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

根据本书叙述，我们知道义和团运动是通过拳民的英勇战斗，在瓜分危机三次缓解的基础上才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这三次瓜分危机的缓解是：1900 年 6 月 20 日联军《大沽宣言》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一次缓解；

7 月 3 日美国《海约翰通牒》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二次缓解；10 月 16 日《英德协定》所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三次缓解。三次缓解的过程从所谓有限的军事行动到“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从“利益均沾”到不利用中国目前形势“获得领土利益”等，都是一次比一次更加具体明确，并使个别具有领土野心、企图趁火打劫的帝国主义强盗也终于没有达到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通过义和团运动中三次瓜分危机的缓解，结果就起到了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这是历史事实；但是，它需要说明和解释，即义和团运动为什么能通过瓜分危机的缓解而起到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呢？

首先，这是由于义和团运动是一场正义的斗争，取得了国内外先进人士和进步舆论的同情和支持的原故。当运动开始全面爆发的时候，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报纸《前进报》就在 1900 年 6 月 19 日的社论《铁拳》一文中盛赞它为“神圣的战争”。文章说“如果说有所谓‘神圣的战争’，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正是这样一个‘神圣的’民族战争”。我们“不能不寄予同情”。③美国的进步作家马克·吐温于 8 月

12 日说他“同情中国人”，11 月 23 日他更公开宣称他“也是一个义和团员”， “无论何时都站在义和团一边，义和团是爱国者”。④秋冬之际，我国留日学生在横滨发行的《开智录》上发表了《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一文，盛赞拳民的英勇斗争，足以“轰全球人之耳，电全球人之目”。①列宁在 12 月 24 日《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的战争》的光辉论文，痛斥列强的“殖民政策”，特别是痛斥了那个顽固坚持瓜分中国的沙皇政府，“为了一小撮富人和显贵的利益出兵掠夺”中国人民，它“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要求“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以结束政府的专制统治”。②日本进步作家青柳猛于 1900 年写了一篇《义和团赞论》的文章，刊登在 1901 年 2 月 25 日发行的《女学杂志》513 号上，谴责列强以武力强占中国领土，如日本“割

③ 赫德：《中国和重建》（1900 年 11 月），见《“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第 112 页。

④ 赫德：《中国和重建》（1900 年 11 月），见《“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第 112 页。

① 《义和团史料》（上），第 27 页。

② 张廷琛：《马克·吐温与中国》，见《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 4 辑，第 298、299 页。

占台湾全局，并勒索赔款三万万两”，如“德国强租胶州湾，俄国强占旅顺口，英国也占领了威海卫”，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义和团“为了防御手持凶器的强盗而拿起刀枪，决没有罪，在哪一国的法律上也应属于正当防卫，不能问罪”。“只知谴责义和团，而对那些外国传教士和耶稣教徒可鄙的行为保持沉默，这是任性胡说，也是极不公平的！”“我认为义和团是值得同情的，而应该谴责的恰恰正是外国人（包括日本人）和他们卵翼下的耶稣教徒。”③在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中，改良主义者容闳也于 1901 年告诉他的学生刘禺生说：“予默观现时大势及中国将来情形，当竭诚以授汝，汝其阐行吾志乎？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美国）十三州独立，杀英税吏，焚英货船，其举动何殊义和团？”④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以义勇军形式进行的保家卫国的正义斗争，身在北京的赫德就其亲身经历感到那时“除教徒外一般人均同情义和团”，甚至“每个中国人都将为了把外国人（外国侵略者——引者）赶出去而欢庆呢”！①

其次，义和团运动以其英勇战斗的精神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使他们不敢为所欲为，不得不来一个紧急刹车，中止他们的瓜分罪行。单凭事业的正义性，而不靠英勇的战斗去把它付诸实践，最后也必是一番空话，一事无成。帝国主义列强根本不会因为他们掠夺殖民地的强盗行径的非正义性而停止其疯狂罪行的；不然的话，何以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了呢？这种人们所谓的“一种可怕的真理”（an awful truth），在世界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在义和团运动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战场，即面向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的前线战场和面向拥有武器的外国教会和教民的内地战场。拳民英勇战斗的结果：在前线战场上迫使西摩尔统帅的八国联军在 1900 年 6 月 16 日公开承

认，廊坊之战使“远征在事实上已经失败”。②迫使联军在 6 月 20 日发表《大沽宣言》以消除那种“认为北部战事即表明帝国之逼近瓜分的这种疑虑”。③ 一个在山东恩县庞各庄传教多年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congregationlist）明恩溥（Arthur H.Smith）曾就西摩尔联军的失败一事写道：“这次试图援救（北京使馆）的远征军的戏剧性的事变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不管它也许已经完成了什么别的冒险事业，反正它是永远地消除了那个经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论点，即是说，一小队外国军队，只要组织好了并且武装齐备，就可以在整个中国横行，长驱直入，不会遭到有效的抵抗。这次强行开辟通向北京路线的失败的重大结果就是，对许多军事权威们来说，他们都深信，如果没有一支足以准备应付一切意外事故的庞大的野战军，如果没有足以抵抗中国人所能纠集到的任何部队进攻的基地来保持畅通的通讯联络的话，那么首都北京就是目前所不可能抵达的。当中国人被彻底唤醒起来并且在实际上以无限的数目倾巢而出的时候，过分相信外国处理中国人抵抗的能力，就会

③ 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 61 页。

④ 《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214、217 页。

① 青柳猛（青柳有美）：《义和团赞论》，转引自王晓秋：《日本进步人士同情义和团的呼声》（见《北方论丛》1982 年第 4 期，第 103—104 页）。

②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第 114—115 页。括号内“美国”二字系引者所加。

③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 7、8 页。

有损于我们对面临的困难作出许多比较正确的估价的能力。”④

在内地战场上，拳民继承了以往数十年来反洋教斗争的战斗精神，在全国城乡各地展开了武装斗争，使那些多年来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穷凶极恶、民忿极大的外国传教士和一伙为虎作伥的叛国教民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利用了一切机会去铲除了这些祸根”，①使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基础倒塌了，即便还存在一些也都岌岌可危了。所以，列强之中止瓜分中国，不是由于他们一时顿发善心，也不是由于他们侵略的非正义性而改弦易撤，而是由于他们面临拳民的英勇战斗在两个战场上失败以致不可能瓜分的结果。因为当时“中国是帝国主义者争夺的最大的一块骨头。每个强国都毫无例外地想对这块骨头咬上一口”。②只要能瓜分，他们就是要瓜分的。把中国同非洲相比较，“南非亦如尼罗河谷一样，在这个‘帝国主义时代’中都只不过是插曲。盖过所有其他问题的大事是远东。中国已接替了土耳其的位置，成为杰出的‘病夫’”。③如所周知，这些地方都已被列强瓜分始尽，而比这些地方都更重要的中国，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却突然歇手了呢？正是由于拳民奋不顾身的战斗，才使得“瓜分中国的方案在几个欧洲列强的总理府中被扔到废纸篓里去了的”；④才使得所谓“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也”。①

再次，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起到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乃是由于它是一次民族起义运动，是一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这种运动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军事力量所镇压不了的。数十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史证明，它虽屡经镇压，却此伏彼起，更加茁壮成长；“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因为它具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性质的缘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义和团运动，它的这种性质就更明显了，规模也大得多了。因此，京津虽在 1900 年七八月份因清政府的背叛而沦陷，义和团运动也结束了它在发展中的高潮时期，但拳民的斗争并未中止，仍在顽强地继续着。帝国主义列强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敢背弃前言，重操瓜分的老调，于是有 10 月份《英德协定》之不利用目前形势以图获得领土利益的声明。这是因为，在战斗中成千上万的拳民牺牲了，他们在活着的伙伴们的眼中是“殉道者”，“在殉道的血液中难道不是有一种像长生鸟一样的力量（a phoenix-like power）吗？”“再说，军事示威能一直继续到所有现存的和可能出现的拳民都被斩尽杀绝为止吗？然而，又怎么能把中国的四亿人民都消灭光了呢？”②“不管中国哪一部分领土被割去，都必需用武力来统治”，而“整个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就将协同一致去反对参与瓜分的那几个外国统治者，⋯⋯早晚会在各地表现出民族情感的存在和力量。这样做上算吗？根据这个利害得失的简单理由，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应被宣告为完全无用的”。③这就是代表英帝国主义者利益的赫德的看法。9 月 27 日，联军统帅德人瓦德西在抵达天津后也认为：

④ 培根：《译立科伯爵传》，第 107 页。

①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 247 页。

② 明恩溥：《动乱中的中国》第二卷，第 443—444 页。

③ 《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一号，一九○○年，第三八四件附件。

④ 帕尔默·科尔顿《近代世界史》，1964 年英文版，第 649 页。

① 泰勒著，沈苏儒译：《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438 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②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 12 页。

③ 《义和团》（四），第 246 页。

“世人动辄相语，谓取此州略彼地，视外人统治其亿万众庶之事若咄嗟可立办者。然实则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如欲实行此下策，则后患又不可不防矣，然此似亦非易望者也”。①1901 年 2 月 3 日，瓦德西在其上德皇威廉第二的奏折中更认为，瓜分中国一事，“绝对不能实现”，且“系毫无益处之举”。他从这次拳民运动中看出“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中国群众“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生气”；在直隶、山东两省至少有 10 万人参加的义和团运动，其所以失败“只是由武装不良之故，其中大部分，甚至于并火器而无之”。②E

正因为义和团运动不单纯是一个战争胜败的军事问题，而是一场规模壮阔的民族起义运动，所以即使在京津沦陷，它的高潮看来已经结束之际，帝国主义列强的代言人仍然认为瓜分是“完全无用的”、“毫无益处”的、并且是“绝对不能实现”的。所以，“近年以来时常讨论之‘瓜分中国’一事，义和团运动以后，各国报纸再不喜讨论这个‘题目’了。”③“平日唱兵力瓜分，和平瓜分之议，或涂红圈绿线于支那地图谋某地为某国势力范围之企图，亦未胆敢如前之猖獗耳”。④这些就是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通过瓜分危机的缓解而起到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真实原因。这些也是那个香港英国贸易界重要人物怀特海德（Whitehead T.H.）于 1901 年 2 月 8 日所宣称，这个“被认为已经死亡了的巨龙现在仍然富有应变的才智”。他还说：“人们都知道，使用刀、矛等武器的人能够打败以后膛枪装起来的最好的正规军队，如果这个国家确实很顽强，如果以刀、矛为武器的人以十与一的比例超过他们的敌人的话”。“因此，不论是我们，还是任何其他强国，都不能长久地控制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基督教国家可以统治中国，因为它的人民每隔五年就挑起一次大屠杀（应读作发动一次反侵略斗争——引者）”。⑤怀特海德这番话，不正是说明了在酝酿这场民族起义运动的反洋教运动初期中国的一位志士所说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看他一炮能打死几个人”①的话并非空话，而拳民血战联军也产生了它应有的效果了吗？

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事实和道理，现在看来是十分明显的了。不过有的研究者却撇开义和团运动来谈这个问题，并把这归因于列强之间的矛盾。例如，约瑟夫（JosephP.）在他的著作中说：“自一八九四年以来，中华帝国崩溃的形势在政治范围内曾经是始终存在着的。瓜分不只一次地迫在眉睫；如果说瓜分被阻止了的话，那并不是由于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人具有任何杰出的政治本领，也不是由于在中国的国家结构中具有任何组织特色。更正确地说，那只能归因于列强之间的竞争、猜忌和利害冲突，阻止了他们去达成瓜分中国的一致意见。”②这是有名的列强矛盾阻

① 《中国和重建》（1900 年 11 月）。见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第 111—112

页。

② 同上书，第 97 页。

③ 转引自佐原笃介等：《八国联军志》，见《义和团》（三），第 244 页。

④ 《瓦德西拳“乱”笔记》，第 141、143—144 页。

⑤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 398 页。

① 《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1 卷上册，第 26 页。

② 怀特海德：《在华贸易的扩展》，转引自《“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 161、166 页。

止瓜分中国说的论点。不过，我们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在这个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中，列强在瓜分非洲和奥托曼帝国的时候并非不存在竞争、猜忌和利害冲突等等矛盾，然而它们却终究被瓜分了，又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列强之间因瓜分世界而产生的矛盾，一般可凭协商解决，不可克服的矛盾则是可以用战争手段去解决的。这些矛盾可以加速或推迟某个地区的瓜分过程，但不会影响到瓜分的最终目的。能阻止列强瓜分的基本上只能靠当地人民群众有效的武装斗争。在中国正是因为有了义和团运动的全面爆发和英勇战斗，才使得帝国主义列强“的确不可能像他们瓜分非洲那样去瓜分中国。他们更不可能像英国人接收印度和俄国人接收中央亚细亚那样去接收中国”。③

再说，“天助自助者”。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强盛，主要在于自力更生。在中国当时面临瓜分亡国危机的形势下，如果不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的奋起抵抗上，而是寄托在列强瓜分中国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上，那只能是一个徒然的、一相情愿的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一堆肥肉出现在一群豺狼面前，不管豺狼之间的矛盾是怎样的不可克服，这堆肥肉最后被掠光吃尽的命运是不问可知的。在义和团运动迫使中国瓜分危机的形势缓解以后，1904—1905 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者还为了争夺我国东北的势力范围而进行了战争。既然为了势力范围尚且不惜一战，那么为了瓜分中国领土，列强就不可能利用战争去解决他们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了吗？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说列强之间的矛盾曾经有助于缓解中国当时面临的瓜分危机的话，那么，它也是以义和团运动的全面爆发，拳民在各地的英勇战斗，杀敌致果为前提的，它只能构成一个伴随的原因（a concomitantcause）。没有义和团运动这个前提，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不管它是多么不可克服，也不可能缓解瓜分危机，只能加速和扩大中国的瓜分危机。1897 年 11 月德军强占胶州湾所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是一个再明显也不过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