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京的沦陷（1900 年 8 月 14 日）

天津是在 1900 年 7 月 14 日失守的。虽说裕禄、宋庆、马玉昆等人早在

13 日就已率领清军逃之夭夭，奔往北仓和杨村，但敌人根据中国军民在天津激战中的英勇和拳民抵抗西摩尔联军的显著战绩，没有对裕禄等人实行追击。他们根据上述情况，不敢立即派兵进犯北京，救援使馆，并且还对今后的军事行动作出了如下三点估计：

第一是必须增加侵略军的数量。“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所造成的普遍信仰

——即只要有近代军队一万人，就能随意驰骋于整个帝国的论点——如今是已经完全放弃了。军事专家们目前的估计是，仅仅保持从大沽到天津的作战根据地就需要两万人；而要进军北京，则需军队五万人至十万人左右”。④ “事实上，西摩尔退回之后，联军官方估计推进到北京和维护交通线，所需的武装部队得从二万五千人增加到四万至十万人”。⑤

第二是义和团运动可能发展成为游击战争。当时在天津的法军统帅“佛莱将军（General H.Frey）认识到义和团叛乱如果发展成为游击战争所牵涉的危险”。“对联军来说，幸运的是满清政府并没有如中国人自一九三○年起所作的那样，大规模地发展游击战的战术和政策。义和团的狂热和排外主义（应读作反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引者），尽可以为游击战争中的艰苦危险生活提供必要的推动力量。如果这次战争恶化为游击战，联军可能会发现自己已经被拖入一场漫长而消耗巨大的战争之中。即使是现代的军队，以他们的炽烈火力、空军的支持和机械化的速度，也不易于找到一条解决游击战争问题的答案”。①法国侵略军曾经在 19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在越南北部被刘永福领导的中国黑旗军所开展的游击战争打得晕头转向，损兵折将；所以佛莱将军认识到这一点是有前车之鉴的。

第三是清军爱国官兵的战斗力也不可忽视。“中国人在大沽，特别是天津的炮兵是杰出的。他们射击准确，阵地选择恰当，转移做得很好；还击的炮火常常证明比联军技术高超。攻克天津城区时联军大多数的伤亡都是炮火所致。中国的炮手是受外国人训练的，而他们对课程又学得很好。有时，中国军队很会利用地形；他们广泛地准备了阵地工事，地势还选择得好；在战

② 同上书，第 156 页。

③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见《义和团》（二），第 39 页。

④ 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见《义和团》（二），第 188 页。

⑤ 朱生豪译：《约翰王》，见《莎士比亚全集》（四），第 300 页。按原文在这里所指的一个民族是指英格兰人民说的。

①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 252—253 页。

斗中，他们表现出他们是掩蔽与隐藏的好手。直到被敌人挫败，都证明他们有顽强抵抗的能力”。②可见天津的失守，并不是由于爱国的清军官兵没有战斗力，也不是由于义和团作战不英勇，而的的确确是由于宋庆等卖国投降、不战而逃、屠杀拳民所造成的恶果。

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军在天津失守后继续增加。到 7 月 18 日，联军麇集天津者已达“三万四千三百人”。③此后还陆续有所增加，并由大沽开赴天津。8 月 3 日，联军统帅开会，决定于次日“以一万八千三百人大炮七十尊”，

“进兵至北仓及杨村”。①其中日军 9000 人，大炮 24 尊，以山口素臣将军

（General Yamagachi）为统帅；俄军 3500 人，大炮 16 尊，以林涅维奇将军

（General Lin-ievitch）为统帅；英军 2500 人，大炮 12 尊，以盖斯利将军

（GeneralGaselee ）为统帅；美军 2000 人，大炮 6 尊，以沙飞将军

（GeneralChaffee）为统帅；法军 1000 人，大炮 12 尊，以佛莱将军为统帅；

意大利军和奥地利军共 100 人；至于来华德军此时尚在途中，故仅派出 200 人参加。8 月 4 日夜，联军以英、美、日军为左翼，沿运河右岸（西岸）前进；以俄、法等军为右翼，沿运河左岸（东岸）前进。

当时，清政府在京、津间的兵力不下 10 万，②应该说是能够抵抗这支不

到 2 万人的帝国主义侵略军的。但是从 8 月 4 日到 8 月 14 日北京沦陷这 10

天中的战况来说，除了 8 月 5 日的北仓之战，在拳民的参加下尚给敌人以创伤外，③联军实际上是在没有碰到什么严重抵御的情况下前进的。这是因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这时已经确立。8 月 7 日谕令“授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即日电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①敌人在进军，清政府要“停战”，前线战士如何是好呢？北仓之战以后，联军于 8 月 6 日陷杨村， 宋庆、马玉昆逃通州，裕禄逃至南蔡村自杀。8 日南蔡村失守。9 日联军占河西务，10 日占马头，11 日占张家湾，12 日占通州，13 日兵临北京城下。其间虽有抵抗派将领李秉衡于 8 月 9 日前往河西务接战，但局面已经无法挽回了。“河西务未立营垒即被冲破，各军纷纷逃溃，势不可止”。②李秉衡于

② 鲍威尔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二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华书局 1978 年版， 第 68 页。

③ 鲍威尔：《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二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 71 页。参阅佛莱：《法国人及其盟友在北直隶：一九○○年的中国战役》，1904 年法文版，第 119—120 页。

① 鲍威尔：《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二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 70 页。

② 佛甫爱·加米、施米侬：《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 304 页。按这 34400 人中，有俄

军 10000 人（步兵八大队，骑兵四中队，炮兵七中队），日军 9000 人（步兵七大队，骑兵三中队，炮兵四

中队），英军 6000 人（步兵六大队，骑兵四中队，炮兵三中队），法军 2600 人（步兵三大队，炮兵三中

队），美军 2500 人（步兵五大队，炮兵一中队），德军 4000 人，奥军及意军各 150 人。

③ 佛甫爱·加米、施米侬：《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 304 页。

① 按天津失守后，“马玉昆部十五营，聂士成余部四营，吕本元部五营，何永威部五营，安卫军二营共约一万五千人退至北仓，宋庆部十三营退至杨村。芦台有武卫前军冯义和部十七营，胡殿甲部五营； 此外，部分勤王之师也陆续到达；杨柳青有记名总兵蒋尚钧部豫军五营，北京附近有湖北提督张春发部武卫先锋左翼十营，江西按察使陈泽霖部武卫先锋右翼十营，总兵夏辛酉部嵩武军六营，总兵万本华部晋威军四营，陕西布政使升允部陕军八营，甘肃布政使岑青煊部甘军六营，北京城内有驻军六七万人。总计京津间兵力不下十万”（军事科学院：《中国近代战争史》第 2 册，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58 页）。

② 按在北仓之战中，联军中以日军伤亡为最，“死亡军官一名，士兵四十一名，失踪八名，受伤军官十二

10 日退至张家湾，11 日吞金自杀。他总结当时的战斗情况说：

“就连日目击情形，军队数万充塞道途，闻敌辄溃，实未一战。所过村镇则焚掠一空，以致臣军采买无物，人马饥困。臣自少至老屡经兵火，实所未见。兵将如此，岂旦夕之故哉。”③

这正是再现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兵败如山倒的情况，它是慈禧太后、宋庆

等人“以剿为防”的卖国投降政策的恶果。这种情况证明：没有义和团的参战，帝国主义侵略军真是可以为所欲为了。

北京是在 8 月 14 日被联军攻陷的，我们现在需要回顾一下沦陷前北京的

情况。如所周知，清政府在 6 月 20 日下令围攻使馆，曾经引起了一贯作威作

福的列强驻京公使们的一度惊惶失措。其实，慈禧太后早作了部署，她于 6

月 22 日下令以载勋、刚毅统率义和团民，并以英年和载澜会同办理，来控制拳民的行动，并在围攻使馆中，以“董福祥军其西，武卫中军军其东”，“四面扎住，不许义团帮打”。特别是荣禄所统的武卫中军，到处“搜掠”，“白昼抢劫，遇义和团亦用枪打，而义和团东城遂少”。④到 6 月 28 日，又在“北御河桥悬挂白旗，旁有告示一张⋯⋯云：‘奉旨停战，保护使馆’各等语”。

①先是，刘坤一于 23 日电请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声明中朝绝无助拳拒洋之意”。②25 日李鸿章电请“保住使馆”同日军机处电谕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称“现在兵民交愤，在京各使馆势甚危迫，我仍尽力保护”； 26 日又电谕他们说：义和团在“京城蔓延已偏，其众不下十数万”。“剿之， 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③27 日清政府收到了刘坤一、张之洞等对 21 日的《宣战诏书》的反对意见，其中说中国“可以抗拒各国，臣等决不敢作此矜夸之语，以欺君父而误国家，”“在京各国使臣，亦宜设法挽留”，④等等。对于这些督抚的意见，慈禧认为是“度势量力”，“诚老成谋国之道”。⑤所以围攻使馆，实际上是在保护使馆前提下的围攻。难怪身历其境的赫德要说：“很可能有人为了给我们以部分保护而加以干预：历次攻击并不是由政府所能调动的数目的兵员所发动——他们从来没有击中过要害，总是正当我们恐怕他们会成功的时候便停止了攻击——并且，假定在我们周围的军队真正彻底下决心攻击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坚持一个星期，或许连一天也坚持不了。因此，有某种保护存在的解释是可信的—

—有人，或许是知道摧毁使馆会断送帝国和朝代的一个聪明人，在发布和执行摧毁的命令之间加以干预。”⑥这个在发布摧毁使馆命令和执行这个命令之间加以干预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慈禧太后本人授权荣禄这样干的。

名，士兵二百三十四名”（兰多：《中国与联军》第 1 卷，第 352 页）。

③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446 页。

④ 同上书，第 469 页。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469 页。

②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义和团》（一），第 348 页。

③ 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纪略》，见《义和团》（二），第 410 页。按一说此事出现于 6 月 25 日夜间（见

扑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困记》，《义和团》（二），第 264—265 页）。

④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179、186—187 页。

⑤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179、186—187 页。

⑥ 同上书，第 195、187 页。

在 7 月 14 日天津失守以后，清政府和使馆之间开始了“信件往来”⑦的关系。首先向使馆送信的行动是由荣禄开始的。他向他的叔叔（时任四川总督）奎俊说：“姪现仍竭力保护各使臣无伤，尚可作将来转圜地步；否则， 长驱直入，势将灭国矣。岂不痛哉！幸各使尚未死。昨好容易拿住一汉奸， 令其送信，以通消息。总算（以）拳民攻击为词，好在各使亦怕到极处， 求救不得，得着姪信，感激万分，即请不必开枪炮。现在已阻住不相攻（月之十八日事也）。昨又活捉一鬼，姪赶紧送回，以全和好”。①7 月 20 日， 总理衙门奉旨送给各国使馆“一些西瓜和其他蔬菜”；26 日，又奉旨“送来另一批西瓜和蔬菜，而且还有一些大米和一千磅面粉”。②这是清政府公开叛卖义和团爱国运动的标帜。“时兵勇团民皆不服，意颇汹汹”。“团民因大内（宫内——引者）送各外国物件，皆不服，恐与外国和约，将团众制服； 并因西直、阜成、德胜三门，准义和团出，不准入，勇扎甚严，各团皆要散坛”。③正如天津拳民因宋庆、马玉昆的屠杀而散去，预示了天津的沦陷一样， 北京拳民的散坛也就说明它的失守也为期不远了。清政府的叛卖行径，只能引起团民的愤怒和鄙视，也只能使帝国主义列强更加迅猛地向北京进军。那时，对东交民巷使馆和西什库教堂，均“以友邦礼敬之，不知是何意见，亦不知有何妙理，令人不解。现在各外部业有怒目横视之意，大祸、大局、大变、大乱、大数、大劫，此六大也。现在中国驻各国出使大臣均照常办事， 往返发电，均由山东巡抚袁世凯转来”。④

8 月 13 日午夜，俄军向东便门进攻，遭到义和团和爱国官兵的抵抗，“守

护极严，急切未能得手”。①日军于 14 日上午八时在朝阳门、东直门外开炮轰城。英军在当天十一时左右进攻广渠门，十四时乘虚入城，并于十五时左右从水门爬进东交民巷使馆区，又分兵占天坛。美军随英军于十七时许进入使馆区。进攻东便门的俄军于 14 日午后在部分美军配合下从城门洞隙处爬

入。日军于 14 日二十一时四十分占东直门，又北占安定门，二十二时许攻入

朝阳门。法军亦于 14 日午夜入城，于 15 日前往西什库北堂解围。16 日，联

军攻占紫禁城。17 日，列强侵略军占领了北京全城。在这次战役中，俄军 106 人受伤，28 人被打死；日军 120 人受伤，30 人被打死；“英国人没有交战就进了城”，有“两名印度兵在使馆院子里被打伤”；“美国人也同样不经交战就进了城，在街道上大约有二十人受伤。其他国家都没有参加进攻北京的战役”。500 名法国兵“是在进攻之后才到达北京的”。②联军既入北京，“各国使馆被围六十日，至是始解。此六十日，非中国兵力之不逮，盖明为攻击，

⑦ 同上书，第 195、187 页。

① 赫德：《北京公使馆：一个民族起义和国际事件》（1900 年 8 月），见《“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第 39—40 页。

② 《英国蓝皮书》，第 99 页。

③ 荣禄：《致奎俊》（1900 年 7 月 18 日），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 138—139 页。按“月

之十八”即 7 月 14 日，可见荣禄从天津失守的当天就已经明目张胆地阻止进攻使馆。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④ 《英国蓝皮书》，第 108、110 页。

① 《石涛山人见闻志》记 7 月 20、21 两日事，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 91—92 页。按义和团准出不准入的上谕虽说是从 7 月 26 日开始（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 15 页；杨典诰：《庚子中外战纪》），但在实际上却早已这样作了。

② 《石涛山人见闻志》。见同上书，第 92 页。

暗则保护焉”。③“一致的看法是，驻扎京师的军队有力量攻下使馆这一角”。可是，荣禄等人“显然在暗中破坏了它。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单位，荣禄的队伍并没有参加过进攻的痕迹。尤其是在占领北京之时，联军还发现了大量的现代化枪炮，没有发给那些参与攻打使馆的正规军或非正规军”，是“有意扣留不发”，④完全暴露了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

①的可耻的卖国投降面貌，充分证明了它在 6 月 20 日所发布的《宣战诏书》， 尽管激昂慷慨，也无非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不过，它这种态度却没有取得主子们的谅解而缓攻北京，因为帝国主义列强认为它不曾担负起它们需要它来镇压中国人民起义的责任，从而阻止了他们瓜分中国的原故。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只好在北京沦陷之际仓皇西遁了。据说，她在 8 月 14 日曾经五次“召见军机王大臣”，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刚毅、王文韶、赵舒翘三人”，连会也开不起来了。15 日黎明，她改装穿“蓝布夏衫”，光绪穿“黑纱长衫”，带着大阿哥溥俊“由神武门出西直门，至颐和园少憩”②后出走，17 日逃到怀来，30 日至大同，9 月 10 日抵太原，10 月26 日逃到西安。负责北京城守的荣禄则于 8 月 15 日狼狈逃窜良乡。他虽“新翻花样胜龙韬”，毕竟是“强兵压境全无术，开府骑猪作鼠逃”③了。后被“命为留京办事大臣，已而诏诣西安”。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