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

我们在前面曾经写过《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与《义和团继续坚持斗争

——从“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等节，正是从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从“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这个政治口号的变更上，我们看到了义和团运动曾经大大地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

如果我们把“顺清灭洋”、“助清灭洋”等等都看作是“扶清灭洋”这个提法的不同词句来看待，那么，把它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来正式提出，当始于 1898 年 7 月的余栋臣起义，并被后来的义和拳民起义所一致接受和广泛采

纳。在义和团运动中，这个口号流行全国将近 3 年；到 1901 年 6 月，它才被

深州联庄会起义的“扫清灭洋”的旗帜所正式替代。1902 年 4 月至 5 月，景廷宾、赵三多领导的直隶广宗起义，就是在“扫清灭洋”的旗帜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在两个口号中，都有“灭洋”二字，但含义因时间的不同而有异：前者主要指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后者则主要系指反对在中外议和过

③ 转引自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年列强对华外交》，第 275、290—291 页。

① 柯乐洪：《转变中的中国》，1898 年英文版，第 381 页。

② 同上书，第 377—379 页。

③ 田贝：《中国及其人民》第 2 卷，第 93 页，转引自丁名楠：《义和团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见《义

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第 15 页。

程中，特别是《辛丑和约》中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款及其大量赔款。无论前者或后者，“灭洋”二字都没有要从肉体上消灭洋人的意思。从 1900

年 1 月到 5 月 31 日以前，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发展很快，但在这段长时期内都没有一个外国人或外国传教士在直隶曾被拳民伤害过一事，便可为证。至于“扶清灭洋”口号的正式提出，它在当时是适应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特别是农民的认识水平，并且它在客观上也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因为当时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这个口号的提出有助于联合清政府的爱国官兵，共同抵抗外国侵略军，这已经为历史事实所证明。当然，这个口号有局限性，它使拳民丧失对清政府背叛义和团运动的警惕，因而在背腹受敌的形势下京、津沦陷。中国人民正是在义和团运动中，亲身经历到了清政府的可耻背叛和出卖，亲身经历到了中外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亲身经历到了清政府的腐败和它作为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的事实，大大提高了觉悟，才最后打出“扫清灭洋”的旗帜的。

没有义和团运动提供的这些亲身经历，中国人民在当时是很难从“扶清” 走向“扫清”的。为什么呢？鲁迅先生在讨论中国小说发展问题时就从一个侧面解释了这个现象；他说：

“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 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①

如果我们在这里把“灭洋”作为反对列强瓜分中国来解释的话，那么孙

中山作为一个“有识者”，早在 1894 年 11 月兴中会成立时就“已翻然思改革”，要“扫清灭洋”了。但是，对那些“尚啜茗听平‘逆’、武功”的广大中国人民，要他们“扶清灭洋”是可以的，让他们去“扫清灭洋”，却是比较困难的。由于义和团起义运动声势浩大，直接或间接受到它的影响的人民群众遍及全国城乡各地，加以它本身又同数十年来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具有内在联系；所以这次运动就其波及面之广大和涉及人数之众多而论，恐怕都是首屈一指的。实际上，规模壮阔的义和团运动本身就是一所提高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的学校。人民群众从亲身经历中得出的要救国必须“扫清” 的结论的作用，在当时是远比革命派宣传的“驱除靴虏”更强大、更有效的。孙中山把 1895 年他们领导的广州起义与 1900 年的惠州起义曾经作过一次比较，使他吃惊的是人民群众对两次起义失败的反映竟然如此截然不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他说：

“当初次（指 1895 年 10 月的广州起义——引者）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是庚子（指 1900 年 10 月的惠州起义——引者）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

① 柯乐洪：《转变中的中国》，1898 年英文版，第 227 页。

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②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义和团运动把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提高到了“扫清” 的新水平，那么，上述对比是不可能产生的。“扫清灭洋”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从“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是义和团运动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的主要标志。

除此以外，义和团运动促进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努力学习西方的思想已经变成“一般中国人的思想”，①而不再像从前那样局限在几个“先进的中国人”①的手中了。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经把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四人作为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他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

②孙中山认为：“自义和团以后，一般中国人的思想，时时刻刻，件件东西，

总是要学外国。”“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够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这种向外国学习的思想，只要不流于孙中山所指出的那种“极端的崇拜外国”，“完全失去‘中国人的自信力，”③的情况，那么就应该被看作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一个比较普及的阶段。

由于受到当时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从今天的一些观点来看，义和团运动本身当然是免不了有若干缺点和弱点的。一方面，像这样大规模的起义运动，在任何时候都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另一方面，参加这一运动的中国广大城乡人民又是处于受压迫、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中刚刚觉醒过来的情况下，本身往往具有一些封建迷信的弱点。这些弱点和缺点，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只有在实际运动中”，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④可喜的是，在 1901—1902 年的“扫清灭洋”的起义中，有关这类封建迷信的记载就很少了。生存下来的拳民，如祁子刚等人，还进一步发展到去参加辛亥革命的地步，可见他们的进步是很大的，也是很快的。“用列宁在一九○○年所作的描述来说，列强已经‘像贼那样偷偷摸摸⋯⋯像盗窃死人的财物’那样地开始瓜分中国了。可是，正如事变早已证明的那样，中国并没有死去，而行将死去的只不过是满清帝国罢了。巨人似的中华民族正在开始觉醒，从熟睡中觉醒得太慢是真的；利立浦特人（the Lilliputians）被绳索捆绑得太久了，他们是不大可能带着他们的绳索而立即昂首阔步地前进的”。⑤

列宁指出：“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①义和团运动在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反映出来的中国人民的觉醒代表了“亚洲的觉醒”并

②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 12 页。括号内的“中华”二字系引者所加。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252 页。

① 《有志竟成》，《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174—175 页。

② 《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 725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474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474 页。

⑤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 724—725 页。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76—77 页。

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新的阶段。自此以后，帝国主义列强认为中国是“一群没有生命力的群众”（an inert mass）所组成，用不着害怕他们的“抗议和愤怒”因而可以“为所欲为”② 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从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中国人民的觉醒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当然不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阿 Q 精神”，而是中国人民用鲜血来写成的中国近代史上最富有生命力的光辉篇章。

但是，这一中国近代史上最富有生命力的光辉篇章的写成却是来之不易的。它是以拳民们可歌可泣的英勇战斗，成千上万的生命牺牲来铸成的。可惜我们现在缺乏统计数字，只能从敌人的伤亡表上来作大概的估计。单从各地反洋教斗争敌方损失来看：“天主教的全部损失据报告为五个主教，三十一个欧洲司铎，九个修女和两个玛利亚会会员。中国天主教民被杀死或被困死的没有确切数字，但可能超过三万多人”。新教传教士的死亡数字不太可靠，估计为“一百三十四人或一百三十五人”，其中约有 1/3 为内地会传教士。新教中国教民的数字更加不准确，约为“一千九百十二人”。东正教也没有准确的统计，估计在 700 个传教士和教民中，死者“在两百人和四百人之间”。③除了为虎作伥的教民不计外，总括起来，外国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中遇害的最多不到 300 人，按“十个人杀他一个人”④的比例来算，拳民就得

牺牲 3 万。实际上，“拳民死于教、死于兵、死于法，无不视死如归”，① 他们的牺牲何止此数。但是，他们诛戮的这些大部分都具有上至总督、巡抚，下至司、道、府、厅、州县官衔的传教士，就无异于除掉了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基础。没有这帮即熟悉中国国情，又在中国各地侵略多年，拥有一群为非作歹的叛国教民的支持的传教士，列强即便瓜分了中国，他们的统治也是会架空的。拳民们如果不借助于反洋教斗争来从根本上摧毁这个万恶的基督教殖民制度，瓜分中国的危机虽可缓解，但永远不能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