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道教新派别的创立

金朝初年，除女真人信奉的萨满教外，原来流传在辽、宋境内的各种宗教也都得以继续传播。释氏、黄老不但继续在汉人、契丹人中流传，而且也为女真人所接受。曾经批评梁武帝崇佛之非的金世宗，晚年竟也颇惑于佛。佛教在金朝传播之广，由佛教经典的刊印也可见一斑。著名的赵城藏就是由民间集资，历时 20 多年雕印的。

但是，北宋末年政治的腐败，军事的无能，金朝初年社会的混乱，女真军将的强迫同化和海陵时期频繁的征战，激起了北方人民的普遍不满和顽强抵抗。一部分下层读书人对宋政权失去信心，又不愿与新政权合作，也没有武装反抗金朝统治的决心和勇气。为了生存，他们转而求助于宗教，谋求处身方外。于是金朝初年，河北地区出现了大道教，全真教和太一教等道教新派别，对金朝的统治、金朝的宗教政策甚至元朝前期的形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大道教又称真大道教，皇统年间，沧洲乐陵人刘德仁所创。德仁号无忧子，自称得“玄妙道诀”，以召神劾鬼之术为人治病，信徒颇众。该教以《道德经》为宗旨，除继承原道教的某些戒律和虚心弱志、和光同尘、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等宗旨外，还吸收了儒家思想和佛教的某些内容。他们提倡“自力耕桑”，“自庐而居，凿而饮，耕而食，蚕而衣，一切必出于己，一切不取于人”。要求信徒“远势力，安贫贱，力耕而食，量入为用”。其教长兼理词讼和调解纠纷，甚至有桎梏鞭笞之具，“设刑威，若有司然”。它的创始人和历代掌教都是读书人，其信徒中也不乏知识界人士，因而他们与儒者往来和受其影响较多，实则是在宗教名义下出现的由儒者创建和掌握的宋朝遗民的自治自保组织。

大道教的传播地区主要是山东、河北。由于它对金朝的统治采取不合作也不反抗的态度，所以既没有得到金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也没有被明令严厉取缔。但从耶律楚材的说法看，或许在某个时期曾遭“禁断”。①

全真教，也称全真道，正隆年间，咸阳人王喆所创。喆初名中孚，天眷

① 《元史·李俊民传》。

② 参见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载《元史论丛》第二辑。

① 参见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北平辅仁大学丛书第八，1941 年版。陈智超《金元真大道教史补》， 载《历史研究》1986 年第 6 期。

初，应武举不中，退而学道。正隆四年，易名喆，字知明，号重阳子，世称重阳真人。大定七年（1167 年），赴山东宁海州（今山东牟平）传道，当地豪富马钰、孙不二夫妇为之筑庵，题名“全真”，因称其教为“全真道”。全真教创立出家制度，提倡修真养性，除情去欲、克己忍辱，清静无为。以道教为主，杂糅儒释，主张三教合一。

全真教传播于山东、河北、陕西、河南等地。王璟有名弟子七人，号七真。其中玉阳真人王处一大定二十七、二十九年曾两次被世宗召见，进说“惜精全神”、“端拱无为”的修身、治国之道并为其主持斋醮。长生真人刘处玄承安三年向章宗进说“寡嗜欲则身安，薄赋敛则国泰”的道理。长春真人丘处机在金蒙之际，宋、金屡征不赴，却率弟子千里迢迢至中亚赴成吉思汗之召，向他讲述了节色欲、减思虑、崇孝道的修身之道和薄赋敛、止杀掠的治国之要，对蒙古贵族在汉地实行政治治理起了一定作用。后人称颂他：“一言止杀古人难，多少逋臣赖尔安。辛苦捐躯文信国，得归也拟着黄冠。”①

全真教祖师与七真都有专门著作以阐发他们的哲学、宗教思想。其中有王璟的《重阳全真集》、《重阳教化集》；王处一的《云光集》；丘处机的

《磻溪集》、《鸣道集》；马钰的《洞玄金玉集》、《渐悟集》；刘处玄的

《仙乐集》、《黄庭内景玉经注》；郝大通的《三教入易论》、《周易参同契简要释义》；谭处端的《水云集》；孙不二的《孙不二元君法语》、《孙不二元君传述丹道秘书》等。

太一教，卫郡（今河南汲县）人萧抱珍创于天眷年间，以老子思想为教旨，即以老氏之学修身，以巫祝之术御世。皇统八年（1148 年），抱珍被熙宗召入宫廷问道，受到礼遇，赐庵为太一万寿观。二代度师萧道熙住天长观， 又曾为世宗所召，深受宠赐，声教大震。该教在金朝影响很大。

此外，金朝佛道新派中还有糠禅、瓢禅、混元等派别，并兴衰不常。 金朝初年对各派宗教基本上采取不予过问的态度。但其政权巩固后则有

了变化，或利用其为新政权服务，或因有碍统治而明令禁止。大定二十八年， 曾“禁糠禅、瓢禅，其停止之家抵罪”。明昌二年，又“禁以太一混元受箓私建庵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