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联军《大沽宣言》与瓜分危机之第一次缓解（1900 年 6 月 20 日）

1900 年 6 月 20 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列强联军在占领大沽炮台后的第三天，由各国海军上将或中将组成的舰队司令们发表了一篇联合宣言（a joint proclamation）说：

“驻华各国水师提督等为晓谕事，照得目下北省团‘匪’作乱，各国之所以调兵进京者，不过为救援各国人民起见，并非另有他意。兹当拔队进京，如有团‘匪’或中国 人民敢于阻御者，定即痛加攻击；苟不阻拒，亦断不侵犯地方。为特谕中国沿海及沿江等省督抚及一切官员知悉。”⑥

这篇宣言是“向中国人民保证，他们的武力是，并且总是用来仅对拳民

‘叛乱者’和那些反对救援北京的外交人员及其他外国人员的。这篇宣言证明，外国的海军上将们最后终于开始体会到北部中国这次骚乱的性质和 原因了，宣言在直隶的有利影响甚微；但是，它却被上海和其他条约口岸的 领事官们所复制和重新发表，把它作为消除认为北部战争即表明帝国之逼 近瓜分的这种疑虑”。⑦

美国历史学家施达格先生在这里论述联军《大沽宣言》时提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论点：第一，这篇宣言证实了联军统帅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的改变； 第二，联军统帅发表这篇宣言并要求广为宣传的目的在于消除中国人民对瓜分中国的疑虑。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两个重要问题，因为它们表明了自甲午战争以来五六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日益严重的和迫在眉睫的瓜分危机之第一次缓解。

毫无疑问，联军统帅对时局认识的改变是由于他们以进军北京为目的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的一再失利导致的。6 月 14 日，第一次联军即西摩尔联军在拳民的血战下于廊坊受阻，只好撤退，不得前进。6 月 17 日，第二次联军进攻大沽炮台，准备由此登陆援助西摩尔军共同向北京进军。不料在清军爱国官兵的坚持抵抗下，“伤亡惨重，军火供应不足”，连去天津都“最迫切地需要援军”，“需要机关枪或野战炮”，①当然更谈不上进军北京了。假定两次联军都能顺利地到达北京，那么就根本不可能有所谓《大沽宣言》的发表了。在各国公使和舰队司令差不多都拥有“自行决定采取最适合的行动步骤”

①的权力下，联军如果能够“到达北京”，那么“局势将是怎样”，那是“不

⑥ 同上书，第 120 页。

⑦ 《义和团》（三），第 290 页。

① 佐原笃介等：《八国联军志》，见《义和团》（三），第 184 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按这篇《大沽宣言》亦即联军向清政府地方官吏致送的《照会》：“为照会事：照得在华各国水师提督等，情愿知会各总督及各省、各府、各县、并海口大吏地方官，各沿海河口各文武官员等，所有动兵用械，只为弹压义和拳‘匪’，及所有拦阻我军等驰往北京救授各本国人等。为此知会，请烦查照可也。各国水师提督在大沽口， 于西历一千九百年六月二十日，华历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会议订立于右”（见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二十二卷，第 41 页）。译文与上述《宣言》大同小异。

①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 246—247 页。按这篇宣言乃是应联军各司令的

要求而在中国各地公布的。例如 1900 年 6 月 23 日上海领事团的布告结尾处便声明：“本布告（即宣言—

引者）系应大沽口方面高级司令官的请求而公布”（见《义和团》（三），第 531 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可能预言的”。②这个在两年前就发表过中国注定是一个“垂死的国家”③的言论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今天又说出了局势的“不可能预言”的话，人们不难想象出它所意味到的瓜分的含义。更何况在半个多月前，即 5 月 28 日晚在北京外交使团的会议上，德使克林德曾经公开“表示赞成”“瓜分中国”④的意见呢！并且列强都知道，沙俄立意要把东北从中国瓜分出去，在“满洲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在那方面要求完全行动自由，因为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铁路”⑤的借口下，准备实行全面占领。所以，赫德就不无理由地说出我们在前面所引用的那句联军进京就“能够改变历史”进程的话。如果他们能到达北京，联军统帅们也就用不着发表“并非另有他意”，“亦断不侵犯地方” 的那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宣言了。

战争形势本身的重大变化，迫使联军统帅们不得不改变他们对中国时局的认识。拳民的血战和清军的抵抗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们本来认为， 这也是绝大多数帝国主义侵略者自甲午中日战争以来的共同看法，中国人民“现在还是一个原始的群体，个人利益是其唯一的动力，盲目的愤怒取代了爱国主义的发愤图强”。①“中国人像所有其他的东方人一模一样，都不尊重论据而只尊重武力，这样一个惯用语再加上中华帝国是由一群毫无活力的群众所组成的信条，所以西方国家能够对他们为所欲为而用不着害怕他们的抗议和憎恨”。②这个“向来以‘睡狮’名称成为列强怀疑目标的中国，也因中日战争暴露了势力，身价降落到‘死骆驼’以下，列强于是各随所欲，伸展他们的爪牙，对中国全境各自划定势力范围，促进了再进一步便是瓜分中国的局势”。③他们对中国人民这样看，对清政府的军队他们又是怎样看待的呢？ 他们认为清军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从来没有取得过一次胜利，在每一个战场上都是望风而逃，并且把坚强的阵地一个接着一个地放弃了；她的舰队，本来寄托着许多希望，却可耻地被驱逐到了设防港口的掩护之下；她的司令们的自我表现全都是无能的，很多还是懦夫；她的管理以缺乏效率和腐败而闻名于世，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和承平时候都是一模一样的”。④在这种情况下， 帝国主义侵略者认定，“中国的一切希望已成为泡影了”。⑤

没有义和团同爱国官兵的血战联军，联军统帅们是不可能改变他们根深蒂固的认识的。当西摩尔联军在天津出发之际，当各国联军决定进攻大沽炮台之际，他们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认为进军北京，乃指顾间事，朝发而夕至耳！他们瓜分中国之心已炽，那里想得到会被阻于廊坊，受创于大沽，又被痛击于天津老龙头火车站呢！①在到达北京的希望已成泡影之后，他们一想到如果拳民手中掌握了新式武器，如果拥有新式武器的清朝水师也参加卫国

② 《英国蓝皮书》，第 47 页。

③ 同上书，第 44 页。参阅本一所述各国公使所拥有的便宜行事的大权。

④ 索尔兹伯里：《致驻日大使怀特赫德函》（1900 年 6 月 16 日），见《英国蓝皮书》，第 44 页。

⑤ 伦敦《泰晤士报》1898 年 5 月 5 日第七版。

① 《德国外交文件》（二），第 15 页。

② 同上书，第 21—22 页。

③ 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第 410 页。

④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 277 页。

⑤ 日本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214 页。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3 卷，第 55—56 页。

战争的话，就会是面对着全军覆没的前景而心有余悸的。世间一切东西，没有比事实更顽强的。这一被阻和受创的事实，就使得中国人是“东亚病夫”， 中国军队一遇到外国军队全都“望风而逃”的论点，也如同说少量外国军队， 可以在中华大地上横行霸道的胡说一样，被“永远彻底地消除了”。②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爱国主义的人民起义和民族战争。联军统帅们在总结西摩尔联军③和大沽口事件后，不得不“最后终于开始体会到北部中国这次骚乱的性质和原因了”。

根据上述事实，再加上遍及各地的人民起义，远在欧洲的西方人民也得出 了 同 联 军 统 帅 们 在 某 些 论 点 上 相 一 致 的 看 法 。1900

年6月19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前进报》（Vorw&a&rts）在其社论

《铁拳》（Die gepanzerte Faust）中说道：

“在大沽，中国的海岸炮台和停泊在大沽口前的列强军舰已经展开了战斗。⋯⋯并继续七小时之久。⋯⋯由海军大将西摩尔率领的两千名远征军，现在的处境也已非常危险。⋯⋯起义并不仅限于直隶省，并且也在江苏和广西爆发了。⋯⋯英国报纸认为，有关列强必须各派一万人到东亚去。然而，调配这样的兵力，是不是就足够应付这样声势浩大的运动，还值得怀疑。看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应付中国的人民运动，列强想要扑灭它，也许会门牙都被打掉。假使列强仅仅是同中国政府及其正规军交手的话，列强的处境就不像现在这样不利。⋯⋯反对所仇恨的外国人的人民战争，将使被称为怯懦的中国人，表现为另外一种光彩的好战士。⋯⋯现在，这种侵略政策以及对中国民族尊严和民族存在的一切侵犯行为的后果，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已经是昭然若揭了。⋯⋯我们的报纸上的殖民狂热和海军狂热，现在不能不因为他们所鄙视的那个民族爆发了民族起义而大为晦气了。⋯⋯如果说有所谓‘神圣的战争’，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正是这样一个‘神圣的’民族战争。是谁给了外国人要求中国人放弃他们原有的信仰并强使他们信奉其教义，同‘基督教’列强的行为大相径庭的宗教权利呢？是谁给了外国人瓜分中国人的国家并强迫他们接受外国工业品的权利呢？⋯⋯中国在其维护本国领土和民族特点的斗争中，应该⋯⋯得到一切具有政治道德

的朋友的同情”。④

当然，联军统帅们是为瓜分中国而进军，不会“同情”中国“维护本国领土”的斗争的。但是，他们在“晦气”的战争和“非常危险”的“处境” 中是会体会到“也许会门牙都被打掉”，并想一想是谁给了他们以“瓜分中国人的国家”的权利的。不管出于何种考虑，联军统帅们认识到他们瓜分中国的罪行是一切问题的总原因，也不管是出于权宜之计还是什么别的打算， 他们也只好声明他们“并非另有他意”，“亦断不侵犯地方”来粉饰一下自己，间接地否认他们有瓜分中国的企图，并请求各条约口岸的领事们把这分宣言作为布告，到处张贴，为的是消除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疑虑。

联军《大沽宣言》的真正历史意义在于：它不是联军统帅们在一夜之间忽然变得慈善起来，不愿瓜分中国了。他们不是不愿，而是不能。瓜分中国的第一步是进军北京。现在他们连第一步都作不到，还侈谈什么第二步呢？

② 同上书，第 101 页。

③ 按 1900 年 6 月 18 日老龙头火车站之役见第九章《天津的激战》一节。

④ 明恩溥：《动乱中的中国》第 2 卷，第 443 页。

促成瓜分危机之第一次缓解的真正力量，乃是 6 月 14 日在廊坊的拳民血战，

乃是 6 月 17 日爱国官兵在大沽口炮台对联军的坚持战斗。“嗟乎！列强之于东亚，鹗顾鹰瞵，龙骧虎视，其视中国之地，则波兰耳，印度耳；其视中国之民，则奴隶耳，牛马耳。岂不谓瓜分之，豆剖之，惟我所欲；拉捭之，蹈藉之，任我所为。然而揆以理则未顺，度以势则不能也”。⑤这里根本之点是“势则不能”；因为他们在军事上受到重创。否则，理虽“未顺”，波兰照样受到瓜分，而印度也照样曾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的。

⑤ 按西摩尔联军在 6 月 22 日夺取西沽武库以后才最后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它在 6 月 20 日即《大沽宣

言》发表以前的“危险处境，在大沽口的联军统帅们是知道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3 卷，

第 21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