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军事上的衰弱

官军之不足恃 与政治、经济危机同样严重的是金朝军纪败坏，战斗力低下。野狐岭、浍河川之战，金军精锐损失惨重，乣军的叛降，再一次削弱了金朝的武装力量。南迁后，军士多为临时召募，缺乏训练，将领的骄横恣肆更甚于前。正如陈规指出的：“将帅大抵先论出身官品，或门阀膏粱之子， 或亲故假托之流，平居则意气自高，遇敌则首尾退缩，将帅既自畏怯，士卒夫谁肯前。又居常裒刻，纳其馈献，士卒因之以扰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应敌，在途则前后乱行，顿次则排门择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责其畏法死事，岂不难哉。况今军官数多，自千户而上有万户、有副统、有都统、有副提控，十羊九牧，号令不一，动相牵制。”②加之经济困窘，费用多缺， 将领丰饱有余，士卒则饥寒不足，上下不能同心，官军之不足恃便可想而知了。

但留守河北、河东的军民中仍有坚持抗敌者，一些中下级将领、官员、军士和地方豪强，或招纳义军，或结寨自保，成为河北、河东抗击蒙古的主要力量，朝廷也将保卫河南的希望寄托在当地军民身上。派宰执以行省名义节制官军，招抚反金和抗蒙的地方势力。但乘乱而起的各支武装力量彼此不

① 参见《归潜志》。

① 《金史·食货志三》。

② 《金史·陈规传》。

相统摄，不相应援，甚至互相攻击、兼并，势同水火，增加了内耗，削弱了抗敌的力量。内外交困的金朝廷无力控制河北，也不能协济各支地方武装势力，于是下令河北各地长官可由当地军民推举，使之统领本地军民守土抗敌， 朝廷则以高官显爵羁縻控制。后期更有九公封建。

九公封建 金朝南迁后，对河北、河东的防御除依靠留守官兵外，主要依靠当地土豪和招抚的农民起义军。“官军皆败亡之余，锋锐略尽，而义兵亦不习行阵，无异乌合。”①有些聚兵自保的土豪，颇得人心，也有一定战斗力和号召力，如河北义军队长苗道润作战有功，曾遣人至南京求官。河南转运使王扩认为：“道润得众，有功因而封之，使自为守，羁縻使之，策之上也。”

②宣宗采纳了他的意见，除道润宣武将军、同知顺天军节度使事，这是封土豪

为官之始。后翰林直学士赵秉文、右司谏术甲直敦等都曾向朝廷建议在河北封地方武装首领为官。兴定三年（1219 年），太原失守，河北郡县不能自立， 群臣再次提出募土豪有威望者，假以方面重权，使各保一方。兴定四年，金朝一次就封山东、河北、河东九人为公，使各保一方，安辑百姓，有战事则互相应援。九公皆兼宣抚使，阶银青荣禄大夫，赐号“宣力忠臣”，总帅本路兵马。署置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得以便宜行之。九公代表金朝与蒙古和降附蒙古的汉人地方武装对抗，这是南迁后至蒙古窝阔台大举南伐前河北政治、军事上的一大特点。

初封的九公是沧海公王福、河间公移剌众家奴、恒山公武仙、高阳公张甫、易水公靖安民、晋阳公郭文振、平阳公胡天作、上党公张开、东莒公燕宁。他们控制的地区东起山东，西至河东北路，金朝利用他们在黄河以北筑起了一道抵御蒙古的防线。九公之外，金朝后期还封乘乱而起拥有部分兵力反复于蒙、宋、金间的十个地方武装势力头目为郡王。

九人中除晋阳公郭文振出身进士外，其余皆为地方武装首领。其中上党公张开和恒山公武仙实力最强。王福后降于益都叛将张林，众家奴不能守河间，归高阳公张甫。靖安民以不肯降元为部下所杀。胡天作降蒙后谋归，被杀。燕宁战死。文振正大间寓于卫州。张开潞州失守后寓居南京，谋从哀宗出奔，为民家所杀。武仙于封公当年降蒙，正大二年，杀蒙古所任真定元帅史天倪归金，至南京，复封恒山公，置府卫州，天兴未受诏援蔡。张甫一直坚守信安一带，到哀宗后期与朝廷失去联系。封建河北九公，减轻了朝廷在河北的军事负担，却没能挽救金朝灭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