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业政策和农业的发展

草原地区农业契丹各部的农业，大约出现于大贺氏联盟时期。唐朝在给大贺氏联盟首领的敕书中常常农牧并提，说明某些部落已经有了简单粗放的农业。迭剌部的农业生产当始于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时期，即遥辇氏联盟的中期。史称“皇祖匀德实为大选烈府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澜为于越，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①，“兴版筑，置城邑”③。阿保机本人也重视农业，在遥辇氏联盟期间，曾以所俘汉人在炭山东南滦河上（今河北沽源县境）置汉城，种植五谷，兼收盐铁之利，并采纳韩延徽的建议，“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以故部落发展很快，实力迅速增长。

③ 《契丹风俗》。

④ 《契丹国志》卷 23，《诸蕃记》。

① 《辽史·食货志上》。

③ 《辽史·食货志上》。

其后，平定诸弟之乱，弭兵轻赋，更专意于农。尝因“户口滋繁，乣辖疏远，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程以树艺，诸部效之”②。这些措施，不仅妥善安置了所俘汉人，同时也为草原地区的农业生产输入了大量有经验有技艺的劳动力。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工具和优良的作物品种，在草原上开出了部分农田。这正是上京、中京地区投下制和州县制产生的背景。

天显元年（926 年），上京周围又迁入了大批渤海人，再一次充实了草原地区的农业人口，加之上京地区“地沃宜种植，水草便畜牧”④，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上京成为农牧兼营地区。契丹人也开始走上半农半牧的道路。

会同三年（940 年），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将欧堇突吕（即欧昆石烈）、乙习本（即乙斯勃）、斡纳河剌（即温纳何剌，又作斡纳阿剌）三石烈迁至乌古地，拨赐于谐里河（谐里河、海勒水，今海拉尔河）、胪朐河附近地区为农田，从事农业。这样，上京、中京地区在迁入大批汉人、渤海人的同时，契丹各游牧部落也随之向北迁徒，并根据水土所宜从事农耕。

契丹北部的室韦人中，也有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只是气候多寒，田收甚薄。近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位于海拉尔市附近的浩特陶海古城，它有土筑的城墙和护城壕，出土了辽代的篦文陶片，这里当有从事农耕的定居居民。黑龙江省泰来县塔子城，为上京道泰州遗址，这里发现了辽大安七年石刻，记有 47 个汉人姓名，说明这一带最晚到辽道宗时已经有了汉人居住。

统和年间，对西北阻卜各部控制加强。齐王妃、肃挞凛受命统乌古等部和永兴宫分军镇守西境，置镇州，迁渤海、女真、汉人配流之家 700 余户，分居镇、维、防三州。为解决西戍诸军的粮饷供给，辽圣宗又命耶律唐古于胪朐河侧和镇州附近督劝诸军屯田垦种，连续 15 年获得好收成，积贮粮食数十万斛，不仅解决了军粮供给问题，而且为漠北地区农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直至元朝，这里仍是粮食产区之一。通过汉人、渤海人、女真人的北迁和契丹人的屯田戍守，在潢水、海勒水、胪朐河、土兀拉河（今土拉河）流域一带，农业生产逐渐得到发展。

中京地区曾是奚人的居住地。奚人除畜牧、狩猎外也从事农耕。早在唐朝时，一些部落就开始经营农业，种植穄、麻等作物。欧阳修说西奚去诸部落“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穄，秋熟则来获，窖之山下，人莫知其处。爨以平底瓦鼎，煮穄为粥。以寒水解之而饮”①。宋绶说“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奚人“善耕种、步射，入山中采猎，其行如飞”②。王曾所见“草庵板居，亦务耕种”的也是奚人，他们“所种皆从垅上，盖虞吹沙所壅”。③ 苏颂、苏辙更将奚人耕作的情况写入诗中。早期中京地区的奚人曾借唐、五代边民土地种植收获。入辽后大量汉人流入，有些奚人已成为出租土地的田主，中京奚人地区又增加了大批汉族农户，并成为中京道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二苏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

东京、西京、南京诸道农业东京、西京和南京道是辽朝的农业区。东京

② 《辽史·太祖纪》。

④ 《辽史·地理志一》。

①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② 《契丹风俗》。

③ [宋]王曾《上契丹事》。

辽阳地区，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是辽朝农业区之一。天显三年，迁渤海人至此。圣宗时，又迁入大批熟女真。良好的自然条件和较轻的赋役，为东京道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使东京地区成为拱卫辽政权的强劲左翼。东京道北部生女真也有粗放的农业，种植麻、谷、稗，蔬菜有葱、韭、蒜、瓜等。据《松漠纪闻》载：宁江州“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类皆成园，至八月倒置地中，封土数尺覆其枝干，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则冻死。” 可知早在辽代，混同江流域已有果树栽培，并积累了防冻越冬的知识和经验。

南京道和西京道南部的大同府，蔚、应、朔、武、归化、可汗、儒等州有较发达的农业和丰富的物产，是辽朝的重要农业区。云中郡白道川“地至良沃，沙土而黑，省功多获”①，也有谷物种植。南京道“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②。但自唐末以来，这一地区动荡不安，战事频繁，人口大量减少，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辽初曾多次南下攻击冀中地区，将俘获人口迁往冀北、冀东，以充实幽、蓟。《辽史·地理志·南京道》载：“行唐县。本定州行唐县。太祖掠定州，破行唐，尽驱其民，北至檀州，择旷土居之，凡置十寨，仍名行唐县。”平州所辖的安喜、望都等地也都以俘户设置，并保留其原籍名称。此外，滦、营二州也各有定州俘户错置其间。这一措施恰可弥补燕、蓟人口北迁草原造成的当地人口减少的弊端，对恢复燕、蓟的农业生产无疑是有利的。

辽朝统治者多重视农业生产，注意安置农业人口，为安业力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护，使燕云等农业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会同（938—946 年）初年，辽太宗拟至辽阳游畋巡幸，臣下因农务方兴，以减少辎重、抒解民力为请，太宗欣然采纳，下令还朝。三年，巡幸南京时，下诏不许扈从者扰民；又诏有司“教民播种纺绩”。即使在战争期间，保护和发展农业也仍为契丹统治者所重视。会同六年，辽伐晋，“征山后诸州兵，因下令曰‘兵行有伤禾稼损租赋者，以军法论’。又敕有司每村定有人力户充村长，与村人议，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逮顷亩，自愿者据状征收”①。甚至在灭晋回师病笃之际，仍以“纵兵掠刍粟”、“括民私财”为此行之失而痛悔不已。乾亨四年（982 年），因宋辽战争负担加重，民力凋敝，田园荒芜或为兵行所毁，景宗下诏免当年租赋，又命“诸州有逃户庄田，许蕃汉人承佃，供给租税。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还二分；十周年内还一半；十五周年内三分还一分”②，保证了农田不致荒废，并使无地农民得以耕种。

圣宗和太后萧绰执政时期，更重视发展农业，开垦荒闲土地，减轻人民负担，整顿赋税，赈济灾贫，安置流亡，保护商旅。这些政策直至道宗时都没有改变。苏辙见到并如实记录了这种情况。

由于辽朝最高统治者重视和保护农业，各级官僚也多能以劝课农桑为己任，汉官、渤海官韩德枢、韩德让、室昉刘伸、杨佶、马人望、大公鼎等在任上整纷剔蠹，劝课农桑，兴教化，薄赋息民。契丹官僚也多身体力行，如

① [清]厉鹗《辽史拾遗》卷 15。

② 《契丹国志》卷 22，《四京本末》。

① 《辽史拾遗》卷 3 引《宣府镇志》。

② 《辽史拾遗》卷 3 引《宣府镇志》。

耶律挞烈在任南院大王时，“均赋役，劝耕稼，部民化之，户口丰殖”③。耶律休哥为于越，总南面军务，驻守南京时，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耶律学古为彰国军节度使驻应州时，以“南境未静，民思休息”，能“禁寇掠以安之”。④耶律抹只任开远军节度使驻守云州时，“州民岁输税，斗粟折钱五，抹只表请折钱六，部民便之”①。萧孝穆为北院枢密使时，“请籍天下户口以均徭役”，使“政赋稍平”，并力主维持辽宋和好，反对败盟兴兵，以使“燕民乐业，南北相通”。②章愍宫使萧韩家奴在奏对时，以炒栗为治民之谕，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则大者必生；大者熟，则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为尽美”③。耶律昭在被流放期间，还念念不忘“为今之计，莫若振穷薄赋，给以牛种，使遂耕获”④。

辽朝境内农作物品种齐全，既有粟、麦、稻、穄等粮食作物，也有蔬菜瓜果。他们借鉴和学习中原的农业技术，引进作物品种，还从回鹘引进了西瓜、回鹘豆等瓜果品种，同时结合北方气候特点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作物栽培技术。

从辽墓出土情况看，辽朝农业生产工具种类齐全，犁、铧、锄、镰、锹、镐、镢、刀、叉等应有尽有。

在辽朝各级统治者的提倡、保护下，各族农民辛勤劳作，共同发展了辽朝境内的农业生产，使仓廪充实，甚至在景宗时，就能“以粟二十万斛助汉”。圣宗时，边城春州斗米才值六钱；唐古屯田镇州积粟数目可观；东京道积粟也有二三十万硕，虽然常有战事，也足以支应。沿边诸州各有和籴仓，新陈相易，民得以低息借贷。辽末天祚播迁之际，耶律敌烈立梁王雅里向西北迁移时，尚能征调盐泊（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境）诸仓所储之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