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帝国主义列强让与权争夺战与第二次瓜分危机（上）

中日甲午战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起点，不仅在于出现了第一次瓜分危机，并且还在于它同时也引起了列强在华的让与权争夺战。所谓让与权争夺战，包括如下两个内容：即（1）帝国主义列强向清政府掠夺让与权；（2）他们之间对于让与权的彼此争夺；并且，不论属于哪个内容， 它们都是在完全无视中国主权的条件下进行的。

“从中日甲午战争到义和拳‘叛乱’这段时期，列强于一八九四年至一九○○年中都忙于去夺取中国这块几乎是没有生命的躯体，号称为让与权争夺战；在这个让与权争夺战中，列强对中国人的权利的侵犯的不正义行为， 乃是前此整个百年中所不曾有过的”。①在这个时期中暴露出来的“一个赤裸裸的残酷的事实”就是“金融资本和各国政府之间的紧密结合”，以“便从清政府手中掠夺借款让与权、铁路让与权和矿山让与权”。①等到这种让与权争夺战从借款、铁路和矿山等方面明目张胆地转移到利用军事力量来抢夺领土的时候，第二次瓜分危机也就随之爆发了。这就是在我们历史书上所通称为的“瓜分狂潮”的到来，使中国人民不得不为反对第二次瓜分危机而展开斗争。

在这个时期中，有关中国的重大问题已经不可能由清政府自己来解决， 而是要根据英、美、法、德、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要求和斗争需要来决定了。“甲午以后，中国外交完全丧失了自主权。北京的态度如何，往往不关紧要。关紧要的是圣彼得堡（当时沙皇俄国的首都——引者）、柏林、巴黎、华盛顿及东京间如何妥协或如何牵制”。②这个形势形成了这几年间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格局，具有如下三点特征。

第一，有关中国的最主要的命运问题、即领土让与权的瓜分问题，均由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协商或签订条约来解决，清政府不得与闻其事；因为他们主要地不是同清政府来谈瓜分中国，而是他们本身之间谈判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例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青木方案，1896 年 1 月 15 日在伦敦签订的关

于川、滇问题之《英法声明》，1898 年 9 月 2 日在伦敦签订的关于瓜分中国

① 怀特：《导言》，见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年列强对华外交》，第 21 页。按“让与权争夺战”

（the Battle of Concessions）中的“让与权”（Concessions）一词，一指条约口岸中的各国租界，此处则指清政府出让给列强或他们的辛迪加（Syndicate）的特权，包括借款让与权、铁路让与权、矿山让与权、领土让与权等等，而重点则在于领土，不管它以何种形式出现。根据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的解释，让与权的政治价值和利益在于它要求“以某些领土为抵押”，所以它是“不属于正常的贸易范畴的”（见约瑟夫：

《一八九四至一九○○年列强对华外交》，第 379 页）；这就是说，让与权是同领土的瓜分联系在一起的。让与权的概念，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对一批比较后进的、或在政治上比较不发达的国家、或那些民族性尚未发达的人民的统治权（therighttodominate）应被让与给（wasconceded）一个强大而先进的国家，并且这个统治国还期待着他们应对于受到保护和统治表示感激之忱呢”（韦尔斯：

《世界史纲》，1930 年英文版，第 962—963 页）。显然，这是一种为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掠夺殖民地辩护的荒谬逻辑。

①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年列强对华外交》，第 417 页。

② 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商务印书馆 1930 年版，第 1—2 页。

铁路范围的《英、德协定》和 1899 年 4 月 28 日在圣彼得堡签订的关于瓜分在华铁路让与权的《英、俄协定》等均是。这些协定根本不通过清政府，而清政府基本上在当时也还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所以在总理衙门编成的《各国通商条约》和一般的中外条约汇编之类的书籍中都没有记载，因而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甚至影响到后来的人们对当时的瓜分危机的认识不够和估计不足。但是，在一些外国人所编的这类书籍中，如马克谟的《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中外条约和协定汇编》上，却是把这些协定记载得明明白白的。这种情况，基本上近似于列强从 1880 年开始的瓜分非洲的办法。当时，“常有欧洲的两、三个外交家，坐在巴黎或伦敦，把非洲地图打开并在其上划出几条线，就可把几百万平方英里的地方划分给各自的国家”。①孙中山先生曾说： “亡人国家，本有两种手段：一是兵力，二是外交。”后者是“用妥协的方法，只要各国外交官坐在一处，各人签一个字，便可以亡中国。签字只是一朝，所以用妥协的方法来亡中国，只要一朝。一朝可以亡人国家，从前不是没有先例的。譬如从前的波兰，是俄国、德国、奥国瓜分了的。他们从前瓜分波兰的情形，是由于彼此一朝协商停妥之后，波兰便亡”。②

第二，这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同清政府所签订的条约，基本上大都是他们掠夺在华让与权的条约；但条约签订的方式则不同于过去。中日甲午战争以前，中外之间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几乎全部是由代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人员来签署的；此后则多半是由清政府的外交人员同列强的辛迪加或公司的代表来签字。甲午战争以后的这段历史“不应仅仅、甚至主要地也不应从条约和其他正式的国际协定来看，而应从和外国辛迪加或公司所订立的名义上属于私人性质的合同来看，根据这些合同，中国政府开始背上了一系列复杂的、广泛的债务和承担，其中金融的或经济的因素往往和政治上的考虑溶合在一起，无从区别”。③这是因为，“在金融资本时代，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是交错在一起的，实际上这两种垄断都不过是最大的垄断者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个别环节而已”。④这种交错在一起的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实际上就是金融资本和各帝国主义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盟。他们通过名义上属于私人性质的、以外国辛迪加或公司来同清政府签订的合同所取得的让与权， 比如就铁路和矿山的让与权来说罢，到最后它们“如果名义上不是，实际上却都是这些帝国主义列强的公产”。①

第三，为了掠夺让与权，帝国主义列强可以随意制造“教案”或“补偿原则”等等作为借口，把清政府置于被告的地位，以达到其强迫勒索、予取予求的目的。教案本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的正义行动，它本身是无可非议的；至于所谓补偿原则乃是一种强盗逻辑，即一个强国为了均势的缘故要求享有另一个强国在华的特权。“索取补偿的理论看来是极为奇怪的。它的原则是：如果一个人抢劫了另一个人，那么第三者就向被抢的人说：‘为了得到补偿，我也应当抢你’。”②总而言之，列强在掠夺中国的时

① 海士、穆恩合著：《近代史》，1932 年英文版，第 683 页。

② 《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 641 页。

③ 马克谟：《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中外条约和协定汇编》第 1 卷，1921 年英文版，第 8 页。

④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793 页。

① 威罗贝著，王绍坊译：《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641 页。

② 札莉娜与利弗希茨著：《英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八九六一一九○一年）》，1970 年俄文版，第 68 页，

候，总要找到或者制造出一个借口，这是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帝国主义列强分割世界作辩护的谬论。英国作家韦尔斯（H.G.Wells）认为：

“十九世纪结束时，有权势的人们（帝国主义者——引者）相信他们是借助于生存竞争而取得胜利的，强者和狡猾的人在生存竞争中胜过了弱者和诚实的人。⋯⋯他们断定，人类是一种像印第安人的猎狗一样的社会动物。⋯⋯正如在狗群中为了大家的好处必须欺压和征服幼者与弱者一样，人群中的那些大狗欺压和征服幼弱也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了。⋯⋯看来教训在于，在没有施加虐害之前，你务必得搞出一点可为道德愤慨作辩护的借口，那就万事大吉了。如果你有权有势，你就不会遭到谴责。这显然就是这个典型的帝国主义者的简单信条。既然人类这种动物已经显示出了有意作恶的充分才智，所以每一个恃强凌弱的人都必须尽力遵守这个信条。⋯⋯我们在这里也就得到什么是现代帝国主义最丑恶、最退化和最终要灭亡的思想的答案了；这个思想就是以合法手段掩饰其非法暴行的阴谋诡计（the idea of a tacit con-spiracy between the law andillegalviolence）。”①

这正是“非法行为穿上合法伪装，一个颠倒的世界在跋扈飞扬”。“作

奸犯法者依靠同党，居然得到从宽发放，而清白守法良民，反而被诬有罪， 陷入罗网。这么一来，世界必然瓦解，公理也就沦亡”。②我们知道，“帝国主义还从来没有以这几年的那种形态和规模侵入中国领土，且又是如此地锲而不舍，粗暴地无视那个国家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数十万平方公里被强占，置于外国人的新型奴役之下，却美其名曰‘友好’以及按‘租借’（无代价的）原则实行‘补偿’”。③所有这些借口，一言以蔽之， 无非是帝国主义者恃强凌弱，把中国当作殖民地来任意宰割的非法暴行所搞出的一套障眼法罢了。它们是侵略者深文周纳的结果，是用来欺骗不明真象的人民群众并从而毒害他们的政治意识的。这套阴谋诡计，列强在甲午战争以前也曾经搞过；不过，在这一时期中却是司空见惯、俯拾即是的。

上述三项特征基本上表明了这段时期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格局，它们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让与权争夺战的局面下形成的。在这种特殊格局下， 清政府在形式上的独立也快要成为泡影了。让与权争夺战是为公开瓜分中国作准备的；而就其实际效果来说，则是瓜分活动的具体进行；因此，这个特殊格局就是帝国主义列强把中国作为殖民地来进行瓜分的格局。“瓜分中国的议论并不是无的放矢。如果直言不讳，就应当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

引用英保守党议员劳瑟语。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9

页。

① 韦尔斯：《世界史纲》，1930 年英文版，第 957—958 页。着重点系原书所有。按韦尔斯在这里运用了英国帝国主义作家吉卜林的《狡猾公司》（Stalkyand CO.）一书的情节作为例证。在这本书中，吉卜林以赞赏的笔调来描绘了三个男孩凌虐另外两个男孩的故事。这三个男孩在显示恶意以前，用诡计把两个受骗者不顾死活地捆绑起来，借口他们是“暴徒”。在背后秘密参与此事、煽动这三个男孩胡作非为的是校长和他的助手传教士，彼等对一个愤怒的母亲的一再控诉充耳不闻。吉卜林先生把所有这些都宣称为最好不过的事情，他们需要这种恃强凌弱的事情发生。“什么也制止不住他们（包括吉卜林先生在内）去干这事的兴致”。韦尔斯认为：“《狡猾公司》一书中这个事件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非常生动地显示了十九世纪结束时英帝国的政治心理。不先理解这个故事所例证的心癖（thementaltwist）就不能理解刚刚过去的半个世纪的历史”（韦尔斯：《世界史纲》，第 958 页）。

② 歌德著，董向樵译：《浮士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90 页。

③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163 页。

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 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①我们在下面即将谈到的、由沙皇俄国倡议发起的三国干涉还辽，实际上就是让与权争夺战的开始，而在“还辽”的借口下又使这个争夺战更加激化起来。

① 《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21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