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栋臣起义（1898 年 7 月）

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的斗争，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就开始具有了反瓜分的性质，1895 年的成都教案和古田教案是为了反对第一次瓜分危机而爆发的。自此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扩大和深入，教案层出不穷。它既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又反映出教会侵略的日趋激化， 更反映为列强需要这些教案来作为借口，便于他们抢夺更多的让与权。因此， 当第二次瓜分危机出现之际，遍布全国城乡各地的中国人民，到处掀起了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在这些斗争中，以 1897 年 7 月余栋臣起义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成为义和团运动的直接的前驱。余栋臣起义乃是联结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与义和团运动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

余栋臣，四川“大足，龙水镇人，有兄弟四，姊妹二，贫不能自存，以负炭为生。有大膂力，秉性强悍，乡里以‘蛮子’称之。彼处多哥老会，余隶籍其间，俨然翘楚，为同党所推尊”；①“扶危救困，有胆略，好雪不平， 人皆慕其义”，“推为龙水镇龙善堂哥老会龙头”。②远在 1886 年和 1887

年，余栋臣都曾参加过龙水镇人民捣毁教堂的斗争。到 1890 年，教堂重修竣工，龙水镇教堂彭若瑟司铎通知大足县令钱葆臣出示禁止迎神赛会（灵官会） 和派兵保护教堂。8 月 4 日（六月十九日）发生打死群众和烧毁民房事件， 群众又起而捣毁教堂，县令诬指为富绅蒋赞臣所主使，更激起人们义愤。余栋臣遂组织西山煤窑、纸厂工人竖旗起事，于 8 月 8 日攻入龙水镇，焚毁新教堂；同时发布檄文：痛斥列强和传教士“无法无天”的侵略罪行，“不惟凭凌小国，敢又欺侮中华”；揭露封建官绅与传教士狼狈为奸，“助桀为虐”， “使司铎而钻衙门，颠倒是非，买保正以作心腹，别有阴谋”。①于是清政府急派桂天培带兵到大足查办，余栋臣被迫撤离龙水镇，退匿西山。四川总督刘秉璋以赔银 5 万两与通缉“凶手”结案。1898 年春，清吏捕获余栋臣，送赴荣昌县监禁。5 月 21 日被蒋赞臣等率众 200 余人打监劫狱救出，于 5 月 23 日回龙水镇，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余栋臣于是招募兵卒，铸造武器， 准备起义，一时云集在他的旗帜下的便有 6000 多贫苦群众。

1898 年 7 月 3 日，余栋臣在准备就绪后即以“闹教”来宣布他的起义了。他派张桂山、唐翠屏分兵两路，到荣昌县河包场郑家湾天主教堂去捕捉法国教士华芳济（Fleury， Pére Francois）。该教士自述其经过如下：

“西历七月初三夜，炎热殊常，乘凉至十一下钟，⋯⋯余党一人潜踪入屋。⋯⋯予

②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见《十三经注疏》下册，第 2705 页。

① 《中国的现在和未来》（1897 年 3 月 1 日），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 88、103—104 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② 按黄曾源在其二十四首《庚子前纪事》诗之第八首中，在“无奈瓦全宁玉碎，忍看豆剖与瓜分”句下注有所谓《瓜分图》（《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 131 页）者，不知其详，想来近似于《东亚时局形势图》或即是此种图之翻版。

① 华方济：《被俘记》，见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17 页。

就寝一下钟，门外大哗，惊跃而起，见睡房隔板已飘掷如飞，⋯⋯无计可施，⋯⋯力拒良久，卒以身受数伤，不能支而就擒，⋯⋯经堂付楚人一炬。俄整队回龙水镇，一路鸣枪示喜，欢呼辱骂之声充斥途巷。⋯⋯乡民闻声麇集，络绎追踪，或云食予肉，或云饮予血，或言当火烧，或言当刀割。⋯⋯天方曙，抵三吉村；适值大市之期，商贾云集， 齐来观瞻。余蛮向众曰：‘此外国人究为我捉到，逃不出我手矣’！众人云：‘杀之， 杀之！此是我大教之仇，不杀之吾大教不能行矣’。⋯⋯至午后二下钟，始抵龙水镇， 群集普光庙中，市商来贺，合镇哗然。⋯⋯黠者咸来，千般盘问，⋯⋯首尾二昼夜，几类公堂讯案。”②

根据这段自述，可见广大群众多么痛恨传教士平日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为

非作歹的罪行！又是多么衷心拥护余栋臣的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起义！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纷纷捐银助饷，参加起义队伍，“黎庶附之者日益多，而以哥老会人为最”；“党人中有自湖南来者，更促余反，自言千里远来，原为行大事，不特杀教民已也”。③余栋臣把他们按营哨编制起来，每营分中哨、左哨、右哨，每哨 50—200 人。余栋臣正营有大红旗两面：一写“余”字， 一写“义民”二字，还有许多写着“顺清灭洋”，“除教安民”，“民教不和，打奉教徒”，“专打洋人奉教人，不打中国人”等字样的小旗。①

8 月，余栋臣传檄四方，拟分兵三路出击，他自己东攻重庆，“蒋赞臣招兵于冈窑，向成都进发；唐翠屏率兵往沪州、叙州”。②在《檄文》中余栋臣声称：“本义民但戮洋人，非叛国家”。“今洋人者，海船通商，耶稣传教，夺小民农桑衣食之计”；“爰起义师，誓雪国耻”，“事必有成，则日本兵费合二百兆之款，本国昭信票六千万数，仁厚吾民，一切免矣”！③蒋赞臣等在引兵攻入安岳、资中时，还沿途张贴《告白》说：“海禁大开以来， 泰西传教通商，⋯⋯不应欺凌乡党，⋯⋯不应动摇边疆。⋯⋯往者迭次打毁， 衅由彼教不良。⋯⋯此番兴师起义，打教非比寻常，意在除邪辅正，并不扰乱地方”。④

当余栋臣起事之初，川东道即派重庆镇官兵到大足镇压，至永川三教场， 遇伏败溃。起义军在 7 月 3 日夜抓住华方济后，“使省当局的行动陷于瘫痪， 因为法国政府要它对华司铎的安全负责”。①7 月 18 日，川东道派员偕大足县令丁昌燕“同来镇上，请余蛮释予，余不从”。②八九月间，余栋臣分兵出击，铜梁、永川、荣昌、隆昌、郫县、叙州、壁山、合川、武胜、南充、遂宁各县人民，纷起响应。10 月 18 日，清廷电谕川督文光设法收抚，文光派安定营统领周万顺、丁昌燕与余栋臣议和，不果，余并将周万顺拘留。11 月6 日，清廷以奎俊任四川总督，派布政使王之春为总兵；并于 15 日电示王之春“慑以兵威，分别剿抚，以惩‘余匪’而安教民”。“此案关系极重，事

② 汪茂修：《余栋臣仇教记》，见同上书，第 507 页。

③ 《近代史资料》1958 年第 1 期，第 123—124 页。

① 华方济：《被俘记》，见《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 518—519 页。

② 同上，第 520 页。

③ 参阅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90 页。

④ 《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 521 页。

① 《余栋臣告示》（1898 年 8 月 3 日），见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 92—94 页。按昭信票于

1898 年 9 月 7 日，由清政府明令停止。

② 《蒋赞臣告白》（1898 年 9 月），见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 94—95 页。

机甚迫”。③12 月，王之春集中兵力，乘起义军不备之际，击败唐翠屏军于资中；唐在贾家场遇害。余栋臣于月底释放周万顺，率军退入西山。1899 年1 月 16 日，清军占龙水镇；19 日，余栋臣把华方济释放，随后即至清营请降； 起义群众则分走贵州及铜梁、江津各处潜伏。清军上山受降，仅余几所空庙而已。事后清政府向法国侵略者赔银 118.61 万两结案。

在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的斗争中，余栋臣 1898 年 7 月的起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以如下的三个特点而成为即将爆发的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前驱。

第一，这次起义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我国的政治口号。在《余栋臣告示》中，已经指明教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比较全面地历史地指斥了列强对华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和暴行，而归结为“胶州强立埠镇，中国意欲瓜分”。他之所以起义，不仅只为反洋教，而是为了“剪国仇”，“雪国耻”。④余栋臣还向参加起义的群众说道：

“中国之患在二：一西教日昌，一西人日盛。昔我烧毁教堂，惟竭我一人之力；今则举世皆醒，知教堂不可不灭，故众志成城；欲出国家于危急。⋯⋯**今朝廷百官，惛不解事，徒知受西人之贿，而国将瓜分，民将瓦解，茫然不介于怀。鄙人此举， 为国家计，亦为诸君计也。**苟有志气，当与我戮力同心，群起剿除西教。行见西人虽强，必以众寡不敌，不复敢蹈我中原。况我近日所制枪炮，灵利无伦，可命中于百丈之外，诚万全无一失之虑，君等无虞。”⑤

这就是说，要使中国免于瓜分，则“教堂不可不灭”。我们即将看到，

义和团运动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严重问题而走上历史舞台的。

第二，余栋臣自称“义民”，竖起了“顺清灭洋”的旗帜。这面旗帜曾为后来由赵三多、阎书勤在冠县发动第一次义和拳武装起义时所沿用；而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义和团的“扶清灭洋”。这面旗帜表明，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国家面临列强第二次瓜分危机之际，“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① 换句话说，这面旗帜表明当时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业已转化，由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转化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而余栋臣的起义已经不单纯是反洋教斗争，而是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的性质了。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在余栋臣起义前后，有些清政府地方官吏已经在不同程度上站在余栋臣一边。他在 1898 年 5 月之出狱，虽说是蒋赞臣等率众劫狱的结果， 同时也是荣昌知县杨寅恪“借公出衙”②有意纵囚所致。故曰：“杨公察其无辜，脱囚归里”。①余栋臣在出狱后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聚众起义，也同大足知县丁昌燕的暗中同情有关。他出狱后，丁昌燕“带兵往荣昌，行抵刘公河， 与蒋、余相遇，不擒执，反让道而行”。“厥后二阅月，谣诼四起，风鹤惊疑，咸谓余蛮子将大闹教堂”，“事闻川东道，下札饬查。大足令仍以安谧

③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 165 页。

④ 华方济：《被俘记》，见《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 520 页。

⑤ 《清德宗实录》卷四三一。

① 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 93 页。

② 华方济：《被俘记》，见《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 521—522 页。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 309 页。

如常禀复。按大令系山东人，闻德廷占胶澳，大抱不平”。“据外人言大令曾密谕余蛮闹教，未知确否？”②为什么地方官吏会同情人民群众的“闹教” 呢？我们这里有一份一年多以前一个江西省永新县令阎少白的《自述》，多少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

“近年来各教堂教士大背条约，相习成风。⋯⋯地方官类皆仰体时艰，借三尺之法辅助主教，以鱼肉华民，必满教民之欲而后已。⋯⋯主教遂愈觉得意，肆行无忌， 遇事生风。地方官稍拂其意，即电报上海、京都，立即雷厉风行。⋯⋯得尺进尺，得寸边寸，究必勒赔巨款，久矣习以为当。⋯⋯无中生有，借端索诈，⋯⋯卑职腼然人面，忍心害理，俯首下心，仰鼻息于洋人，以犯众怒，内负吾学，内负吾民，已无以自立于天壤，⋯⋯甚至边衅由是而开，卑职何敢当此重咎。再四思维，非一死无以大白此心于天下。⋯⋯否则但问民教，不能复问曲直，是非公道无存，尚复成何世界！”③

永新县令阎少白不惜以生命来反抗该县传教士步师嘉的压迫的事实，（当

然这只是少数的具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封建官僚），反映了外国教会在中华大地上的横行霸道。如不起义，中国人民实在是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

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和条件下，余栋臣起义军才竖起了这样一面“顺清灭洋”的旗帜。当然，他们的“顺清灭洋”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各府州县， 官是朝廷之官，兵是朝廷之兵，差是朝廷之役，如能见容，一切不犯”；“倘目为盗贼，反兵相向，则兵丁官役，皆畏洋人，并非我朝臣子，于国法正所必诛，于义民碍难束手”④了。至于“灭洋”，实际上“并不是要伤害或者杀害外国人，而是恐吓外国人，把他们吓出中国去，由此使中国摆脱外国的非法入侵、污染和侮辱”。①华方济在余栋臣起义军中半年多，并没有被杀害， 就是一个明证。义和团后来的“扶清灭洋”，也并不是要杀害他们，而是要驱逐他们。

第三，余栋臣起义以后，面临第二次瓜分危机的中国人民纷起响应，有如星火燎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余栋臣“是最得人心的”，“他的势力和威望在与日俱增。写有他的名字的小册子四处传播，所有的秘密社团都以他为榜样”。“自九月份以来，余蛮子的名字在穷乡僻野中尽皆知晓，好似他是一个救星。由于他的作用，欧洲人与教士将被驱走而永远不再出现，而统治王朝终于将要摆脱外国人的桎梏，中国要收复失地，黄金时代终将重新到来”。②因此，这次起义在四川省内，“计闹教三十余州县，焚毁教堂、医馆二十余处”。③在省外则湖北、湖南、贵州、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各省均有响应。湖北施南府利川县，宜昌府长乐县、长阳县、巴东县，襄阳府老河口，湖南之耒阳、澧州、武陵，贵州之遵义府仁怀县，浙江之严州府桐庐县、建德县，台州府黄岩县、太平县，福建之建宁

② 《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 510 页。

③ 《余栋臣告示》，见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 93 页。

④ 华方济：《被俘记》，见《四川教案与义和拳运动》，第 518 页。

① 《署永新县令阎少白遗稿并绝命诗》（1897 年 1 月），见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 370—371

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② 《余栋臣告示》，见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 93 页。

③ 赫德：《北京公使馆：一个民族起义和国际事件》（1900 年 8 月），见《“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1901 年英文版，第 53 页。

府建安县、瓯宁县，江西之清江县、贵溪县，广东之兴宁州等各地均有教堂先后被毁，形成了多米诺连锁反应。湖广总督张之洞看到这种形势后惊呼： 各地“教堂处所尚多，倘以掳教士为护符，则‘匪焰’益张，各省教案接踵， 直无办法，大局将不可问”。①余栋臣起义在各地所引起的这种“斩木为兵， 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的局面，也正是义和团起义以后的情况，说明中国人民群众在反瓜分爱国主义精神指导下所形成的革命形势， 业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并且日趋激烈。

总之，余栋臣起义，就其目的来看，他已经不单纯是反洋教，而是反对列强“意欲瓜分”中国，并且认识到要反瓜分，则“教堂不可不灭”，因而就必须通过反洋教来反瓜分。这一点他和义和团运动是完全一致的。就其方式来看，他由于认识不到这时的“朝廷”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洋人的朝廷”， 列强已经“把中国和欧洲熔合成为一个政治体系”②而走上了“顺清灭洋”的道路，这同义和团“扶清灭洋”的道路也是差不多的。但是，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以推翻清朝，维新派的以改革清朝政治来使中国免于瓜分的活动都不免于遭到清廷的镇压来看，这似乎又是中国人民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行的道路，更何况当时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业已转化成为主要的矛盾了呢！不过，这正是余栋臣起义失败的悲剧所在，也预示着义和团起义的未来。最后，就其影响来看，正如余栋臣自己所说，过去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惟竭我一人之力”；如今“则举世皆醒”，“众志成城”。也就是说，过去的“教案”，一般说来是孤立的，地区性的，先后相继的；如今则是联合的， 全国性的，同时并存的了。只有在这种“天下云集响应”的形势下，起义才能变成真正的民族战争。

因此，我们认为，余栋臣起义乃是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前驱，甚至可以说就是义和团运动的序幕。

① 《川南教区德来赛写给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的报告》（1899 年 3 月 19 日），见《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 592—593 页。

② 王之春：《复张之洞电》（1899 年 6 月），见《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 53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