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刑法

建国前的契丹人，没有文字，“刻木为契，穴地为牢”①，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成文法，有罪则量其轻重，临时决谴。当社会陷入尖锐的矛盾中，斗争日益激化时，有了进行法律约束的必要。遥辇后期，在审理释鲁被杀案时， 制定了“籍没之法”。阿保机为联盟长期间，惩治诸弟叛乱集团时，也曾“权宜立法”，规定：亲王犯谋逆罪，不送有司行刑，可使其投崖自杀；淫乱或逆父母者以五车辕杀；谤讪犯上者，以熟铁摏其口杀死；从坐者，量轻重处以杖刑。

建国后，逐渐制定和完善法律。神册六年（921 年）“诏定法律，正班爵”②，以突吕不“撰决狱法”③，“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仍置钟院以达民冤”④。这是辽朝制定成文法的开始。太宗时规定， “治渤海人一依汉法”⑤。从此，辽朝境内各族人犯罪，有了治罪判刑的法律依据。辽朝的法律也体现了“因俗而治”的特点，汉人、渤海人所依的“律令”，即《唐律》、《唐令》，契丹与其他游牧部族则依《治契丹及诸夷之

①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辽北宋时期图组编例》，地图出版社 1982 年版。

② 《辽史·韩延徽传》。

③ 《辽史·百官志·北面属国官》。

① 《辽史·太祖纪》。

② 《辽史·太祖纪》。

③ 《辽史·突吕不传》。

④ 《辽史·刑法志上》。

⑤ 《辽史·刑法志上》。

法》。汉、渤海、奚、契丹间的纠纷，则以汉法断。即所谓“四姓相犯，皆用汉法”⑦。

圣宗时，承天太后“留心听断，尝劝帝宜宽法律”，圣宗本人也锐意求治，“更定法令凡十数事，多合人心，其用刑又能详慎”。⑥圣宗更定法令的主要特点是定罪量刑多从宽简，逐步缩小契丹和汉人量刑上的差别，限制契丹贵族的某些特权，加进汉法中维护封建统治的“十恶八议”等内容。兴宗重熙五年（1036 年）编成《新定条制》，定刑 5 种，凡 547 条。道宗咸雍六年（1070 年）至大安三年（1087 年）又多次修订条例，意在使治契丹和汉人的法律合而为一。后因“条约既繁，典者不能遍习，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众，吏得因缘为奸”，而于大安五年（1089 年）悉除新法，复用旧制。

辽朝的刑罚有 5 种：死、流、徒、杖、笞。死刑有绞、斩、凌迟、辕、枭、支解、腰斩、生瘗、投崖、射鬼箭等。有的是继承唐的刑名，有的是中原社会隋朝以前的酷刑和契丹社会固有的刑罚。流刑有置于边远部族、投诸境外和令出使绝域三等。徒刑有终身、五年、一年半三等。杖刑自 50 下至

300 下。此外，尚有笞刑、宫刑、黥刑等。

辽朝也有连坐、籍没和赎罪法。叛逆之家，兄弟虽不知情，也需连坐； 贵族谋反，除首恶处死外，家属没为官奴；品官公事误犯，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罪，可输铜赎罪。

刑具有沙袋、木剑、大棒、铁骨朵等。拷讯用刑则有粗、细杖，鞭、烙法。木剑、沙袋、铁骨朵为契丹特有刑具。木剑，太宗时制，面平背隆。大臣犯重罪，欲宽宥则击以木剑。沙袋，穆宗时制。用熟皮缝合成长六寸、宽二寸的口袋，以沙填充；木柄长一尺许，牛皮缝裹。杖五十以上者，以沙袋决罚。铁骨朵用熟铁制成，八片虚合，用柳木作柄，长约三尺，打数或五或七。

辽代法律在执行中，同罪不同罚的现象比较常见。世宗时，天德等谋反， 诛天德，杖萧翰，流刘哥，遣盆都出使黠戛斯，“四人之罪均而刑异”，“辽之世，同罪异论者盖多”。①穆宗常因细故虐杀侍御、近臣；兴宗时也常因请托减免罪行。有法不依，任情用法的现象颇为普遍。

圣宗前，“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圣宗更定法令时， 虽曾明确规定“一等科之”，但契丹人侵害汉人正当权益，却往往受到袒护。直到道宗时，这种状况仍无根本改变。苏辙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北朝之政宽契丹，虐燕人，盖以旧矣。然臣等访闻山前诸州祗侯公人，止是小民争斗杀伤之狱则有弊，至于燕人强家富族，似不至如此”①。这段议论反映了辽朝有法不依、任情用法现象的存在，同时也充分反映了辽朝法律的阶级性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