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商业的繁荣

随着农、牧、手工业的发展，交换逐渐频繁，商业活动也日益活跃。早期，阿保机在炭山北建羊城，“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后版图扩大，建置完善，经济成分增加，范围扩大，商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五京相继建成后，都成了辽朝的重要商业城市。

上京“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①。据晋亡后被俘入辽的胡峤所见，“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斡林、伎术、教坊、角觝、儒、僧尼、道士。中国人并、汾、幽、蓟为多。”②可见，上京的修建，除政治需要外，也是中原农业、手工业和儒、释、道等各色人士流入的结果。他们带来了各种技艺，也有了更多的需求，这无疑会促进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汉城中还建有回鹘营，安置回鹘商贩。

东京“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③，是东京道商业贸易的中心。

南京的繁华富庶为五京之首，“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④。

中京建成后，为辽朝的政治中心，也是重要的商业城市。西京也是辽朝商业中心之一。“在这些壮丽的商业城市中，商旅辐凑，邸店骈列，贸易相当活跃”①。辽在上京、南京、西京置都商税院，设点检、都监、判官等主持征收商税和进行市场管理；上京、东京置户部司；西京、东京又设转运使，分别管理通商、贸易等事。五京属下州县根据不同情况设有钱帛司、盐铁司、商曲院和征商榷酒等诸务。

五京之外，东京道的乾、辽西等州，西京道的朔、蔚诸州，中京道的兴中府，锦、宜、泽诸州，南京道的儒、顺、营、蓟等州及潞县、范阳等，还有上京道的庆州、祖州等，都是商业贸易的重要场所，如南京蓟州的新仓镇“枕榷酤之剧务，面交易之通衢，云屯四境之行商，雾集百城之常货”②。西

② 路振《乘轺录》。

① 《辽史·地理志一》。

② 胡峤《陷辽记》。

③ 《辽史·地理志二》。

④ 《契丹国志》卷 22，《四京本末》。

① 张正明《契丹史略》，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② 《全辽文》卷 6，《广济寺佛殿记》。

京朔州榷场也是宝货山积，功作迭兴。

与游牧业经济相适应，上京道的交易除固定的场所外，行宫所在，皆有市场，并设行宫市场巡检使，管理商业贸易诸事项。

辽朝是个开放的社会，对外联系广泛。辽初，同五代的梁、唐、晋、汉和十国中的吴越、南唐都有经济往来，后来与北宋、高丽、高昌回鹘和女真等也都开展了商业活动。辽与周边各政权、各民族、国家的经济往来多以朝贡和互市的方式进行。后晋时，辽除每年得到 30 万匹绢帛贡献外，双方的商业贸易活动也十分活跃，规模不断扩大。辽以赵延寿部下乔荣为回图使，往来贩易于辽、晋间，并置邸大梁，存贮货物，停居商贩。不少契丹人到晋境经商。辽朝甚至借道后晋远至南唐进行交易。会同元年（938 年）、二年，辽太宗及其弟东丹王安端曾分别遣使入唐，除使节所带礼品外，又另带羊 3

万只、马 300 匹贩卖，以换取“罗纨茶药”。

宋初，曾许缘边商民与辽市易，但未设官司管理。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开设镇（今河北正定）、易（今河北易县）、雄（今河北雄县）、霸

（今河北霸县）、沧（今河北沧州市）、静戎军和代州雁门砦等处榷场，以常参官和内侍同管榷务，向辽提供香药、犀象及茶等。但双方政治关系不稳定，时有军事冲突，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往来，榷场时开时禁。直至澶渊之盟后，宋于雄、霸两州的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境）、广信军等处置场，设官“平互市物价，稍优其值予之”①，双方贸易往来日渐正常，交易规模不断扩大。辽以银钱、布、羊、马、驼、皮毛换取宋的茶、绢、犀象、香药、缯帛、漆器和《九经》等书籍。辽每年仅于河北就向宋贩易羊数万只。同时，双方也各有禁令，限制某些商品出入，如宋方严禁铜、铁、矾、私茶和《九经》以外的印本书籍出境，禁止辽盐私自贩入河北。除榷场贸易外，民间交易难以禁绝，辽私盐的涌入，冲击着宋河北食盐专卖制度；而宋的印本书籍和文人诗赋也不断流入辽境。对宋的边界贸易是辽境外贸易的主要市场，它满足了辽对某些消费品的需求，宋在榷场贸易中每年也可有 40 余万缗的收入，以致每年交纳辽朝的岁币多可以从榷场交易中收回。

此外，辽还在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宁江州以及高昌回鹘、渤海等边界地区开互市，与西夏、女真、回鹘、高丽等交易。“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剴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繦属”②。但在与西夏阻卜等属部交易中，辽朝严禁铜、铁等出境。

除互市贸易外，使者往来所携礼物和辽朝所赐礼品也是一种互相交流的手段。高丽所进有纸、墨、米、铜、人参、粗布；西夏、回鹘所进有珠、玉、犀、乳香、琥珀、镔铁器、马、驼和毛织品。辽朝回谢礼物则有鞍马、弓箭、皮毛、丝织品。辽朝除以本地所产与周边各属国贸易外，还以互市所得转贸于他地，从中渔利。如宋徽宗时，宋宫室所需北珠，皆由契丹得之于女真又转贸于宋。辽朝赐予宋使的徐吕皮（又称斜喝里皮，即回鹘野马皮）、红虎皮（回鹘獐皮）等皆得自回鹘，至为珍贵，深受契丹人喜爱，因而作为礼物转赠给宋人。也因其宝贵，甚至于有以熟皮染色冒充者。宋使者在辽朝寺院所见的供具，有些则是宋朝馈赠高丽者，显系由高丽再转而至辽的。通过各

① 《宋史·食货志下》。

② 《辽史·食货志下》。

族、各政权、各国间的贡赐和互市贸易，出自回鹘、女真、西夏、宋、契丹和高丽的各种物品，得以在上述地区直接或间接地循环交易。

商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据文献记载，耶律阿保机之父撒剌的时，已开始铸造货币。而从考古发掘所得和保留至今的辽钱考察，最迟在阿保机时期辽朝已经有了自铸的金属货币。辽朝实行年号钱制，皇帝即位或改元时便铸造货币。辽朝九帝，使用 22 个年号，多数年号钱已被发现。

货币铸造由国家统一管理。太宗置五冶太师，掌四方钱铁。景宗时置铸钱院，岁铸钱 500 万贯。此后，长春州、平州、辽西、蔚州等地都设有钱帛司，以都监或提点掌握司事，严禁私铸和外流。

辽朝自铸币种类颇多而数量较少。长期以来，布帛、羊马曾与金属货币一样作为商品交换中的比价物，故辽世宗时胡峤在上京看到的是“交易无钱而用布”。自辽圣宗至道宗前期，朝廷屡申布帛短狭不中尺度者入市之禁。直至道宗大康七年（1081 年）才废除“绢帛尺度短狭之令”，布帛作为货币的职能正式废除。前期，与羊、布作为流通比价的同时，辽贵族也曾使用称量货币，穆宗就曾“以银百两市酒”。除辽朝自铸货币外，流通中大量使用汉、唐、五代和宋朝钱币。太宗时，后晋石敬瑭曾献沿边积钱，助辽军实。圣宗时，凿大安山（今北京市房山县境），取刘仁恭所藏钱，与辽钱共同流布。澶渊之盟后，辽宋开展榷场贸易，宋钱不断流入辽境。近年发掘的几处辽朝窑藏钱币，发现的汉、唐至宋所铸钱币量远远超过辽自铸货币量，当可反映辽朝货币流通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