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河东地界之争

澶渊之盟签定之初，辽宋双方都能谨守条款，少有争执。和平既久，边民或有互相越界耕牧的情况发生，或由边民典卖土地导致边境地界不明。宋朝一边能及时督促地方官员，约束百姓，避免生事。辽朝则对边民侵占边地的行为不加约束。重熙年间（宋康定、庆历年间），因辽边民过境耕种，侵占宋境，宋地方官曾上奏本朝，请旨定夺，宋仁宗以“和好多年，不欲争竞”， 曾与辽朝重新划定朔州一带地界，将朔州原定疆界自六蕃岭南移至黄嵬大山北麓。宋朝的迁就姑息助长了辽边民向南侵占耕地的行为，道宗咸雍年间， 仍屡有辽人南向侵耕宋界土地，双方也曾派员再次明确地界。河北有边民违约在界河捕鱼，河东则发生了咸雍、大康年间的地界之争。

宋神宗即位后，起用王安石实行新法，以期富国强兵。为了钳制西夏， 派遣王韶经营熙州（今甘肃东乡族自治县西南）、河州（今甘肃临洮）、洮州（今甘肃临潭）地区，成功地招抚和征服了这一带的吐蕃部落，增强了宋朝在黄河上游地区的实力，对西夏的西部形成了一定的威胁，也直接影响了辽利用西夏牵制宋的效果。宋夏双方再定誓约，关系也趋于缓和。为了分散宋经略河西的精力，试探宋方的虚实，辽朝以宋边民侵耕辽属土地为借口， 挑起了河东地界的纷争。咸雍十年（宋熙宁七年，1074 年），辽遣林牙萧禧使宋，指责宋朝在“雄州拓展关城”，在应、朔、蔚州辽境一边“营修戍垒”、“存止居民”，要求双方派员“同共检照”。宋神宗许以雄州“创盖楼子箭窗等，并令拆去”，又先后两次遣使至河东边界与辽方共同勘验地界，都没能解决问题。萧禧违制留居宋境不归，宋神宗忧形于色，以“国家与契丹通和年深，终不欲以疆场细故有伤欢好大体”①为由，满足了辽的要求。除重熙年间新定地界外，又承认了辽在应州、武州南界侵占的宋边地。熙宁八年（辽大康元年，1075 年）遣知制诰沈括使辽回谢，次年双方再遣使按新定地界重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37。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62。

新分划，九年各开壕立堠置铺，宋又向辽出让了大片领土。辽此次与宋交涉， 前后历时三年，不论是谈判还是划界立标，多有故意拖延的情况，其根本目的当不在得地，而在窥探宋方的军事动向，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和采取相应措施。

自澶渊之盟后的多次地界交涉，都是以谈判方式解决的。辽方深知宋迫于西夏的军事压力，不愿与辽重开战局，屡以政治手段向宋方施压，同时以武力解决虚声恫吓，冀以在不破坏盟约的前提下，得到更多的实惠。这一点， 不少宋人也看得很清楚，李焘“契丹实固惜盟好，特为虚声以动中国”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由于辽朝君臣充分掌握和利用了宋朝的这一弱点，故每次都能如愿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