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时代的考验：《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

义和团运动向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都提供了起义的机会，同时也向他们提供了一个时代的考验。这就是如何认识中国在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危机的时代之中怎样才能救亡图存的问题：是他们的自立军起义和惠州起义阻止了列强瓜分中国呢？还是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列强瓜分中国？这个问题于 1901 年初由中国留日学生在横滨出版的杂志《开智录》上所发表的一篇题为《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的文章中加以回答了。②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维新派本来都具有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爱国主义的传统。但是，在中国面临第三次瓜分危机，义和团反瓜分运动席卷全国之际，维新派认为“勤王”，革命派则认为推翻满清政府才可以救亡图存。双方也都为此而举行了起义。到了这个时候，自立军起义和惠州起义都相继失败，义和团运动的高潮也由于我们在下面即将谈到的京、津失守而渐进尾声。一些受资产阶级革命派影响的中国留日学生这时已经知道中国的瓜分危机正在缓解，“平日唱兵力瓜分、和平瓜分之议，或涂红圈绿线于支那地图谓某地为某国势力范围之企图，亦未胆敢如前之猖獗”。那些“狂思妄想，豆剖瓜分我中国者”，已在“废然变计”③的过程中。这些关心祖国命运，深受“民权独立、政体自由”影响的青年学生面临着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不得不探究一下是什么力量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他们斩钉截铁地认为，这是义和团运动而不是什么自立军起义或惠州起义。因此，他们就根本不提这些起义而只提出了一个“义和团有功于中国”的论点。

这篇文章首先揭露了号称所谓“文明”国家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本来面目，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五），《庚子惠州三洲田革命军实录》，第 17—20 页。按孙中山在惠州起义中，指望得到日本的援助。台湾日本当局企图在福建沿海，特别是在厦门有所行动而利用孙的起义；结果，孙中山是受骗上当了。一些假装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政客从中破坏，准备运给起义军的械弹全是废铁。10 月19 日伊藤博文组成日本新内阁，禁止日本军人参加起义军；孙中山本人也在台湾被驱逐出境，于 11 月 10 日离基隆，19 日抵达横滨。

② 按史坚如就义前，“没有出卖他在广州的任何朋友，但据清统治当局的原始资料说，他曾提到杨衢云是他加入兴中会的介绍人，并且指派他在广州担任密谋的首领。”（见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之起源》，第 219 页）1901 年 1 月 10 日，杨衢云在香港被清政府派人行刺，次日死于医院。1901 年 8 月郑士良亦在

香港逝世，据说也是被清政府收买的凶手毒死（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一），《郑士良事略》，第 25

页）。

③ 林奇：《两个欧化的东方人》，《展望杂志》第 67 卷第 12 期（1901 年 3 月 23 日出版），转引自《孙

中山年谱》，第 51 页。

他们是“世界上最令人可惊、可惑、可憎、可恶”的国家。为什么呢？他们明目张胆地采取强凌弱、众暴寡的方针，利用船坚炮利作为手段去强夺他人土地，使之成为自己的殖民地，这是“可惊”的。他们在强迫他国赔款割地后还说自己有“不得已之苦衷”；或“今日唱瓜分之害，明日唱保全之议”，这是“可惑”的。有的国家“内政始修，外侮仅镇”；但“见人之横侵强索于他人也、则执干以随人之后”。“设反问已国昔日之景况如何”，则“绝不自量”，这是“令人可憎可恶的”。此文在这样批评了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后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所谓文明固如是耶”？①

在中国面临瓜分危机的时候，为了救亡图存，义和团是起义有理的。“中国人虽至愚不肖，横览列国，纵顾己邦，长江黄河促人激发波涛之声，洋洋盈耳！尺蠖之屈，尚知求伸，岂天之特别降我人种，使长此幽牢密网，如没脑气筋之物，毫不察觉，甘受第二犹太之恶号，印度、埃及之失权哉”？文章批判了那种过分渲染义和团愚昧迷信的观点说：“夫义和团岂不知寡不可敌众，弱不可敌强哉！然出于爱国之心，忍之无可忍，故冒万死以一敌八，冀国民有‘排外’自立之一日也。而谓二三民贼，托神托鬼，所能使其履险如夷，置生死于不顾哉？”①在清政府卖国投降的政策下，对列强“夺我之土，掳我之财，凡外人之要求也则顺手与之”的情况下，在“中国人柔筋脆骨，已为万国所不齿矣，绝东老大之号，第二犹太之名，已凄声盈耳矣，甲午一败、割地求和，俯首帖耳，任外人之予取予携，不敢稍违豪命，人心板板，民气毫无”的境地下，难道中国人民就任人宰割，至死不悟吗？在当时首揭反瓜分之议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戊戌变法的维新派，他们的领袖们在清政府的反动镇压下都不得不亡命海外的条件下，难道中国人民就不能奋起斗争，默然忍受瓜分肢解，亡国灭种的命运吗？不能！不能！因为这本是当时反动透顶的种族主义的谬论。我们具有数千年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华民

① 按这篇文章是在 1901 年 3 月 20 日出版的《开智录》第 6 期上发表的。《开智录》是粤籍留日学生郑贯

一等在 1900 年冬利用资产阶级维新派《清议报》杂志的“印刷和发行机构”而“创办的一个半月刊”（见

史扶邻：《孙中山与革命之起源》，第 240 页）。康、梁等在戊戌政变后亡命日本时，于 1899 年春“在横

滨发刊《清议报》，大倡保救清帝光绪之说。”（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一）《横滨清议报》，第 63

页）1899 年 12 月 19 日，梁启超离日赴檀香山后，“《清议报》笔政由麦孟华摄理，报中文字则由湘籍学生秦力山、蔡松坡、周宏业诸人分任之。郑贯一亦驻该报任助理编辑，时《清议报》言论大受康有为直接干涉，稍涉急激之文字俱不许登载。诸记者咸以为苦，而莫敢撄其锋”。郑贯一乃约同学冯自由等“同创《开智录》，专发挥自由平等真理”。“凡有《清议报》销流之地，即莫不有《开智录》，各地华侨以其文字浅显，立论新奇，多欢迎之，尤以南洋群岛为最”。事发后“《清议报》经理冯紫珊遂不许《开智录》在该报印刷，并解除郑编辑之职。《开智录》出世仅半载，以无所凭借，由是告终”（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一），《横滨开智录》，第 95—96 页）。《清议报》“于庚子年（1900 年）冬骤遇火灾”， “停版歇业”（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一），第 64 页）。《开智录》后亦停版。《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一文后由《清议报全编》收入时未署名，而“1903 年出版的《黄帝魂》这个论文集中收入此篇，亦未署名，据章士钊说，《黄帝魂》一书的编者是黄藻，他也是这篇文章的作者”。（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 651 页）据新近发现的《开智录》原刊本上，本文是有署名的，即“贯公”，即所谓“本会会员郑君贯公”者，当系郑贯一（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五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43、444、474 等页）。

① 《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三联书店

1960 年版，第 62 页。

族，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大无畏精神，在义和团即义勇军的形式下，已经挺身而出，排除万难，自我牺牲，不计成败利钝地站起来，勇敢地走向反帝爱国斗争的第一线了。拳民们“蜂蜂然，轰轰然，视死如归，摇动世界。屠外使，火教堂、毁公署、拆铁道，动天下之兵，寒列强之胆；虽坚船云集，巨炮雨飞，而犹苦战多日，前仆后兴，直至政府倾，首都破，国主西狩，然亦雅不欲罢”。他们“不管政令，攘臂呼号，一唱百和，揭竿而起”；“一诚所感，声振全球。则平日所鄙我以睡狮病兽者，亦未尝不谓言之太过也！”“今虽败师逐北，溅血横尸；然其勇之一字，未尝不轰全球人之耳，电全球人之目也”。②

法国 16 世纪的小说家拉伯雷在《巨人传》中写道：“没有比老百姓的勇武更可靠、更坚固的城墙了。”①《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这篇文章在盛赞义和团的英勇精神以后认为，“时至今日，执成败论人之辈，直指而目之曰‘匪’，蹂躏北部，颠倒政府，启衅邻邦，请盟城下，是贻国家百年之羞也。记者曰：噫，是何言哉！”“义和团之揭竿起也，虽未达其灭洋之目的，而亦开历史之辉光”。义和团对中国是有四功的。第一功是义和团的斗争大大地削弱了满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势力，从而“茁固有民权之萌芽”。第二功是在这次运动中，中国人民通过中外谈判的活动细节，“于是林林总总四万万人始知有国耻”而“望国政之改革矣”。第三功是拳民勇武斗争的精神代表了中国的“民气”，“春雷一振，万物皆苏”，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妄想豆剖瓜分我中国”。第四功是列强在利用掠夺让与权，占领沿海军港，划分势力范围等施加于世界上其他各国的有效的瓜分殖民地的办法在中国遭到义和团的反抗，行不通以后，正处于无所措手的境地。即便他们野心不死，但在目前也还不知道应“立何种之方针，施何种之政策”。①

正如马克思对 1848—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分析中所指出：“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是革命政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②马克思这段论述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于由拳民起义所形成的义和团运动的全部过程。1902 年 4 月，景廷宾在义和拳的发源地梨园屯以北不远的直隶广宗县竖起的“扫清灭洋”的大旗，就表明了他们已经开始摆脱了在三年多以前在“扶清灭洋”旗帜下所摆脱不了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这篇文章认为拳民运动茁长了中国人民“固有民权之萌芽”；通过运动，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始知有国耻”而力图“国政之改革”等等，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提出问题和观察问题的。鲁迅先生也指出：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③

② 同上书，第 58—59 页。

① 《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 59 页。按文中所谓“排外”一词，是指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而言的。

① 《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三联书店

1960 年版，第 59—61 页。

② 拉伯雷著，成钰亭译：《巨人传》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10 页。

③ 《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1 卷上册，第 59—62

在横滨《开智录》上刊登的这篇《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对当时在那里活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维新派来说，可谓一新耳目，起到了发聋振聩的作用，因为他们都是反对义和团运动的。维新派在其喉舌《中外日报》上曾说义和团是“乱民”，“乱民必宜剿，必不宜抚，宜急剿必不宜缓”。④ 革命派在他们《致港督卜力书》上也曾说义和团是“酿祸奸民”，“妖言惑众，煽乱危邦”；认为“平匪全交，乃为至理”。①把这些话拿来同《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中的论点相比较，真是南辕北辙，有如水火之不相容，枘凿之不相入。如今，居然在他们海外活动中心的地区之一横滨来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应是在他们中间一场激烈的思想政治斗争的结果，也是他们之中一部分人敢于承认现实，改变观点的结果。我们估计维新派的《清议报》之所以“不许《开智录》在该报印刷”，②观点不同当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孙中山之所以承认义和团运动使人“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③的观点，也很可能是以阅读此文为嚆矢的。这是时代的考验，能否与时俱进这一点，决定了维新派的日趋式微，也决定了革命派的逐步成长。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393 页。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73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 252 页。

② 《歼厥渠魁说》，《中外日报》（1900 年 6 月 17 日），见《义和团》（四），第 183 页。

③ 《致港督卜力书》（1900 年六七月间），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 19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