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立军起义（1900 年 8 月 9—22 日）

1900 年 8 月的自立军起义是在维新派唐才常等人的领导下进行的。唐才常是湖南浏阳人，1897 年与谭嗣同等在浏阳兴办算学馆，提倡新学。又在长沙编辑《湘学报》、《湘报》，参加创办时务学堂。1898 年 9 月，他应谭嗣同电召，欲赴北京，参加变法运动，抵汉口而政变猝起，遂出亡日本。1899 年 2 月返国，3 月在上海主编《亚东时报》。是年秋，他又重赴日本，冬返国，于 1900 年春在上海组织正气会。未几，易名自立会，等组自立军。

先是康有为在 1898 年 9 月 21 日政变发生的前一天，即 20 日在英人保护下由北京逃沪转香港，10 月离港赴日。于时梁启超也在日本政府的保护下流亡日本。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先生等此时也在日本，力谋与维新派合作救国而不果。孙中山、“陈少白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陈少白曾“请康、梁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答：‘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举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② 1899 年 4 月 3 日康有为离日赴加拿大；5 月赴英；6 月重返加拿大；7 月 20 日在温哥华与李福基等组织保皇会，专门与革命派对抗；10 月经日本返香港；1900年 1 月 26 日离港赴新加坡，接受英帝国主义的“保护”；8 月 9 日应英国新

加坡总督邀往槟榔屿，住总督署中；至 1901 年 11 月始离槟榔屿赴印度，随即定居大吉岭。③自康有为离日后，维新派首领梁启超表面上赞成与孙中山合作的主张，同时由陈少白与徐勤共拟两党合作章程。徐勤与麦孟华等是坚决的保皇党，写信告诉康有为，说梁已“渐入‘行者’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①康得信后勒令梁“即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①1899

② 方纳：《社会批评家马克·吐温》，第 259 页，转引自张廷琛：《马克·吐温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四辑（1982 年 6 月），第 298 页。

③ 《马克·吐温讲演集》，第 145 页，转引自张廷琛：《马克·吐温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四辑（1982 年 6 月），第 299 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一），《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第 49 页。按有人认为康有为“不识时务”， 说领导戊戌变法的人不识时务，岂非不合情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指他不识中国改革须经革命的时务。同

年 12 月 19 日，梁乃离日赴檀香山。从康、梁的行踪来看，上述唐才常两度赴日，都有机会同他们商议在长江两岸各省起兵“勤王”的计划，但决定却在最后一次。“已亥冬（约在 1899 年 11 月前后——引者）湘人唐才常与康有为、梁启超诸人决议在长江沿岸各省起兵勤王，运动各省会党及防军发难之责，才常任之。向海外华桥募集饷糈接济义师之责，康梁师徒任之”。②唐虽在日见到过孙中山，并受其影响，但他的“勤王”思想没有什么改变。 1900 年春，唐才常在上海组织正气会。“本会以正气命名，原因中土人

心涣散，正气不萃，外邪因之而入；故特创此会，务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爱国忠君之实，以济时艰”。③由于当时义和团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又由于孙中山正在积极准备革命斗争、部署惠州起义，唐才常和康、梁等人都力图在革命派起义之前发难，以便争取地盘。“才常应付各方，至有权术。对康、梁则曰勤王，对留学生则曰保国保种，故各方咸为之用。留东学生先后归国参加者，有林锡圭、秦力山、吴禄贞、戢元丞、沈翔云⋯⋯等二十余人。才常初在上海设办事处，⋯⋯旋又易名曰自立会，称其军曰自立军。进行半载， 成效渐著。湘、鄂、皖、赣之哥老会头目多与联络，所发富有票散放于沿江各省者为数甚伙，势力日益膨胀”。④

7 月 26 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一日），唐才常以在义和团运动中，“人民须自行保种救国为辞，邀请沪上当代名流开大会于张园（在英租界内，今泰兴路南段，南京西路和威海卫路之间——引者），美其名曰国会。莅会者有容闳，严复、章炳麟、文廷式、叶瀚、张通典、吴葆初、宋恕、龙泽厚、沈荩、马湘伯、毕永年、戢元丞、狄葆贤等数百人。公推香山容闳为会长， 侯官严复为副会长，才常为总干事、林锡圭、沈荩、龙泽厚、狄葆贤为干事。成立后大招清吏之忌，以时值拳‘祸’猖獗，无暇禁阻”。“时国会中参与分子至为复杂，除才常及其密友数人外，鲜有得参预自立军机密者。余人大都震于国会民权之新说，乘兴来会，非有如何确定之宗旨也”。⑤实际上，它的宗旨的不确定性是由于其内容的自相矛盾造成的。它的六条宗旨中有：“保全中国自主之权，创造新自立之国”、“决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请光绪皇帝复辟”①等等，遭到了与会的革命派的反对。章炳麟“责才常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满清政府，又称拥戴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因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毕永年则“以乡谊力劝才常继绝康有为关系。才常利保皇会资，坚不肯从，相与辩论一日夜，失望而去”。

②这个张园国会由于它坚持勤王，不与革命派合作，所以在其成立之日起，即

是它的瓦解之时。

唐才常等在召开张园国会后即赴汉口，把指挥起义的机关设在汉口英租

时在他于 1898 年 9 月 27 日至 29 日从上海去香港途中，英使馆汉文参赞戈颁（HenryCockburn）同康氏谈

话后的印象是康对“世界政治所知甚少”（见克莱门茨：《义和拳“叛乱”》，第 59 页）。

① 参阅《康有为年谱简编》，见《康有为诗文逊，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21—328 页。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二），《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第 29 页。按“行者”指孙中山。

③ 冯自由：《革命逸史》（二），《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第 29 页。按“行者”指孙中山。

④ 同上书，《正气会及自立军》，第 68 页。

⑤ 《正气会序》，《亚东时报》第 19 号（1900 年 2 月 28 日）。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二），《正气会及自立军》，第 68 页。

② 同上书，《张园之国会》，第 69 页。

界内，决定把他们利用哥老会组成的自立军于 1900 年 8 月 9 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同时在安徽的大通镇与安庆府，湖北的汉口和新堤（今洪湖）以及湖南的常德等五处起义。由于康有为、梁启超的汇款迟迟不到，举事日期不得不一再推迟。仅前军统领秦力山以长江沿岸戒严，未得军报，如期起兵，占领大通，并四处张贴汉口所预印之《安民告示》说：

“中国自立会会长以讨贼勤王事，照得戊戌政变以来，权臣秉国，逆后当朝，祸变之生，惨无天日。已亥十二月念四日（1900 年 1 月 24 日——引者）下立嗣伪诏，几欲蔑弃祖制，大逞私谋。更有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名，贼臣载漪，刚毅、荣禄等阴助军械， 内图篡弑，不得则安然与中立为难。用敢广集同志，大会江淮，以清君侧，而谢万国， 传檄远近，咸使闻知。”③

在这篇《安民告示》中，还列有四项“宗旨”和九条“法律”：宗旨与

张园国会的基本相同，不再赘述；九条“法律”中的第三条是“不准烧毁教堂杀害教民”。④由此可见，康、梁与唐才常等利用义和团运动来发动的自立军起义是站在反对义和团运动一边的。因此，秦力山领导的这次大通自立军起义，虽说活动了部分会党及清水师营弁参加，终因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要求，最终不得不陷于失败。从 8 月 9 日到 11 日，总计自立军在大通起义为期不过三天。

至于自立军汉口总部的情况，还比不上大通镇，它在起事以前就被中外反动派镇压下去了。唐才常决定在 8 月 23 日于武昌、汉口、汉阳三地发难。英国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在了解到“他们的目的是使皇帝复位并推翻目前的政府”后说，“我已经使那些领导人了解：如果他们采取此种行动，他们不能够期望得到女王陛下政府的同情，因为它已保证对总督们为维护和平和秩序所做的努力给予支持”。①英领事并有公文致湖广总督张之洞说：“南方有所谓大刀会、哥老会、维新党诸种，皆与北方团‘匪’相仿佛，有为乱者， 即速擒捕，敝国决不保护”。②张之洞在 8 月 21 日侦知此事后，“即照会租

③ 转引自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78 页。

④ 冯自由：同上书，《张园之国会》，第 69 页。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一），《秦力山事略》，第 86—87 页。按 1900 年五六月间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之际，中国资产阶级“爱国志士中颇有主张乘时游说拳党首领，使改扶清灭洋标帜为革命排满者，（秦） 力山亦此议之一人，遂只身至天津，求见拳党大师兄痛陈利害。拳党斥力山为二毛子，命牵之出”（冯自由：《革命逸史》（一），第 86 页）。这些资产阶级爱国志士看不到义和拳起义的爱国主义精神，看不到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根本矛盾，看不到帝国主义列强利用教会侵略来瓜分中国的阴谋；因而他们对义和团运动持反对态度就不是偶然的了。他们去天津游说义和拳不果；但是，他们却把长江一部分会党的票据，凡参加勤王运动的，“都一律改用富有票，所有原票内涉及‘灭洋’一类的字句，都让其完全改变”，“易以自立或救国二字”（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983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 245 页）。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一），《秦力山事略》，第 86—87 页。按 1900 年五六月间义和团运动全面爆

发之际，中国资产阶级“爱国志士中颇有主张乘时游说拳党首领，使改扶清灭洋标帜为革命排满者，（秦） 力山亦此议之一人，遂只身至天津，求见拳党大师兄痛陈利害。拳党斥力山为二毛子，命牵之出”（冯自由：《革命逸史》（一），第 86 页）。这些资产阶级爱国志士看不到义和拳起义的爱国主义精神，看不到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根本矛盾，看不到帝国主义列强利用教会侵略来瓜分中国的阴谋；因而他们对义和团运动持反对态度就不是偶然的了。他们去天津游说义和拳不果；但是，他们却把长江一部分会党的票据，凡参加勤王运动的，“都一律改用富有票，所有原票内涉及‘灭洋’一类

界各国领事，于二十八日清晨（8 月 22 日——引者），派兵围搜英租界李顺德堂及宝顺里自立军机关部与轮船码头等处，先后逮捕唐才常等二十余人”， 当天“夜二更乃押至大朝街浏阳湖畔加害。一时延颈就戮者十一人。尚有日本人甲斐则移交驻汉口日领事讯办。自是张之洞乃大兴党狱，湖北杀人殆无虚日”。①同时，在新堤的自立军右军统领沈荩闻变起事，亦被清政府镇压。

自立军 8 月起事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酝酿的一次大起义。梁启超由檀香山匆匆赶到上海，“居沪十日，以汉口事败，无可补救，乃往新嘉坡晤南海先生（康有为——引者）”。②与此同时，参与张园“国会诸首要咸被清吏指名通辑，容闳、严复以是先后出亡英美避之”。③“可怜名士多如鲫，何异秋灯扑火蛾！”④维新派的志士们被捕的遇害，被通辑的远走他方，这个以“新造自立之国”⑤为目标的自立军起义就这样虎头蛇尾，烟消云散了。他们本来是利用义和团运动所造成的革命形势，可是又脱离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爱国反帝的要求，为了所谓“勤王”而一意孤行地把会党中原有的“灭洋”票据加以更改，首先把自己孤立起来，就极易为反动派所侦破；即便不被侦破而得以发动起事，成功的希望也渺茫得很，秦力山的大通起义就是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