》，见《义和团研究会通讯》第 3 期（1987 年 4

月），第 5、9 页。

③ 《伊犁将军长庚等折》（1901 年 2 月 18 日），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 961 页。

④ 戴学稷：《一九○○年内蒙古西部地区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见《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211 页。

① 《义和团》（三），第 335 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 33 卷，别册一《北清事变》（上），第 127 页。

省：其中直隶、山东、山西、盛京四省，几乎全是义和团的天下；别的省区， 凡是教堂林立之处，也都有拳民领导的、或受拳民起义影响而由会党领导的反洋教斗争；甚至远至新疆的伊犁、广西的贵县，贵州的桐梓，都有大师兄前往教练义和拳，发动反洋教、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赵三多、阎书勤等人在 1898 年 10 月领导义和拳首次武装起义中所抱有的在全国“发动普遍的

起义”的愿望，不到两年，在 1900 年夏秋之际就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形成了中国人民席卷全国的反帝、反侵略、反瓜分的爱国主义的高潮。遍及全国穷乡僻壤的外国教会的统治和压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基础，不经过这样一次全国人民在各地、也基本上是在同时掀起的如火如荼的反洋教斗争，是动摇不了、也是无法加以破坏的。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不能把在各地所有的斗争情况都一一叙述，以下我们只把几个比较典型的事件抽出来谈一谈，以概其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