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儒学与宗教

早期，契丹人信仰原始多神教萨满教。他们所尊的天神和地祇的形象是骑白马的男子和驾青牛的女子；他们把黑山看成是人死后灵魂的归宿地；木叶山（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附近的白音他拉）是传说中契丹始祖奇首可汗的发祥地。这些都与契丹人的起源、发展密切相关，因而契丹人对它们极其崇拜和敬畏，每年皆有时祭。狩猎曾是他们的主要活动，狩猎前也祭麃鹿神，祈求多获。这种多神信仰形成了契丹人生活中的若干禁忌和习俗。辽政权建立前，佛教已经传入。902 年，在龙化州建开教寺，为佛教传

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传语臣辙云：令兄内翰（谓臣兄轼）《眉山集》已到此多时， 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郑颛押宴，为臣辙言先臣洵所为文字中事迹，颇能尽其委曲。及至帐前，馆伴王师儒谓臣辙，闻常服茯苓，欲乞其方。盖臣辙尝作《服茯苓赋》，必此赋亦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传在彼。其间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视，印行戏亵之语无所不至，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露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不便。访闻此等文字贩入虏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虽重为赏罚，亦不能禁。”

① 《玉壶清话》，《宋史·魏野传》。

入契丹的标志。神册三年（918 年），上京又建佛寺，佛教逐渐为契丹人所信仰和崇尚。天显元年（926 年）灭渤海后，俘渤海僧人崇文等 57 人至上京， 又建天雄寺。此后，诸京和各州县也相继修建寺庙。圣宗以后，兴宗、道宗等都尊崇佛教，佛教大盛。贵族之家舍宅建寺，舍儿女为僧尼，向寺庙施舍钱财、田地、人户，建寺修塔，造像刻经，更为普遍。寺庙势力急剧增长， 自景宗以来，僧人多有被授予侍中、太尉、太保、司徒、司空者。兴宗时觉华岛海云寺僧人海山（郎思孝）被授予荣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道宗授予惠聚寺僧法均（法钧）崇禄大夫、守司空，奉福寺僧非浊崇禄大夫、检校太尉等。僧人有的甚至与皇帝诗文唱合或被赐与御制诗篇。海山与兴宗关系甚好，“兴宗每万机之暇，与师对榻，以师不肯作诗，以诗挑之”①。道宗曾以诗赞誉法均：“行高峰顶松千尺，戒净天心月一轮。”①

统治者的信仰与提倡，使佛教在辽朝境内发展更快，道宗时甚至出现“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视发三千”的情况。

随着佛教的传播，由皇帝下令，寺庙校勘、雕印佛经和个人写经，集资刻经、印经等活动十分活跃。辽兴宗时命人搜集各地佛经，自重熙至道宗咸雍四年（1068 年），校勘雕印佛经 579 帙，收藏在南京清水院和易州涞水县金山演教寺等地，称《契丹藏》或《丹藏》。《契丹藏》传入高丽，后者据以对照宋藏、高丽藏，进行校勘后雕印成新版高丽藏，成为大藏经的较好版本。1974 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抢修加固时，于木塔四层主佛释迦牟尼腹内发现了一批辽代瑰宝，其中有《契丹藏》12 卷，为研究辽代佛教传播、藏经雕印提供了珍贵资料，也为研究辽代造纸、雕版印刷技术提供了实物资料。木塔发现的《契丹藏》是圣宗时雕印的，可见整理、校勘、刻印大藏经的工作早在圣宗时就已经着手进行了。

辽朝统治者尊崇孔子，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建国初，阿保机将择历史上有大功德者奉祀，太子倍认为：“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

②于是神册三年，建孔子庙于上京，次年阿保机亲谒祭祀。契丹上层在用人行

政和品德修养上也多自觉地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为准则。连作述时政文的耶律常哥也懂得“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实生民之命”③。金元之际杰出的契丹政治家耶律楚材在其《怀古一百韵》中，更恰如其分地指出了“辽家尊汉制，孔教祖宣尼”这一历史事实。

仕辽的汉官利用一切机会向契丹统治者介绍儒家思想和封建帝王的统治经验，对契丹上层接受儒家思想也起了推动作用。辽圣宗继位之初，枢密使、监修国史室昉进《尚书·无逸》篇，太后“闻而嘉奖”。侍读学士马得臣录唐高祖、太宗、玄宗行事可法者进与圣宗，又上书谏止频繁击鞠，皆得到圣宗的赞许。兴宗时枢密使马保忠见皇帝“溺于浮屠”，“朝政不纲”，尝从容进谏，他说：“强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则乡党之行修；修德行，则冠冕之绪崇。自今其有非圣帝明

① 兴宗诗：“为避绮吟不肯吟，既吟何必昧真心，吾师如此过形外，弟子争能识浅深。”海山和诗：“为愧荒疏不敢吟，不吟恐忤帝王心，本吟出世不吟意，以此来批见过深。天子天才已善吟，那堪二相更同心， 直饶万国犹难敌，一智宁当三智深。”二相指杜防、刘六符。

① [辽]王鼎《法均大师遗行碑铭》，碑立于今北京戒坛寺。

② 《辽史·宗室·义宗倍》。

③ 《辽史·烈女·耶律氏》。

王孔、孟圣贤之教者，望下明诏，痛禁绝之”①。道宗对儒家经典更是“神领心解”，侍读官进讲时，讲至“夷狄之有君”，不敢加以解释。道宗却说： “先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②可见他不但学习和熟悉儒家经典，而且有自己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同时也满怀自信。自圣宗至道宗，都注意学习和吸收儒家经典中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内容，并用修订法令和制定礼仪的方式加以贯彻、执行，使之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契丹上层崇佛、尊儒，但对佛、儒的态度并不相同。佛教是他们的一种宗教信仰，而儒术却是他们治国的主导思想和统治者极力提倡的行为标准。随着佛教的传播，语言文字学也得到了发展。为了解释佛经音义，燕京

崇仁寺僧人希麟按唐僧慧琳《一切经音义》的体例，为《开元释教录》之后新译的佛经作音注和义释，撰成《续一切经音义》10 卷。此书由辽传入高丽， 再入宋，宋刻入藏，后传入日本，对佛教的传播和文字训释裨益良多。

燕京僧人行均，俗姓于，字广济，“善于音韵，闲于字书”，撰成字书

《龙龛手镜》4 卷，收字约 26430 个，注用字约 163170 个，总约 189610 字，

立 424 部首，部首字及部内各字均以平、上、去、入四声为序。在《说文》、

《玉篇》之外多所搜集，并广收当时所用异体、俗体、简体字。书成后传入宋朝，并雕版发行，改名《龙龛手鉴》。此书编纂的目的在于帮助僧徒识字读经，注音或用反切，或用直音，释义一般都很简单，用例多引佛经。此书对研究宋以前异体字、简体字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中原的道教和道家思想对契丹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辽初，以各种方式进入草原的汉人中，就有一些道教信仰者。如上京有天长观，中京有通天观，一些州城也多有道士和道观。某些契丹上层和契丹部民也信仰道教。辽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①，其弟耶律隆裕更是个虔诚的道教信徒， “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后为东京留守，崇建宫观，备极辉丽⋯⋯又别置道院，延接道流，诵经宣醮，用素馔荐献，中京往往化之”②。某些上层道士同佛教上层一样受到皇帝的礼遇。辽圣宗曾予道士冯若谷加官太子中允。道教的传播也带动了道家经典的研究，辽初道士刘海蝉著有《还丹破迷歌》和《还金篇》，耶律倍译有《阴符经》，圣宗时于阗张文宝曾进《内丹书》， 寺公大师的《醉义歌》中也杂有道教思想。

道教信仰的普遍性及其对契丹人思想、文化的影响也可从某些契丹墓葬石棺和画像石、画像砖上刻有四神图，绘有道教内容的壁画和随葬品中某些具有道教内容的实物中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