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从义和团运动看人民群众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

本书从义和团运动爆发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状况,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及其发展,以及义和团与爱国官兵血战联军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等三个大的方面、分成上、中、下三编,按照年代顺序来依次地论述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它在实质上是一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中国的瓜分危机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

义和团运动是在近代中国人民面临瓜分危机,在他们早已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和统治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义和团这个名称来自义和拳,义和拳则是 18 世纪 70 年代前后出现于山东冠县一带冀、鲁、豫边区

的一种民间秘密结社的名称。到 19 世纪末叶,在 1898 年中国人民为反对第

二次瓜分危机的斗争中,赵三多和阎书勤等人于 10 月领导了以“顺清灭洋” 为旗帜的义和拳首次武装起义。由于瓜分危机、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义和拳起义在各地得到了普遍的支援和广泛的响应,并得到了一部分爱国官兵的同情和支持;他们自己也就把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以便迅速壮大自己和扩大影响。一时许多爱国的民间组织和个人,都纷纷参加到义和团中来,展开了救亡图存的斗争,进行了练习拳艺武术的保家卫国的活动。1900 年 5 月底, 6 月初义和团运动在京、津地区的全面爆发,乃是帝国主义列强首先发动侵略战争,瓜分危机空前严重的结果。

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通过拳民与爱国官兵的英勇斗争,曾经使空前严重的瓜分危机得到了三次缓解。由于义和团运动是一次正义的、充满着英勇战斗精神的民族起义运动,所以它就能通过瓜分危机的三次缓解而最终起到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巨大作用。在那个帝国主义为所欲为的时代里,义和团运动竟然能够阻止他们瓜分中国,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个问题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它毕竟是事实,这就是人民群众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作用问题,我们有必要在这里谈一下。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由人们自己创造的。马克思指出:“人们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Die Menschen machen ihre eigeneGeschichte),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什么是历史?恩格斯说: 历史就是人们“按许多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②在中国近代史上,在义和团运动中,中国人民所直接碰到的既定条件就是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按照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愿望和逻辑,他们既然已经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进一步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为他们直接统治的殖民地。这就是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外国教会侵略顿形加剧,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瓜分危机日益迫近的原故。爱国的中国人民本着他们使自己的祖国免于侵略和不遭瓜分的正义愿望,才掀起了不断的反洋教斗争和规模壮阔的义和团运动,从而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事实证明,“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①而不是

① 斯塔夫里扬诺斯:《一五○○年以来的世界史》,第 237—238 页。

② 珀塞尔:《义和拳起义背景研究》,第 7 页。

①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603 页。

帝国主义列强;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②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提法在下述两个意义上看来都是正确的。第一,所谓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的人们是泛指所有的男男女女。这就是

说,人民群众是包括“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③的,它既包括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包括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领袖人物来自人民群众, 是人民群众中不可分割的一员。在义和团运动中,广大爱国群众被组织在一种自觉自愿的义勇军队伍之中,从中涌现出了赵三多、阎书勤、朱红灯等领袖人物,而大量出现的则是以“大师兄”名义进行各种活动的无名英雄,他们同拳民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

第二,如果一定要在人民群众和个人之间加以分别的话,那么,恩格斯早已指出:“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④这就是说,创造历史,需要使广大群众、整个民族、整个阶级都行动起来;这样的行动才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它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可以超越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个别人物的极限的。在义和团运动之前,在差不多跨越整个 19 世纪下半个世纪,几乎遍及

全中国各省和各地区、大小教案共达 400 余起之多的反洋教运动中,要由个别英雄人物来领导这样一个运动乃是根本不可能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以后, 它的个别领袖牺牲不少,但运动不因此而稍形挫折,反而在发展的道路上茁壮成长。这就是说,反侵略、反瓜分的爱国主义思潮已经使广大人民群众, 使整个中华民族,使遍布中华大地的整个农民阶级都行动起来了。它决非“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如果把反洋教运动加在一起,那么义和团运动实际上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就是它在当时所能引起的“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在义和团运动中,中国人民亲自上场了,决定了列强不能在中国上演瓜分的戏。那种把人民群众的作用仅仅归结为“舞台”的作用,不能决定演什么戏和哪些角色上场的看法显然是不妥的。①毕竟,“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②扩大了的群众队伍所进行的持久行动,它的力量是伟大的。

决定历史结局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甚至“当义和团的抵抗从根本上被破坏的时候,运动已经显示了中国人民抵抗外国侵略的伟大潜力,并使瓜分的前景成为不可思议的了;因为瓜分需要展开一个反对广大的中国人民的没完没了的斗争,这也就是义和团的重大意义之所在。”①即使瓜分,“那么这

② 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244 页。

③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1922 年 3 月 27 日),《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635 页。

④ 黎澍主编:《马恩列斯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79 页。

① 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245 页。

② 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245 页。

① 参阅黎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历史研究》1987 年第 5 期;春阳:《也谈马列主义关于历史的创造者的提法》,《北京大学学报》1985 年第 6 期和黎澍:《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光明日报》1986 年 6 月 30 日,等文。按这种“舞台”作用说,既不符合唯物史观的原理,也不符合一般人的看法。一般看

样一种瓜分也只能是昙花一现”,②长不了的。义和团作为中国人民群众的爱国起义运动来说,“在其实践所达到的目的上,它使中国将来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真正的成员国的地位成为可能的了”。它的“影响是如此重要,如此深远,以致当时没有人能理解这些影响,更不用说去充分正确地判断它们了”。③中国人民群众在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某些帝国主义者是体验到了的。赫德据此看出:“到公元两千年的时候,中国必将是非常之不同于一九○○年的中国的!”④如果我们不以人废言的话,那么,赫德这句话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还是具有相当的理解的。“人民群众的武装起义保全了帝国的领土完整,它们使外国列强慑于群众起义,特别是在经历了义和团起义的恐怖以后,列强放弃了瓜分中国的希望”。①

在中国近代史上,代表中国人民群众爱国主义精神的义和团运动是源远流长的,它是在数十年来反洋教运动不断失败中茁壮成长起来的。义和团运动本身虽在清政府的叛卖下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军的镇压下结束了它自己的高潮时期,但斗争却坚持下去,并在对清政府的认识上迈出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在 1901—1902 年景廷宾领导的广宗起义中,原来在 1898 年 10 月领导义和拳梨园屯首义的赵三多也前往参加,但旗帜已经不是“扶清灭洋”,而是“扫清灭洋”了。在“扶清灭洋”下,载湉“这个人所以是国王,只因为其他人作为臣民同他发生关系;反过来,他们所以认为自己是臣民,是因为他是国王”。②如今,在“扫清灭洋”的旗帜下,中国人民就不再作为臣民同清政府发生关系,而是要革清政府的命了。这样一来,清政府的寿命就屈指可数的了。它在 9 年以后的辛亥革命中被推翻,难道是偶然的吗!美国史学

家克莱门茨在他 1915 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著作中说到:

“为历史上这段使人神魂之颠倒的时期(this fasci-nating period of history) 的文献提供一本补充的著作,用不着作任何辩解。当这个反对外部世界的惊人义愤表现

(exhibition of wrath)的情况和结果被充分地研究和评价的时候,人们一下子就能了解,义和团运动是怎么为当时的评论家们事先所完全没有预见到的,它使中国从多少世纪以来的沉睡中惊醒了,它使一个拥有巨大内在能量的民族的历史和政治革命化了,它造成了今天事实上在远东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背景和原因,也造成了那难以预言的这

些重大事件的最后的根本倾向。”这就是说,义和团爱国运动乃是“构成

法是:整个世界是舞台,而所有世界上的人都是演员。诗人莎士比亚曾在《皆大欢喜》一剧中通过流亡公爵的从臣杰奎斯之口说过:“全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全都是演员”(《皆大欢喜》二幕七场, 第 139—140 行)。演员是包括人民群众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说没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这个提法,但他们具有这个思想是显然的,不能因其没有这一具体提法而否认这个唯物史观的原理。正如我国前人所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己矣;云汉之诗曰: 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孟子注疏》,见《十三经注疏》下册,世界书局, 1935 年版,第 2735 页)。

② 马克思:《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04 页。

③ 罗德津斯基:《中国史》第 1 卷,第 385 页。

④ 珀塞尔:《义和拳起义背景研究》,第 271 页。

① 克莱门茨:《义和拳“叛乱”》,第 16 页。

② 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第 49 页。

③ 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65—666 页。

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主张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作为“在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一年中国革命之间,中国国内最重大的事件”④来看待的人实际上是深深懂得人民群众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伟大历史作用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①这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是信而有征的。

④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72 页。按载湉即光绪帝。

① 克莱门茨:《义和拳“叛乱”》,第 7 页。按本书作者实际上是把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自己祖国的愤怒比喻为希腊诗人荷马所著《伊特亚特》史诗中的英雄“阿基里斯的义愤”(thewrathofAchilles)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