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的边疆危机和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

我们在上面谈到，19 世纪 70—90 年代是“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同时又是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积极发展传教活动来掠夺殖民地的时代；这两点在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前的中国近代史上不是没有反映的。前者反映的是中国在那些年代中所发生的边疆危机，后者则为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

在中国近代史上，1860 年结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中外关系方面是划时代的，它结束了在此以前的“冲突时期”而进入到在此以后 30 多年，直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为止的所谓“屈从时期”。③西方列强英、法、俄、美等国从结束这次战争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取得了进行政治、经济和宗教侵略等各方面的特权，使“中国主权的任何痕迹，在各项条约规定的界线之内都被一扫而光”；“现在是西方列强把他们的意志强加在中国身上的时候了”。① 这就是说，“到了一八六○年，中国已经几乎完全处在西方侵略者的摆布之下”。②在此前后，中国正处于太平天国反帝反封建革命之际；一个西方作者写道：当时“满清皇朝之所以在中国当权，既不是由于它本身的精力充沛， 也不是由于它的臣民效忠，而是由于列强曾经决意要它蝉联下去的这个事实。否则满洲人也许会不能苟全于太平起义之中了”。③西方列强之所以决心要清皇朝蝉联下去，一是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经处于它们的势力控制之下；二是它们需要借助于它来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因为反侵略、反封建的中国人民起义，不仅对于清朝封建统治者，同时对于外国侵略者都可以说是“心腹之害”，而统治者与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则不过是“肘腋之忧”和“肢体之患”④罢了。西方列强这个“胁各官以制百姓，胁朝廷以制官民”⑤的目的， 其原因在于它们“所畏者民”，“自知非仗朝命，无以制中国之民，图中国之利”。⑥这样的狼狈为奸，彼此都是心照不宣的。正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才非常明显而具体地开始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⑦如所周知，战后的“屈从时期”乃是中国近代史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这个在中外关系史上的所谓“屈从”，对于清皇朝来说是正确的，对于包括了清政府中抵抗派文武官员的中国人民来说，则是荒谬的。他们在边疆危机和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斗争中所反映出来的不屈不挠、英勇战斗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大家所公认的。

我国的边疆危机开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主要有 1871 年 7 月俄国派军占领我国西北重镇伊犁、1874 年 5 月日军在美国支持下侵略我国东南海疆重地

③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2 卷，1918 年英文版，第 5 页。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1910 年英文版，第 617 页。

② 莫瓦特主编，丁钟华等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12 卷，第 2 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456 页。

③ 丹涅特著，姚曾廙译：《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550 页。

④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七一卷，第 18 页。

⑤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五五卷，第 9 页。

⑥ 同上书第五四卷，第 13 页。

⑦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626 页。

台湾以及 1879 年日军侵占琉球，从 70 年代起直到 80 年代的英国企图从缅甸

侵入云南，引起了 1875 年的马嘉理（A.R.Margary）事件，签订了《烟台条约》，法国则通过占领越南，向我国西南边疆入侵等等。他们都是企图从中国版图上打下一个缺口，蚕食鲸吞，事先强占一个据点或一块地方，照法国殖民主义狂热分子安邺（Francis Garnier）的说法就是，“在将来这个广大帝国瓦解或瓜分时，可能作为侵略的前锋”。①所幸有左宗棠西征军于 1878 年初在西北的全面胜利，部分地恢复了幅员辽阔的新疆领土；有刘永福黑旗军于 1873 年 12 月和 1883 年 5 月的两次纸桥之战对法国侵略军的歼灭性的打击，阵斩法军统帅安邺、李维业（Henri L.Rivière）等人，使“法人寝谋， 不敢遽吞越南者，将逾一纪”；②有冯子材将军于 1885 年 3 月在镇南关和谅山等地对法国侵略军的巨大胜利，统帅尼格里（Négrier）受重伤，法军狼狈溃逃，“几使巴黎闹成革命，引起茹费里（JulesFerry）内阁的突然倒塌”，

③从而使法国“由交易所投机家操纵的殖民政策破产了”。④所有上述这些军

事胜利都是中国人民不顾清政府中屈服于西方列强势力的妥协投降派的阻挠才取得的战果，是来之不易的；也只有这些军事胜利才能在保卫我国边疆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使边疆危机在当时没有进一步发展成为瓜分危机。

至于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则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便早已开始。外国教会的侵略基本上都在中国腹地，相对于边疆危机来说，也可以叫作是“内地危机”。外国教会的侵略活动，萌芽于鸦片战争以前，而始盛于 60 年代。这是因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和战后，西方列强派遣大批传教士来华之故。当时，英国国会议员、苏格兰著名的政治家和作家厄克特

（DavidUrquart）指出：“英国参加这次战争本身已经是海盗掠夺；英国人也已经不再是基督教徒；他们理应忏悔，理应在他们本国重新建立起真正的基督教以后，才可以把传教士派遣出去。”厄克特深知，“紧跟在军队后面” 蜂拥而去中国的传教士决不是“真正的基督教”①的传教士，而是以传教为名的真正的侵略者。所以，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其结果“实无异于发强军深入内地”。②传教士们在当时就已经认为：中国“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落入我们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各自国内的差会， 如果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十八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③他们声称，要在中国的“每一个山头上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 ④ 要用“基督教占领中国（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⑤

① 安邺：《东京问题》，《中法战争》丛刊本第 1 册，第 413 页。

② 罗惇曧：《中法兵事本末》，《中法战争》第 1 册，第 1 页。

③ 加尔新：《在侵略东京时期》，同上书，第 3 册，第 529 页。

④ 恩格斯：《致倍倍尔》（1885 年 4 月 4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291 页。

① 厄克特：《致牛津主教的两封信》。转引自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1929 年英文版，第 359 页。

② 宓克著，严复译：《支那教案论》，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铅印本，第 4 页。

③ 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杨笃信在 1858 年 7 月 30 日的一封信。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6 页。

④ 这是1868 年6 月代表清政府赴各国接洽修约的美国外交官蒲安臣在纽约州州长为他举行的一次宴会上的发言，见卫斐列：《蒲安臣与中国第一次派赴外国列强的使团》，1912 年英文版，第 119 页。

⑤ 按这个词组在外国教会的汉译中作“中华归主”，有时还以此作为书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的斗争，即当时所称为的“教案”或后来所简称为的“反洋教运动”，就在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占有一个相当显著和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历时最长，分布最广， 次数也是最多的。它差不多跨越了整个 19 世纪的下半个世纪，并且在基本上遍及全中国各省和各地区，据统计“从鸦片战争后一直到义和团运动期间， 由于传教士引起的大小教案共达四百余起，大部分是集中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①其中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爆发的较为重大的教案计有 1848 年的青浦教案、1856 年的西林教案、1861 年的贵阳教案、1862 年的南昌教案、1865 年的酉阳教案、1868 年的台湾教案和扬州教案、1870 年的天津教案、1874 年的延平教案、1876 年的邻水、江北教案和建平教案、1881 年的济南教案、1882 年的呼兰教案、1886 年的重庆教案、1890 年的大足教案、1891 年的武穴教案和宜昌教案以及 1893 年的麻城教案等等。这些教案大都是传教士横行乡里、凌虐百姓；霸占田产，拐迷人口；包揽词讼、草菅人命；奸淫拷掠、无恶不作②引起来的。在西方列强看来，“强权即公理这个使人遗憾的原则， 必须全部严酷地在中国予以实施；否则，就让我们带着我们的全部财产滚蛋罢！”③因此，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的斗争首先就是对他们骑在人民头上的嚣张气焰和无耻掠夺的迎头痛击，而尤为重要的则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基督教殖民制度”在华的顺利发展，使之不致于发生那种一倒百倒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以上是我们对中日甲午战争以前的 19 世纪下半叶、特别是 70 年代以后的中国边疆危机和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斗争的概述。认识这段历史对于我们理解甲午战争中及其以后的形势，对于理解义和团反瓜分运动的爆发是十分必要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人民从这段历史中已经看出，边疆危机是外患之本，教会侵略乃内乱之源，其目的都在于掠夺我国领土。前者使用武力侵占，形迹昭然， 不说自明；后者虽有“劝人为善”等各种饰词，但狐狸尾巴终究是掩盖不住的。 1873 年 9 月在四川黔江贴出的所谓《大法国使臣告示》说：

“照得天下原属公器，并非一朝之私业。⋯⋯清朝薄德，已失各省。我国奉天承命，分遣使臣，乘时图治。清朝再三讲和（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几次和谈——引者）， 请其先行传教，随后择吉禅位。我国王（指拿破仑第三——引者）以仁义治天下，不肯受争夺之名，于是准所请。是以王畿重地，已让我国使臣驻守（即所谓“派本国钦差公使等进京长住”事——引者），矧在外各省尚敢逆天行事， 与我国争此土哉！ 不料黔邑绅民愚顽已极，不识时务，敢与我国抗衡，招集寥寥乡团，竟欲驱逐我国在黔差员（即传教士——引者）出境。是盖孩童气习，若卵与石斗，自取灭亡耳。⋯⋯ 本欲调动洋兵，扫平顽梗，不忍不教是惩，尔官民其再思可也。特示。”①

这篇告示中的要害问题是同侵略者“争此土”的问题。在传教士看来，

黔江已属彼之领土，所以要来此设立教堂；中国人民则根本不承认这套无耻谰言，群起反对，酿成黔江教案，显示了中国人民维护领土主权的坚强意志。

①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36 页。

② 参阅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 334—339 页。

③ 高第：《一八六○至一九○○年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第 1 卷，第 390 页。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

对外关系史》第 2 卷，第 259 页。

① 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 82—83 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我们在上面引用的所谓中国“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落入我们手中”这句话， 在这篇告示中表现得再明白不过了。所以，教案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问题；它虽然被一些鸡毛蒜皮的无数借口弄得混淆不清， 但中国人民在斗争实践中是深切体会到了的。

第二，中国人民还看出，边疆危机与教会侵略之间的相互配合、狼狈为奸的作用。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边疆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他们也往往同时发动在我国内地的传教士来作内应。中法战争中，1884 年 11 月 5 日

至 15 日（光绪 10 年 9 月 18—28 日）在云南永北厅的旧坪教堂爆发的教民“反教”、并通过民、教合作，扑灭了教会起兵倡乱的事实，可以拿来作一个典型的说明。教民饶国泰说：

“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法国的艾司铎来旧坪传教。⋯⋯本年五月间（一八八四年六月间），艾司铎吩咐在教的人，说是你们奉了天主的教，就是我法国的人。现在大理教堂来信，我法国兴兵到福建越南，都打胜仗，叫彼此接应。将来要用你们，就是报效出头的日子，不可走漏风声。八月间，看见告示，果然开兵。⋯⋯又见艾司铎发出银子，屯买粮米，调各处习教人来经堂议话。时常有人来，暗中都夹带得有军火。九月半间，艾司铎去猓黑、马上各处经堂会商，调齐教民，由旧坪起事。小的⋯⋯约童成兴于十八日反教，⋯⋯二十三日，又有几家反教。⋯⋯二十六日黑早，又有人看见驮来军火三驮，有百多人进教堂去，不见出来。自二十四五两日起，教堂每夜派队查街， 俱是佩带洋枪器械，众人惊惶，才商量防备。不料二十八日寅时（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晨），教堂冲出二三百人，喊杀震天，点放枪炮。众人一齐在巷口四面堵御，适教堂军火屋内失火轰燃，他们才败走出去。”①

旧坪事变表明，在西方列强向我国进行军事侵略的时候，遍布内地的教

堂就可以立即成为他们的武装据点，收内外夹攻之效，完成其作为列强的“第五纵队”的任务。这次事变的失败则表明，饶国泰、童成兴等教民是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由他们发难与当地居民合作，就能制止传教士的蠢动，使艾若瑟司铎最后只好率部“奔北而逃”。①这一点很重要。教民中固然有梁发之流那样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侵略者效劳的走狗，但是也有不少是具有强烈的爱国心的人，他们一旦觉悟，就能反戈一击，变帝国主义的“内应”而成为中国人民的内应。因此，我们在本书中所指的中国人民，不仅包括了抵抗外国侵略的清政府中的文武官员，同时也包括那些爱国的教民在内。否则，所谓天主教民“自法以护教之故，动以兵威相挟，致教民之数骤减五十万人”② 的现象，就是难以理解的了。

第三，中国人民从这段历史中更看出，屈服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势力之下的清政府是不可能真正抵抗侵略的。它奉行的妥协投降政策是它本身政治腐化反动的表现，这样的政策即便在 19 世纪中叶也免不了被动挨打， 如在鸦片战争中的情况所显示，更何况这时已经面临过渡到帝国主义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曾经在边疆上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内地也起到了限制教会侵略势力膨胀的作用。这些事实证明，西方

① 云南：《丽江府云州知州黄毓全等禀》（1885 年 2 月 4 日），见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 76—77

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① 云南：《丽江府云州知州黄毓全等禀》（1885 年 2 月 4 日），见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 73

页。

② 陈炽：《教民》（1896 年 5 月），同上书，第 425 页。

列强的侵入浪潮不是不可抵御的。但是，为什么边疆危机却越来越严重，教会势力却越来越嚣张呢？这些问题事关国家民族安危，它们是不可能不被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民深长思之的。答案终于在中法战争的过程和结局中最明显地反映出来了。中法战争以两次歼其统帅、一次使其统帅受伤并迫使其内阁倒台的光辉胜利载诸史册，这样的战果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在 1885 年 3 月却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中法《越南条款》，使法国侵略者“不胜而胜”，中国则“不败而败”，这样的荒谬结局在中国近代史上，甚至在整个世界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③这样荒谬的结局只能是清政府荒谬的妥协投降政策的结果。面临着如此荒谬的形势，中国人民特别是他们中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谋出路了。

这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基本上表现为两派：一派是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标的革命派；一派则是以康有为为首的，以改革清朝政治为鹄的的维新派。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说：“予自乙酉（一八八五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①“镇南关一战，中国还获胜仗。后来因被法国恐吓，中国才和法国讲和，情愿把安南让与法国。但是刚在讲和之前几天，中国的军队正在镇南关谅山大胜，法国几乎全军覆没，后来中国还是求和，法国人便以为很奇怪。曾有法国人对中国人说，‘中国人做事， 真是不可思议，就各国的惯例，凡是战胜之国，一定要表示战胜的尊荣，一定要战败的割地赔偿。你们中国战胜之日，反要割地求和，送安南到法国， 定种种苛虐条件，这真是历史上战胜求和的先例’。中国之所以开这个先例的原因，是由于满清政府太糊涂。”②此后，他同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等人，就大谈其革命言论了；因为“中国现状之危，我人当起而自救”。③

至于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则因中法战争受到震动，目睹清政府统治下民不聊生的情境，于 1884 年开始就中西文化作出初步的比较，开始酝酿了他为变法维新制造出整套理论根据的《大同书》的思想。他说：“已而强国有法者，吞据安南，中国救之，船沈于马江，血蹀于谅山，风鹤之警，误流羊城，一夕大惊，将军登陴，城民走迁，穷巷无人。康子避兵，归于其乡”。“耳闻皆勃谿声，目睹皆困苦之形”，“生民之祸烈而救之之无术也！”“苍苍者天，抟抟者地，不过一大杀场大牢狱而已！”“康子于是起而上览古昔， 下考当今，近观中国，远揽全球”；“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

①在以科举为前途的康有为看来，救之之法在于促使清政府变法维新。

中国人民的觉醒，不仅酝酿了义和团反瓜分运动的爆发，并且也成为辛

③ 列宁：《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摘录和批注》，第 2 页。

①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68 页。

② 《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册，第 604 页。

③ 胡去非：《总理事略》，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第 11 页。

① 康有为：《大同书》。转引自《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之部》，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89—190、193、196 页。据考证，康有为“这时只有《人类公理》，没有什么《大同书》”，《大同书》是“1901—1902 年所撰”（见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95、104 页）。不过，即就《人类公理》所论述的“平等公同”的“大同境界”来看，康氏的变法思想最初也是“兵警羊城”，受中法战争影响的产物。

亥革命和维新运动的嚆矢。在这个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里， 屈服于西方列强的清政府在战胜以后尚且“不败而败”；一旦果真战败，那就不堪设想了。瓜分危机之随中日甲午战争以俱来，那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