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恢复与发展生产的措施

金朝统治者历来重视农业生产，早在太祖、太宗时期，每占领一地，都安排女真人屯田戍守。但生产的恢复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直至世宗即位后，国家才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统治者采取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使农业生产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带动了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的发展。

招集流民和奖励垦荒金朝以农立国，以农业为本。早在太祖、太宗时， 尽管戎马倥偬，战事频仍，也不废农事。如下宁江州、黄龙府、泰州后，均遣人屯种。所降辽人，多安置于膏腴之地，使不废农业。宜、锦、乾、显诸州降后，太祖特别下诏：“诸州部族归附日浅，民心未宁。今农事将兴，可遣分谕典兵之官，无纵军士动扰人民，以废农业。”天会二年（1124 年）， 给都统宗翰田种千石、米 7000 石、马千匹以赈新附之民。又诏“新降之民， 诉讼者众，方今农时，或失田业，可俟农隙听决”。当北宋请降之际，也先下诏劝农。甚至在大批迁移女真人时，也不使其贻误农事。九年（1131 年）， 下诏给新徒戍边户耕牛。“其续迁戍户在中路者，姑止之，即其地种艺，俟毕获而行，及来春农时，以至戍所。”①熙宗时，曾采取省徭赋、去弊政、赎放典卖奴婢等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生产的措施，中原曾出现短暂的稳定。

海陵大兴土木和签军南伐，又一次破坏了中原的生产和社会秩序。世宗在结束战争和实行治理的同时，采取了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这时， 大规模的迁民活动终止，垦荒、种艺的规章、制度逐渐确定。世宗下令招集梁山泊流民复业，给以官田。同时规定：“凡桑枣，民户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谋克户少者必课种其地十之一，除枯补新，使之不缺。凡官地，猛安谋克及贫民请射者，宽乡一丁百亩，狭乡十亩，中男半之。请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减半定租，八年始征之。作己业者以第七等减半为税，七年始征之。自首冒佃比邻地者，输官租三分之二。佃黄河退滩者，次年纳租。”①同时，派官巡查诸路，责成猛安、谋克和地方官劝督，以成绩优劣定赏罚。

章宗以河南地广人稀，招集他路流民，量给官田和闲荒土地，募民佃耕唐、邓、颖、蔡、宿、泗等处土地，官为提供耕牛。愿为己业者，免税三年； 愿请佃官、闲地者，免租五至八年。同时要求汉民和猛安谋克户以土地的十

① 参见《金史·太祖纪》、《金史·太宗纪》。

① 《金史·食货志二》。

分之一至三栽种桑果。明昌五年（1194 年）更明确规定，“能劝农田者，每年谋克赏银绢十两疋，猛安倍之，县官于本等升五人（阶？）。三年不怠者猛安谋克迁一官，县官升一等。田荒及十之一者笞三十，分数加至徒一年。三年皆荒者，猛安谋克追一官，县官以升等法降之”②。

减轻人民负担世宗即位后，立即将海陵签发的河北、山东、陕西南征军放还。同时诏谕避乱、逃役的农民复业。罢国家不急之役，运输、兴造等役使民夫多改为和雇，或酌情减免租赋和杂税，或使宫籍监户，东宫、诸王人从和军夫充役。这些措施的实行，使中原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到了辽宋时期的水平。如河南地区平均亩产可达一石，水田可至四五石。《金史·世宗纪·赞》说，世宗时，“躬节俭，崇孝弟，信赏罚，重农桑”，“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虽不无溢美之嫌，但却是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 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加的客观反映。

水利的兴修金朝的一些地方官，能致力于兴修水利，减轻水患，造福一方。如雄州归信县，“境有河曰八尺口，每秋潦涨溢害民田”，县令马讽“视地高下，疏决之，其患遂息”。临洮尹兼熙秦路兵马都总管庞迪，“开渠溉田，流民利其食，居民藉其力，各得其所，郡人立碑纪其政绩”①。皇统元年

（1141 年），陕西大旱，同知京兆尹、权陕西诸路转运使傅慎微“复修三白、龙首等渠溉田，募民屯种，贷牛及种子以济之，民赖其利”②。为了减轻陆路运输的负担，大定三年（1163 年），世宗亲自安排疏浚运河，以宫籍监户和东宫、诸王人从以及五百里内军夫充役，不役民夫。

自金世宗时起，更多次役军、民夫治河以防水患。金代，水患最严重的是黄河。自废刘豫，黄河尽入金境，“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③。金设都水监、都巡河官和诸埽巡河官，掌“巡视河道、修完堤堰、栽植榆柳、凡河防之事”⑤。大定元年至二十九年，有记录的河决达六次，修治黄河先后役民夫、军夫数百万，却没能从根本上解除黄河水患。

为便利漕运山东、河北之粟至京师，除引黄河、漳水、滹沱、拒马、沙河和北清河水外，大定十二年，兴工开卢沟金口，引水入潞河，以解决“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势易浅，舟胶不行”⑥的困难，役京师千里内民夫，并以百官从人助役。“渠成，以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 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④后虽议求识河道者妥为措置，竟未能实行。至二十七年，又不得不堵塞金口，引水所灌稻田又重新改种禾麦。

金朝在水利兴修上用工不少，而收效甚微。至金末，水患则成为与政治腐败、军事无能、经济崩溃同样严重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