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义和团运动的性质

义和团运动不仅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次重大事件，并且也是世界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构成了世界近代史上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一章，主要在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是正义的。它所从事的反瓜分、反侵略的斗争，不仅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也代表了全世界备受帝国主义列强掠夺和压迫的弱小民族的共同的呼声和行动。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是没有任何人敢于否认的，甚至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本身，只要他们敢于承认现实的话，他们也是不能否认的。

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首先表现在它的目的和宗旨上是爱国的。它是数十年来中国人民在反对资本、帝国主义教会侵略的“反洋教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面临亡国灭种的瓜分危机时就发展成为这个规模壮阔的救亡图存的群众性运动；到了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侵略战争以后随即发展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反侵略战争。列宁指出：“试问，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进攻，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疯狂镇压的暴动是由什么引起的呢？主战派硬说，这是由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 ‘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所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 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一八五六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不痛恨他们吗？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我们通常把这种掠夺政策叫做殖民政策。”①

列宁继续指出：“欧洲资本家的贪婪的魔掌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拚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瓜分中国的议论并不是无的放矢。如果直言不讳， 就应当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 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②在上述两段引文中，列宁指明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就是反对“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从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义和团运动就是反对那些“已经开始瓜分中国”、“盗窃中国”的“欧洲各国政府”。谁能说反对这些东西不是爱国主义精神和行动的表现呢！因此，义和团运动具有光明正大的爱国目标是无可置疑的。

其次，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还表现在它在手段上的自卫性。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生而具有自卫的正当的天赋权利；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这样。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瓜分中国，拳民们在义和团运动中纷纷走

① 按本节所论问题具有综合性质，以此在这里不免要重新提到本书有关各章节中的某些论点和引语；为了免于读者翻检之劳，所引文字亦将出处注明。

② 按克莱门茨在其所著《义和拳“叛乱”》一书的序言中说：“论及一八九五到一九○二年中国历史上的这段时期，它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外交上都占有一个无与伦比的地位（auniqueplace）”（见该书第 7 页）。

出家门，练习拳艺武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不仅使帝国主义侵略者一时为之目瞪口呆，同时也使自己有能力去胜任抵抗任何入侵的敌人。否则，这个所谓“东亚病夫”要去击败西摩尔联军和实行京、津鏖战，那是难以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练习拳艺武术，乃是拳民们自卫手段的核心部分，但是，它却包括在一些迷信活动的外壳中。今天我们来认识义和团运动，首先就要善于从它的这些迷信活动的外壳中找出它的合理内核——练习拳艺武术作为自卫的手段。否则，我们就会迷失方向： 强调和夸大所不应强调和夸大的方面，而忘记自己本来就应该重视的合理内核。

所谓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现在应该是到了它破产的时候了。它曾被中外反动派利用它来夸大其迷信活动的外壳，作为他们对拳民们在没有新式武器的条件下不惜以血肉之躯去同敌人拼搏战斗的大无畏的英勇斗争精神的诬蔑。①在整个义和团运动的战斗历程中，拳民们从来不拒绝利用洋枪洋炮来武装自己，打击敌人。在 1899 年 10 月 11 日朱红灯领导的山东平原冈子李庄之战以后，10 月 17 日清方检察其据点李长水家，“见设防甚备”，“当大道设炮一，炮重百数十斤，有横箍三、横环二，盖洋庄”。② 1900 年 5 月 27 日沙俄驻北京公使格尔思的密电中说：“由官方所证实的事实是：派去攻击‘叛徒’的一支军队被义和拳打败，而且义和拳拥有枪炮”。①6 月 16 日， 天津“军械所内所存军械，任拳‘匪’随便抢取，洋枪药弹，搬运一空。拳‘匪’⋯⋯见洋枪枪刺，明洁悦目，亦遂各持一杆，以为御敌之具”。② 北京海关总税务司署总司录事司英人辛普森（Simpson，B.L.）在其 6 月 21 日所记北京街头见闻时说，他曾亲手放枪行凶，击死一人。“此人非兵，乃一拳民，身穿红布长衫，周围以蓝布缘之，头戴红帽，如法国大革命时所戴之帽，腰系一蓝色之弹药袋，内装有马梯垒子弹（Martini bullets）；**予等见之，甚以为奇，彼拳民非不信弹药者乎？何以又自带之耶？”**③可见这个所谓义和团不信枪炮、刀枪不入的神话，当时就有目击者把它揭穿了。直到 1902 年 5 月 8 日景廷宾和赵三多所领导的直隶广宗县件只村大战中，团

众便“凭高以枪炮俯击，相持数时之久”。④原来，义和团所谓的“刀枪不入”， 乃是为了鼓励爱国人民，包括那个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久已丧魂落魄的清政府起来战斗，“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以挽救迫在眉睫的瓜分亡国危机的缘故。如果义和团真正相信“刀枪不入”，那他们又要枪炮来干什么呢？这一点当为天下后世所共谅共闻，我们要善于识别在运动中带有迷信活动的外壳，千万别相信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刀枪不入”的神话来烘云托月， 夸大所谓义和团运动“落后”、“野蛮”的形象，从而歪曲拳民们爱国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光辉形象。

其三，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包括它的前身反洋教运动在内，还表现在它们具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性质。由于外国教会在其所在地区对中国人民

① 《中国的战争》（1900 年 12 月 24 日），《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213—214 页。

② 同上书，第 214—215 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① 按所谓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只散见于个别揭帖，多数揭帖上没有这类词句。

② 蒋楷：《平原拳“匪”纪事》，见《义和团》（一），第 358 页。

③ 《红档史料》，第 217—218 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④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见《义和团》（二），第 15 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曾经进行过侵略和统治，传教士既是侵略者又是统治者，所以反洋教运动具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性质是明确的。⑤在反洋教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义和团运动是否也具有这个性质呢？它反对外国侵略是明显的，是爱国的、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它反对的外国侵略是一种特殊的侵略，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侵略。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的枷锁，本来已经把中国置于它们的间接统治之下，东交民巷的列强驻华公使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业已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连皇室家族的继承问题都得听他们的，唯他们马首是瞻。但是，他们还感到不足，要把间接统治的中国变为直接统治，要把中国从半殖民地的地位变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因此，义和团运动所反对的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要求直接统治中国的斗争。它既反对外国侵略，也反对外国统治中国，当然它也具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性质。一般论述这个事件的外国史书都把义和团运动叫作“拳民起义”（The Boxer uprising），这种“民族起义”（The nationaluprising）①就是指义和团运动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来说的。

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R.R.Palmer）和科尔顿（JoelColton）曾经把当时中国的情况设身处地作了一个对比说：“读者不妨想象一下，在美国如果外国战舰在密西西比河上巡逻一直到圣路易城；如果外国人在美国全国往来而不受它的法律管辖；如果纽约、新奥尔良和其他城市都有不受它的裁判权管辖的外国居留地，而其中却集中了所有的银行和管理机构；如果外国人决定关税政策，征收货款收入，并将其中大量税金汇寄他们自己的政府；如果华盛顿的西郊曾被焚毁（如圆明园）、长岛和加利福尼亚曾被来自远方的帝国所并吞（如香港和印度支那）以及整个新英格兰又被两个紧邻的帝国所垂涎；如果这个国家的当权者在与这些外国人串通勾结的同时又受到他们的迫害欺骗⋯⋯那美国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国家了呢？因此，他就能够理解，上个世纪末的中国人是怎样观察问题的了，而‘帝国主义’这个词又是为什么会被世界上这么多的民族所憎恶的了。”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民族起义就成了挽救国家免于危亡的唯一的力量。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曾经劝告在 1883 年成立的英国樱草会（PrimroseLeague）会员说：“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地区尽其可能地去创立一个来服枪俱乐部。让自己有能力去抵抗入侵之敌这一点要成为每一个有本事的英国人的责任。这种气氛如果一旦波及国外，⋯⋯那么你们就将拥有一支防御的力量，它不仅将击退来犯的进攻之敌，并且将使那些进攻者的命运如此之坏，以致于根本就不会有进攻者出现！”①当赫德引用这段话来评价义和团运动时，他说：“这正是引起义和团运动爆发原因的真正的思想。”②不同之处只是拳民俱乐部没有来服枪，只能靠练习拳术来救国罢了。总之，义和团运动以爱国为目的，以自卫为手段，

⑤ 朴迪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义和团》（二），第 247 页。按朴迪南姆威尔（PutnamWeale） 系辛普森之笔名。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① 《署直隶总督袁世凯折》（1902 年 5 月 21 日）。见宋秀元：《从清军机处档案看景廷宾起义》，《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2 年第 2 期，第 3 页。

② 参阅牟安世：《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见《近代中国教案研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17 页。

① 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第 1 页。

② 帕尔默、科尔顿：《近代世界史》，1964 年英文版，第 655 页。

是当时中国人民的正义的民族起义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