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拳民继续坚持斗争——从“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

（1900 年 8 月—1902 年 7 月）

京、津沦陷是清政府叛卖义和团运动的结果，同时也标志着义和团运动高潮的结束。慈禧太后自 1900 年 8 月 15 日自北京仓皇西遁后，于 19 日在怀来县发出谕旨寄李鸿章，利用联军不瓜分中国的《大沽宣言》来作为保存清皇朝的借口说：“彼方以代民除‘乱’为词，谓于国家并无他意”。④9 月 7 日，她为了进一步卖身投靠列强，竟然颠倒是非，把帝国主义侵略军首先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完全转嫁到义和团身上，认为“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 正式发布了剿团谕旨：无耻地说什么“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 命令“地方文武各官严行查办，务净根株”，“实力剿办，以靖乱源”。① 她再也不像两个多月以前把义和团称作“义民”或“义兵”，要各省督抚把他们“招集成团，借御外侮”②的了。这是很典型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以镇压中国人民的一幕丑剧，把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利益，把中国从瓜分危机中挽救过来的义和团从此抛进中外反动派共同镇压的血泊之中了。

对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的这种叛卖行径，对他们这种翻手为云覆手雨的卑鄙伎俩，广大的义和团爱国群众是嗤之以鼻的。拳民们说：“他们皆已逃走，何配称为太后、皇上？”当怀来县令吴永为此作辩护时，拳民认为：“此乃二毛子口气，应当宰了！”③在京、津沦陷后，与清政府大小封建官僚狼奔豕突、纷纷作鸟兽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拳民们本着“官败民不败”、“除国之大害”④的英勇爱国精神，在京、津郊区潜伏下来，阻击敌人，坚持斗争。他们同坚持抵抗的爱国官兵一起活动，形成了一种对外国占领军的巨大威胁。那个既作帝国主义谋士、又是清政府官员的赫德在 1900 年 9 月 11 日说：“义和团和中国兵已在距（北京）城数里处出现。”12 日他又说：“义和团正成群结队来到北京周围，甚至在城内出现，昨天他们准备架走一个法国人！再来一次更大规模的围攻或封锁，也很有可能。”①9 月 15 日，“俄、德兵出彰仪门（广安门——引者）击义和团于城西之七十里，俄兵败绩”； “是役也，俄兵伤亡不少；俄人服义和团之能”。②俄兵后来是在德兵的援助下才打败了拳民，免于被歼灭的命运的。敌人虽说占领了北京城，但京城周围“各寺庙和西山都充满了义和拳。不带卫队乘车下乡是很危险的”。③

至于直隶各处，义和团更是方兴未艾。据暂护直隶总督廷雍在 9 月中旬奏称：“如交河之齐家堰，⋯⋯容城、新城交界之白沟河，静海之独流镇， 文安之胜芳、苏桥一带，均为拳‘匪’巢穴，动聚数万人，广有快枪，敛捐粮草，水旱各路盘诘来往。广平府前有拳‘匪’攻袭郡城，⋯⋯河间府拳‘匪’

④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 299 页。

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 4 卷，第 149 页。按所谓“杨儒固执之功”应读作“杨儒不畏强权、坚持真理，坚持爱国之功”。

② 金家瑞、林树惠：《有关义和团上谕》，见《义和团》（四），第 39 页。

③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 4540 页。

④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163 页。

①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见《义和团》（三），第 401 页。

② 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见《义和团》（二），第 188 页。

③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 10—11 页。

围城。⋯⋯其余各处拳民，众寡不一，旋散旋聚，粮赋差徭一概抗停，凡事不容地方官作主”。④他又说：“现查顺、直各属，拳‘匪’众多者，共计三十余州县：⋯⋯涿州一带⋯⋯白沟河一带、⋯⋯河间府一带、⋯⋯静海一带” 都是拳民集中活动的中心；“此外如大名、广平、宣化、冀州、深州五府二州所属”也有不少拳民。⑤直隶周围之山东、山西两省，义和团也在活动、或围攻教堂，或与前来剿办之清军开仗者，不在少数。甚至远在厦门，在北京沦陷后于 8 月下旬还出现了义和团揭贴说：“义和团为天地正气，⋯⋯由北迄南，所向无敌。此次团友⋯⋯来此大征同志。台湾割据，神人共怒，恢复把握，在此刹那”，①表现了我国人民要恢复日本占据我国领土台湾的强烈愿望。即便京、津沦陷，帝国主义列强也是不可能消灭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的。加以这时冬季将临，只须坚壁清野，便可使侵略军遭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赫德提出了联军可能“遭到拿破伦在莫斯科的命运”的论点。他在 8 月 30 日发给伦敦的电文中就北京的情况说道：

“现状极其紊乱，解围并未使我们的处境改善。邮电不通，供应仍缺，对于平民更少顾及。抢劫、强奸和自杀经常发生。⋯⋯除非鼓励中国人运粮进城出售，全城的人都将饿死。⋯⋯中国很有可能使各国援军遭到拿破伦在莫斯科的命运。”②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清政府的叛卖义和团运动和正式发布剿团谕旨，

给与了帝国主义侵略军以多么巨大的“援助”！清政府的公开叛国也给与了一些汉奸官僚公开降敌、帮助敌军的口实。比如那个曾经参加过辩论和战问题御前会议的恽毓鼎等人，就在北京日占区设“安民公所”，在德占区设“华捕局”，在英占区设“保卫公所”等等，不仅替敌军维持“秩序”，尤其重要的是组织运粮进城，为敌人解决了军粮供应的重大问题。

帝国主义侵略军虽然占领了京、津，但在义和团继续坚持斗争的情况下， 他们所占据的只是几座孤城；况且他们军无纪律，大肆抢掠，更是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对于侵略军来说，客观形势并不总是很有利的。只是由于清政府这时已经成为惊弓之鸟，更由于它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去同侵略军勾结，合作起来镇压中国拳民，致使赫德关于他们可能“遭到拿破伦在莫斯科的命运”的预言落空了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京、津的沦陷才成为结束义和团运动高潮的标志，并把爱国拳民抛到血泊之中的。比如说，那个暂护直隶总督廷雍于1900 年8 月下旬就已经派兵去镇压包围献县天主堂近两月之久的义和团，其目的在于“给自己造成一个积极反对义和团的名声”。③ 他同荣禄于 9 月下旬上奏说这样作是“以剿为防”，可“固边城之藩篱，杜外人之口实”；“非肃清内匪（义和团——引者），无以保邦安民”。④实际上，这是先剿义和团来为洋兵的入侵开道，那有一点儿防守的意义呢！当洋兵于 10 月上旬侵占保定以后，11 月上旬廷雍等人就被洋兵斩首示众，“该行动已获得瓦德西伯爵的批准”，①这就是镇压拳民的刽子手官僚们的可耻下

④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 29 页。

⑤ 《英国蓝皮书》，第 215 页。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584—585、599 页。

②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584—585、599 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第三三卷，别册一，第 990 页。

④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 9 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① 《北华捷报》，1900 年 9 月 19 日。

场。

应当指出，中外议和谈判的开始并没有阻止联军的军事行动。当李鸿章到天津后，俄军统帅阿列克谢耶夫便令其外交专员科罗斯托维茨（ I.Y. Korostovets）迫使李在“十月一日中午以前不经战斗而交出山海关”，②但英军却在禧在明（Hillier，W.C.）的统领下于 9 月 30 日抢先占领了山海关。

③10 月 11 日李鸿章入京与奕劻同各国使臣开始谈判之际，法军于 10 月 13 日首先侵入保定，18 日侵入正定，20 日德军侵入青县，23 日日军侵入宝坻， 24 日联军侵入易县，25 日德军侵入完县，29 日联军侵入紫荆关；11 月 5 日， 联军侵入张家口，6 日侵入宣化府，8 日侵入迁安县，9 日炮击天津杨柳青镇王庆沱村，13 日侵入延庆州，18 日侵入昌平；12 月 4 日，德军侵占沧州， 后又侵占南皮、盐山、庆云、吴桥等县及东光、泊头等镇，15 日，联军侵占束鹿城，进攻容城县，德军则侵入永清县，25 日德军侵入蓟州；1901 年 2 月 20 日德军进攻广昌县，3 月 8 日又侵占长城岭及铜钱沟，4 月 23 日，德军进攻娘子关，法军攻固关，5 月 21 日德军去固安县四乡抢掠等等。总之，在整个议和谈期间，列强联军实未停止其侵略战争行动。他们以北京、天津和保定为巢穴，随时出动向附近城乡攻打劫掠，直隶省大部分州县都遭到浩劫， 甚至波及到了山西省，使广大的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我们可以说，从 1900

年 7 月 14 日和 8 月 14 日天津、北京相继沦陷之日起，直到 1901 年 9 月 7 日《辛丑和约》签订之日止，在这一年多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民是历尽了清政府卖国投降的深重灾难的。然天津、北京之失守，实因清政府叛卖义和团运动的结果；否则，即便失守，也不致于如此之速，而敌人要取得这些城池，也是必须付出更多的代价的。中国人民从亲身经历的这些事实中，已经深切认识到，这次抗击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战争的失败，清政府“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不可了。远在北京尚未沦陷之前，民间就出现了“大清亡、中国强”④的童谣，把清政府的存在或灭亡作为中国强盛与否的必要条件来看待，当非无因的了。

到 1901 年 6 月 20 日（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五日）端午节前后，在各地坚持反侵略斗争的义和团以及在义和团运动影响下或有义和团余部参加的中国人民的起义队伍就公开打出了“扫清灭洋”的旗帜，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地走上斗争的前线了。据储仁逊《闻见录》在 1901 年 6 月 15 日所记直隶深州一带情况是：

“深州武举田燮经在该州所属地方，倡立连（联）庄会，约有七、八十村庄，又有武卫军溃勇及‘匪徒’（指义和团）等混迹其中，现共约二万余人。又与安平连（联） 庄会勾结，其器械旗帜甚伙，旗上书‘扫清灭洋’字样，比去夏拳‘匪’尤为猖獗。”①

到 8 月，原在冀中活动的义和团于 1900 年 10 月退到西北金沙滩一带的

如今又在祁子刚的领导下，重振旗鼓，卷土重来，但口号却“已经变成‘反清灭洋’了”。②《固安县志》称：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1901 年 8 月），拳‘匪’复聚，始据雄县之王家场，号三

②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627—628 页。

③ 《英国蓝皮书》，第 407 页。

④ 科罗斯托维茨著，李金秋、陈春华、王超进译：《俄国在远东》，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第 140 页。

① 参阅邹谓三等：《榆关纪事》，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 175 页。

② 胡思敬：《驴背集》，见《义和团》（二），第 516 页。

千人。统军梅汝仪偕霸州勇攻剿，官军败退。‘匪’旋北窜新城黄家庄蛮子营，⋯⋯北入县境（固安县境），据马庄镇。”①

从访问中所得材料说，王家场之战是在：“庚子年京南义和团的总领袖”

王德成的援助下解围致胜的。官军败退后，祁子刚“率领少数几个人，又到西北山中去了”。“到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南方革命军起，祁子刚听到消息就又下山来组织军队响应革命”。“建立起北洋革命军的大旗”了。“当时的《大公报》辛亥年十一月初三日（1911 年 12 月 22 日）曾记载这事说：客有自任邱县来者，据云，雄县一带大帮‘土匪’刻已蔓延到任邱县境内，曾将该县绅士某孝廉之次子用枪击毙，并闻该‘匪’著名头目祁子岗（祁子刚——引者）、王黑等，均系庚子乱，大兵剿捕王家场逃窜之团‘匪’， 今又死灰复燃，乘势‘抢掠’云”。“冀中义和团的活动，可以说到清朝灭亡以后才算告一结束”。②

当时属于这种“扫清灭洋”式的起义活动，不仅限于直隶一省。比如说， 远在祖国西南的四川，红灯教于 1901 年 6 月就在川东贴出揭贴说：

“今奉上帝令，灭清剿洋兴汉。行事多人商议，定今端午日（1901 年 6 月 20 日—

—引者）戍时，天下各处共起征伐，临时忽然起火为准。凡欲投者，在起火时各执军器， 将发剪短，只留寸长，勿包帕戴帽，以光头短发为记。凡灭清之兵，概以现短发为记。”

③

自 1901 年 9 月 7 日《辛丑和约》签订以后，在水深火热中痛苦备尝的中国人民又增加了赔款重负，只好铤而走险，纷纷起义。“时和议甫成。直隶有教案，各府州县罚赔民间现款，共计四百余万两之多。既遭浩劫，再罚此巨款，民何以堪？”①这样就更加壮大了直隶全省早已兴起的“扫清灭洋”起义运动。在 1898 年 10 月 26 日在山东冠县梨园屯首先举起“顺清灭洋”义和

拳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的赵三多，在经过了三年半的斗争后，终于在 1902 年 4 月 23 日（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六日）“率义和团余部在巨鹿县的厦头寺参加了景廷宾起义，举起了‘扫清灭洋’的旗帜，这是赵三多领导的义和团第三次起义。在这次起义中，赵三多不但主持一切，而且充当了先锋”。② 景廷宾是广宗县城北东召村人，关于他在联庄会的基础上领导的起义情况是：

“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直隶广宗县知县王宇钧和教士议定赔偿教会‘损失’ 京钱二万吊。⋯⋯新任广宗县知县魏祖德又借赔款之名目擅自派捐以饱私囊，令各村每亩摊钱四十文。⋯⋯东召村以景廷宾为首的广大群众首先‘聚抗’。⋯⋯直隶总督袁世凯⋯⋯上⋯⋯奏，⋯⋯景廷宾‘竟敢聚众列伍，屯聚城外，操演枪炮，自称阅边，应完钱粮，亦抗不交纳，⋯⋯筑寨挖濠，私铸枪炮，遇见官弁，辄即截缚’。⋯⋯袁⋯⋯于

① 转引自李文海、林郭奎，林克光编：《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齐鲁书社 1986 年版，第 502 页。按储仁逊《闻见录》系手稿本，原件藏天津人民图书馆。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② 刘汝霖：《辛丑条约后冀中义和团继续斗争的史实》，见《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编》，三联书店 1956 年版， 第 61 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③ 刘汝霖：《辛丑条约后冀中义和团继续斗争的史实》，见《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编》，三联书店 1956 年版， 第 61 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① 刘汝霖：《辛丑条约后冀中义和团继续斗争的史实》，见《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编》，三联书店 1956 年版， 第 62、63、66、67、69 页。

② 《四川红灯教》，见《义和团史料》（下），第 884 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本年（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八日（1902 年 2 月 25 日）命如松入村晓谕’，⋯⋯景廷宾拒不相见。⋯⋯于是袁世凯‘檄饬正定镇董履高⋯⋯带队伍⋯⋯弹压’，⋯⋯‘景廷宾竟督其党羽四出迎抄，⋯⋯至阵亡弁勇四人，受伤四十五人之多’。（按此即 3 月

3 日的东召村之战——引者）⋯⋯景廷宾⋯⋯率领队伍，于三月十六日（4 月 23 日）转移到巨鹿县的厦头寺，打出‘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旗号，建立了各级联庄会组织。⋯⋯袁⋯⋯奏说⋯⋯景廷宾‘以广宗县属之件只村为老巢，聚众已至二万余人，⋯⋯ 号大元帅，⋯⋯穿黄马褂，⋯⋯编列营伍，以黑旗为先锋’，⋯⋯并‘于十九日（4 月26 日）经县境苏庄、刘庄之间的法国教士罗泽浦（Lomuller）亦被起义民众击毙’，‘都中颇形震动’。⋯⋯于是，袁世凯就派⋯⋯段祺端⋯⋯张腾蛟⋯⋯等，率领炮马队共二千人⋯⋯前来⋯⋯镇压。⋯⋯帝国主义列强⋯⋯也在调兵，如德、日两国军队四千多名， 法国两千多名，由北京开往广宗，冀州一带驻扎镇慑。⋯⋯时景廷宾闻大军已发，先由厦头寺趋回件只老巢，预备抵御，⋯⋯凭高以枪炮俯击，相持数时之久’，⋯⋯总计‘官军死已四、五营人，而官军所剿灭则已先后三十余村，其人既难数计，其地无不荒凉’

（按此即 1902 年 5 月 8 日的件只村之战——引者）。”③

“四月初二日（5 月 9 日），道员段祺瑞、倪嗣冲督武卫右军及总兵张腾蛟督自强军攻破件只，团众死数百人，良民亦多伤亡”。①战后景廷宾南下转战至成安县被捕，7 月 25 日在威县英勇就义；赵三多则北上转战至南宫， 被武举范炳纲告密被捕，在南宫狱中绝食 7 天，壮烈牺牲。

景廷宾、赵三多领导的 1902 年 4 月至 5 月的广宗起义，旗帜鲜明，影响甚太，是在义和团运动高潮结束以后规模较大的一次起义。它把一年前深州联庄会起义提出的“扫清灭洋”口号，通过这次起义而远播中外，标志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通过义和团运动由“扶清灭洋”走上了“扫清灭洋”的新阶段。章太炎说：“征之今日，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则知‘扫清灭洋’矣。”①“扶清灭洋”与“扫清灭洋”虽只一字之差，但它却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通过清政府对义和团运动的背叛，通过成千上万的爱国拳民对侵略者和统治者的武装斗争，通过他们亲身经历的残酷的血的教训才得来的宝贵经验。要跨越这一步是多么艰难，而这一步又是跨越得多么远，只要看看连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等人到了这个时候还在高唱那早已过时的保皇老调，就可想见了。它比起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于 1894 年 11 月提出的“驱除靴虏”②来，虽说晚了七八年；

但它毕竟是表明了广大的中国人民的觉醒，使清政府在 9 年后的辛亥革命中，“不崇朝而土崩瓦解”，③一举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就这一点来说，这个口号的提出对中国近代史今后的发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③ 王振声：《庚子畿疆教案赔款记》，见《义和团史料》（上），第 477 页。

① 李岚锁：《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义和拳议事厅落成典礼仪式上的讲话》，见《义和团研究会通讯》第 2 期（1987 年 2 月），第 5 页。按梨园屯起义的另一位领导人阎书勤早在 1900 年 8 月在梨园屯与

清军战斗被捕后于临清就义。又赵三多在梨园屯初次起义后，在 1900 年 5 月 2 日曾在枣强县卷子镇举行了第二次起义。

① 宋秀元：《从清军机处档案看景廷宾起义》，见《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2 年第 2 期，第 1—3 页。

② 《广宗县志》，见《义和团史料》（下），第 958 页。

③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