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义和拳的组织、成员和纪律

义和拳这种民间秘密结社，是按我国古书《易经》中八卦的名称和符号

在直隶和山东各州县。就山东来说，乾字拳会分布在武定府之滨州、沾化、阳信、利津、蒲台等县，离字拳会分布在武定府之惠民、商河，济南府之齐东、济阳、邹平、章丘等县，东昌府之冠县十八村有坎字拳会，武定府之海丰县有巽字拳会，武定府之乐陵县西南乡有兑字拳会等。①就直隶来说，保定府新城“南二十里高桥村”②有巽字拳会，天津府之“沧州、南皮二处”③有兑字拳会，“永定河南岸某村”有震字拳会，“京西村落”④有坤字拳会，至于乾字拳会和坎字拳会，则拳众较多，分布较广，京、津一带及直隶各州县多有之。

“拳教谓其公所为‘坛’，亦曰‘炉’”。⑤坛，又称坛口、坛场（厂） 或拳场（厂），它是拳会在一个地方的基层组织。按义和拳易名前之梅花拳“分为文场和武场”、⑥按文场不公开、武场公开的惯例来看，每个坛口或拳场亦当有文场和武场之分，而人们所见到的一般情况大体上不过是武场的情况罢了。坛的首领“皆称大师兄”，①“其称谓无师父之名，授受者称之为师兄，师弟，或称大师兄而已。收入门者，朝出暮归，父不能禁其子，兄不能阻其弟，速则七日而艺成。艺成之后，头挽英雄结，腰缠红带，足履快靴”。

②除大师兄外，还有称二师兄、三师兄的；因为入会之人，“不分老少、祖孙、

父子，皆称‘师兄’”；③“其管事者称大先生、二先生、三先生”。④

各拳会间的主要标帜表现在服饰上，一般说来，乾字拳会尚黄，坎字、离字拳会尚红，巽字、兑字拳会尚黑等等。各拳会之间，甚至一个拳会的各坛之间，都彼此独立，“各不相属”。⑤但是，在乾、坤、坎、离，震、艮、巽、兑等八个拳会之上，是否有一个统一的领导呢？一般看来是没有的；如果说有的话，也是众说纷坛，莫衷一是。传说在这八个拳会之上的“活佛”

① 《余栋臣告示》，见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 93 页。

② 张汝梅：《致总署》（1898 年 4 月 17 日），见《教务教案档》第六辑。按“义民会”一词，虽系讹传， 但是它却一值沿用下去。后来顺天府府尹何乃莹向他们说：“尔等皆义民”（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上册，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86 页）。劳乃宣的《拳案杂存》说：义和拳起义后，“群相信从，有义民

会之称，是民目之为义民也。”（《义和团》（四），第 470 页）

③ 参阅朱金甫、庄建平：《新发现的山东义和团运动史料——〈筹笔偶成〉述略》，见《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 1982 年版，第 436 页。

④ 艾声：《拳“匪”纪略》，见《义和团》（一），第 463 页。

⑤ 支碧湖：《续义和拳源流考》，见《义和团》（四），第 444 页。

⑥ 侨析生：《拳“匪”纪略》第五卷。

① 管鹤：《拳“匪”闻见录》，见《义和团》（一），第 468 页。

② 程啸：《晚清直鲁梅花拳会浅析》，见《清史研究通讯》，1988 年第 1 期，第 26 页。

③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见《义和团》（三），第 373 页。

④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3 页。

⑤ 洪寿山：《时事志略》，见《义和团》，（一），第 90 页。

和“祖师”，一说“其称为活佛、祖师者，则有一僧一道，僧名‘道通’， 道号‘清照堂主’”；⑥一说“来自四川峨嵋山，今已二百余岁”；⑦一说“其初祖曰忧世先师，深忧西教之害国家，思其扑灭之法不置”；⑧一说“老师居山东深山中，派大师兄数人下山传道”。⑨具体情形，我们是不知道的。因为它的一般的授拳教师都“隐其姓名，行踪诡秘”；①它的真正的“活佛”和“祖师”，在当时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就更不会亮相的了。

此外，还有一个与义和拳“相辅而行”的青少年妇女组织叫作“红灯照”。参加者“大则十七八岁，小则十二三岁，着红色衣履”，“一手持红扇，一手持红帕；传云其练法为焚香念咒”。②红灯照首领称大师姐、二师姐、三师姐等，彼此则以师姐、师妹相称。“红灯照”这个名称的源流不详。一说是来自“当时的拳术中有一种叫‘红灯罩’的套路”。③除此以外，年岁较大的已婚或孀居妇女之参加者则有“蓝灯照”、“青灯照”、“黑灯照”、“花灯照”或“沙锅照”等等名目。

总之，义和拳是属于白莲教这个宗教系统的民间秘密结社。它“以合掌为礼，佛教也；袱头、腰剑，道术也；头巾书佛字，刺神字，杂于僧道之间”；

④“佛、道两教，皆为拳党所重”。⑤以上所述，大体上是它武场方面的概况；

文场方面，由于不公开的缘故，我们所知甚少。至于整个义和拳的具体的详细的组织情况，当时许多人都“莫详其底细”，⑥至今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自 1897 年初赵三多、阎书勤等“亮拳”比武、拆毁教堂，年底德军强占胶州湾，1898 年初赵三多等复立义和拳名目以来，义和拳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性质就已经十分明显，平时备受外国教会压迫的贫苦农民就纷纷加入当时在直隶和山东两省边区州县活动的义和拳，学习拳术。参加义和拳的群众以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农村青少年为最多。而拳会首领，如果“不是出身于贫苦农民、雇工、赤贫无产者，就是黄河沿岸的纤夫、船夫、挑米为生者、赶脚驴者，或是木匠、修伞者、厨役、小贩、小手工业者，江湖卖艺者等等， 也有一些已革粮书、营勇等人”。“他们大都出身于下层社会，很少有地富绅董参加义和拳者”。⑦这个“含有无限蓬勃生气”的“中国下层阶级”，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在山东、直隶两省之内，至少当有十万人数”参加。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国前途”的“无穷希望”。⑧他们目睹清政府已经不能保卫祖国的领土，也不能阻止外国教会在内地欺压人民，本着“天下兴亡，

⑥ 艾声：《拳“匪”纪略》，见《义和团》（一），第 444 页。

⑦ 佚名：《天津一月记》，见《义和团》（二），第 151 页。

⑧ 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 125 页。

⑨ 佐原笃介等：《拳事杂记》，见《义和团》（一），第 240 页。

① 《拳事杂记》，见《义和团》（一），第 299 页。

② 佚名：《天津一月记》，见《义和团》（二），第 141 页。

③ 艾声：《拳“匪”纪略》，见《义和团》（一），第 444 页。

④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见《义和团》（二），第 9 页。

⑤ 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6 页。

⑥ 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 127 页。

⑦ 管鹤：《拳“匪”闻见录》，见《义和团》（一），第 470 页。

⑧ 蒋楷：《平原拳“匪”纪事》，见《义和团》（一），第 353 页。

匹夫有责”的信心，志愿把保家卫国的重担挑起来，敢于同帝国主义侵略者一决雌雄。

义和拳既然已经是为保家卫国的正义事业而战斗的团体，它自然需要一套比较严明的纪律。“立坛之始，有愿投坛者须有切实保人，且须向坛跪香立誓，有不愿者亦不强”。①志愿参加义和拳的群众，首先要有自我牺牲、战斗报国的精神。“拳众皆打仗为事，出自心中愿意”；②“义气相尚，心必直爽，路遇不平，不惜躯命代为伸理”。③在同帝国主义侵略军战斗中“有伤亡者，其师不许哭，不许焚纸钱，棺木不许上漆；曰：‘渠成神矣，焉用哭’！”

④有人认为：“昔回教有言，战死即是天堂，人人求战死，而教中人遂强”， 他虽诬蔑义和拳为“拾其唾耳”，⑤也不得不承认它的战斗精神。拳民们“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⑥ 他们的确是正义之师。其次是拳民们不贪财、不好色、不吸鸦片。他们有禁洋烟（即鸦片）咒云：“奉请如来佛，善除洋烟毒，弥陀佛、弥陀佛”。⑦ “吾道最戒者贪财”；“毋贪财，毋好色”，①是参加义和拳的人必须遵守的信条。

其三是拳民要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们所过之处，秋毫无犯。拳民生活一般是“每日三白饭，夜间席地而卧，最苦”。②他们“自备口粮，毫无滋扰”。③“义和拳大家一志，吃素、喝白开水，不谓为一钱，不扰百姓， 不沽名气”。④他们在行军中，雄纠纠，气昂昂，好像是受过多年正规军事训练似的。一个目睹者记载拳民于 1900 年 5 月 11 日晚进入直隶易州涞水县城时的情况时说道：

“吾城中见拳民由东南两门整队而来，或十数人一起，或二三十人一起，壮丁幼童皆有，持长枪者十之七八，持腰刀双手袋者十之二三，持鸟枪者甚少；或腰红带，或蒙红巾。目不旁视，鱼贯而行。问何往？曰‘高娄’。问何来？曰‘某某村’。不多言

亦不买食物，有灭此朝食之势，街市官署无敢过问。”拳民在占据涿州城时，

“闻其居城一日，城内毫无扰害”；“拳众亦丝毫不犯官军，因之见面无事”。

⑧

正是由于义和拳具有严明的纪律，所以在轰轰烈烈的反对外国教会侵略

① 朱金甫、庄建平：《新发现的山东义和团运动史料——《筹笔偶成》述略》，见《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第 444—445 页。

② 王光祈译：《瓦德西拳乱笔记》，中华书局 1928 年版，第 144 页。

③ 佚名：《天津一月记》，见《义和团》（二），第 156 页。

④ 《石涛山人见闻志》，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 82 页。

⑤ 劳乃宣：《拳案杂存》，见《义和团》（四），第 453、470 页。

⑥ 佚名：《天津一月记》，见《义和团》（二），第 153 页。

⑦ 《论拳“匪”》，《国闻报》，见《义和团》（四），第 176 页。

①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第 15 页。

② 佚名：《庸扰录》，见同上书，第 260 页。

③ 佚名：《天津一月记》，见《义和团》（二），第 153 页、142 页。

④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义和团》（一），第 346 页。

⑤ 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见《义和团》（二），第 183 页。

的高潮声中，“虽有举国若狂之势，而未闻其滋事也”。⑦义和拳之所以深受人民爱戴，“乡人无不乐从”，⑧决不是偶然的。把拳民的纪律同清政府的官军加以比较，其间实有天渊之别。这一点清政府最后也不得不承认。1901 年2 月 14 日的一道上谕就公开说出了直隶练军“漫无纪律，戕害良民”，而拳民则“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①拳民。在帝国主义列强第二次瓜分危机如火如荼的形势下，在资产阶级维新派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遭到镇压以后，这个以纪律严明而深受人民爱戴，并且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的义和拳却是反动卖国的清政府所镇压不了的。这批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和衷共济、同心协力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拳民，他们以自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组成了义勇军，为了救国而“为民请命”，正是鲁迅先生所赞美的“中国的脊梁”，过去那些“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②的。

⑦ 艾声：《拳“匪”纪略》，见《义和团》（一），第 448 页。按“高娄”系离涞水县城十五里处高洛村之俗名。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⑧ 《吴正斋家书》，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 261 页。

① 佚名：《遇难日记》，见《义和团》（二），第 162 页。

②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义和团》（一），第 34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