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

中国近代化的问题，自 1839—1842 年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以来，就

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 学 会 资 产 阶 级 的 生 产 方 式 （ die Produktionsweise der Bourgeoisie sichanzueignen）；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

这就是说，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如果不想灭亡”，而要抵抗资

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的话，他们就必需“学会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使自己具有近代先进科学技术水平，才能使国家民族免于灭亡，不致沦为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如果我们对所谓“近代化”的目的和内容作上述这种解释的话，那么中国近代史上的中国近代化问题本身就是中国人民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需要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的东西来抵制他们的侵略的问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魏源于 1843 年 1 月就编成《海国图志》一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①的有名论点，它的意思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才能抵制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16 年后，太平天国革命领导人之一的洪仁玕于 1859 年刊行了《资政新篇》一书，介绍了世界各国大势，提出了必须学习的当时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制度和科学生产技术的立政方策。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清政府也由于“不想灭亡”而

进行了 35 年的“洋务运动”。清政府当然主要地是不想灭亡在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之中，不过我们可以不妨假定它搞洋务运动多少也存有抵抗外国侵略的意图，虽说它曾一再声明那是“为防家贼”，非“御外侮”①或“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敢信”②的。因为洋务运动的成效在客观上毕竟要由它能否抵御外侮来考验，而不是仅仅由它的当事人说一声“非御外侮”就可万事大吉的。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它的真正的历史意义在于宣告，以清政府洋务运动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化来挽救“灭亡”的破产。自此以后，中国立即面临瓜分危机，那就不是偶然的了。

这就是我们要谈的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这个问题的真实历史背景。换句话说，义和团运动正是在以清政府洋务运动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化破产以后，中国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瓜分危机之下才兴起的。清政府搞了 35 年的洋枪洋炮，没有能挽救中国；如今瓜分危机迫在眉睫，不容许，也没有时间来让清政府再搞一次洋务运动了。洋务运动“自诩为畅行新法（意即近代化——引者），岂知所谓新法者，如百结之鹑衣，聊纫针请补缀耳；以视

① 《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 545 页。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 685 页。

①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55 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② 魏源：《海国图志叙》。

泰西之新法，渺乎沧海之一粟”。①中日甲午战争宣告了 35 年来洋务运动的破产，其结果是，“利权兵权制造之权，駸駸乎及于用人行政之权，一以授之敌；无短篱之不撤，有一网而俱尽，直合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而亡之”。

②所以，即便容许清政府再搞洋务运动，也是无补于危亡的。况且，在中日甲

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洋枪洋炮，北洋水师，比起日本的来，虽互有短长，可也并不十分逊色。为什么却连日本都打不过呢？可见，在中国近代化方面的问题，不仅在于物质方面的枪炮水师，还有精神方面的爱国主义觉悟、民族主义思想等等问题，而这些在“兵为将有”的、实行封建割据的腐败的清政府方面却是极端缺乏的。

因此，如果我们从历史背景这个角度方面来观察问题的话，那么在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化关系的问题上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事实便是：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是第一次以其爱国主义觉悟和民族主义思想来充分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近代化精神的。正因为它具有近代化精神，所以有的西方观察家就认为：“义和拳”会，就其起源而论是爱国的，就其基本思想而论是可以证明为有理的”。③孙中山说，义和团血战西摩尔联军，“伤亡枕藉，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④事实上，这些爱国拳民和官兵，只要拥有洋枪洋炮的话，他们就能沉重地打击侵略者，使帝国主义联军蒙受重大损失的。拳民在京、津的鏖战和大沽口爱国官兵对来犯敌军的迎头痛击都是明证。这样看来，中日甲午战争固然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但洋务运动的破产并不等于中国近代化的破产。因为以清政府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所谓中国近代化并不是真正的近代化。它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①的口号下对近代化作出了极其片面的理解，并在以保持清朝封建政权为主要的目的下，“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②它的方向是同真正的近代化背道而驰的。洋务运动的破产就在于它对近代化的极端片面的理解，它不是真正的近代化，真正的近代化是能够挽救中国，使中国复兴的。

义和团运动不仅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近代化精神，尤为重要的是，它通过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和促进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觉醒的两大功绩，为中国人民今后实行真正的近代化保留了机会，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道路。如果当时不曾爆发义和团运动，中国遭到瓜分而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的话，那么中国也还是不可能实行真正的近代化的。诚然，帝国主义者是要在他们的殖民地上修筑铁路、创办开采原料的工业企业的；但是，他们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殖民地的经济体系，使之成为宗主国的农业和原料附庸，而不在于要发展殖民地的经济，并使之近代化。下面我们可以看一看英帝国统治印度的典型情况：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Ⅰ，第 290 页。

②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Ⅰ，第 43 页。

③ 李提摩太：《西铎》（一），第 2 页。

④ 谭嗣同：《思纬壹■短书，报贝元徵》。

① 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第 4 页。

② 《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 724 页。

“工业化的欧洲需要原料资源以及剩余资本和产品的市场。例如英国就曾向印度输出了大量的纺织品和资本，后者主要用于建筑铁路。到一八九○年，约有与英国本土铁路系统相等的一万七千英里长的铁路在印度建成。从一八九○年到一九一一年，印度铁路网翻了一番，建成三万三千英里，同一时期，英国本土只增建了三百英里左右。

“应当特别提到的是，这些铁路以及其他大的企业如灌溉工程、港口设备等等都是由英国资本来负担它们的费用的。换句话说，在印度积累了足够的资本以前，她不曾发展她的经济和增加她的出口。早期印度经济这样的发展是英印关系促进的。**但是，要点在于、它不仅促进、并且也修改了印度经济的发展，到后来还使这种发展归于无效。**英国纺织品太便宜了，如今能够通过铁路系统而分配给印度全国，从而毁灭了印度本地的手工业者，正如在一个世纪以前它们曾经毁灭过英国手工业者一样地无情。但是， 在这两种情况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别。那时英国手工业者可以到城市里那些像雨后春笋般猛烈增加的工厂里去作工；而印度手工业者却没有地方可去，因为在他们的城市里没有出现工厂。英国人当然是根本不愿意在印度去建设一个同自己竞争的工业机构的。他们宁愿让印度经济来补充他们自己的经济，而不愿让印度的经济去同他们的经济竞争。这样，印度就向英国提供原料，回过头来又接受英国机器制造的产品和建设企业的资本。

“这是一个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安排，但对印度人民却影响深远。印度人民在传统

上是通过农业和手工业来谋生的。如今，手工业者虽被迫削价谋生，却找不到生活来源的替换物。农民也不是没有触及到，因为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卷进了替英国工厂生产黄麻和其他商品。这就是说，他们再也不是仅仅喂养他们自己和附近城镇的人民了。如今， 他们已是世界经济的重要部分，受到世界经济市场波动和危机的影响。欧洲在引进医药科学和保健措施方面也基本上影响了印度，结果是人口急剧增长。这事也同样发生在欧洲，但欧洲的数百万人口却可以去到城市和海外，而印度人则两方面都不能去。因此， 纯结果就是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停止。

“那时，新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附属国地区冲击的性质就是这样。印度是被用来作为这种冲击的一个例证的，在其他地区也同样是这个普遍的模式，虽说也往往 带有地区性的变化。应该记住这个模式，因为它可以说明今天全世界为什么会被 分为发达的世界和不发达的世界的理由，可以说明在这两个世界的生活水平上如 此骇人听闻的差别为什么竟占有压倒的优势的理由，还可以说明这个不发达世界 的人民为什么在他们取得政治独立以后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变成发达的——尽可 能快地达到西方经济水平的理由。”③

印度经济那时作为殖民地经济的模式说明，它虽然被拉进了近代化的世

界经济，但它本身并没有近代化。殖民地化与近代化完全是两码事，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否则，由绝大多数是当年殖民地组成的今天的第三世界，为什么其中没有一个成为发达的国家了呢？近代化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政治的独立。殖民地是没有政治上的独立的，根本谈不上近代化的问题。我们之所以原原本本地引述上面关于印度经济的模式这段文字，就为的是说明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关系到我们对义和团运动的一个根本上的评价问题。比如说，有一种看法经常下意识地或者片面地强调和夸大拳民们某些迷信活动的外壳而忽视其练习拳艺武术、保家卫国的合理内核以后认为，义和拳起义乃是“中国反对进步的历史中的一个事件”（episode in the history

③ 张之洞：《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见《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十七，第 22 页。

of China’s re-sistance to progress）。④这种看法似乎要着重说明一个问题，即如果没有义和团运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没有这样一个“反对进步的”势力存在的话，中国就可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进步会更快一些。否则，为什么它们总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在义和团的迷信外壳问题上大作文章，纠缠不清，而忽视或者根本不承认义和团运动曾经起到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主要作用呢？如果不就近代印度经济的模式来对殖民地化和近代化的关系作出一个明确的说明，那么，上述那种对义和团运动的似是而非的看法始终会是若明若暗，时隐时现，得不到一个正确的解决途径的。当然，义和团运动不是没有缺点，我们这样来看它的主流不过是“识其大者”罢了。

就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来看，我们之所以说它为中国人民今后的近代化事业保留了机会，创造了条件和开避了道路，乃是由于：它一方面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使中国避免了走上殖民地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它又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加强了一般中国人要学外国的思想，去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原故。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它在政治上也同殖民地一样并不独立，虽说在程度上它们之间有所不同，加以清政府的腐败和继之而起的北洋军阀的混战，使近代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历尽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但是，这些事情是不能由义和团运动来负责任的。在这里我们当然不能说，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反对进步的历史中的一个事件”。由于它同中国近代化事业具有上述的密切关系，我们只能说，义和团运动乃是促进中国进步的历史中的重大事件。

④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7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