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这也是中国现代史研究开展得较早的一个课题。在五六十年代，就有一批成果问世，如《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等。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又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史实。

在六十年代初，学术界已形成这样的观点：在中文记载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名字的，是梁启超 1902 年 10 月发表于《新民丛报》上的文章《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但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标志，是李大钊于 1918 年下半年写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

什维主义的胜利》三篇文章的发表。近年来一些学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并对有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有人指出，在中文报刊上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名字和学说的，不是 1902 年梁启超的文章，而是 1899 年出版的《万国公报》刊登的《社会演化》。还有人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文字里最早提到马克思学说的，是 1898 年在上海由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一书，该书为英人克卡朴所著的《社会主义史》的中译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标志，大多数人认为应明确区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介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这样两个不同的阶段，因而仍坚持这样的观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从五四时期起，以‘北李南陈’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的”。但也有人不同意此说，指出：首先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火种传播到中国大地的，是中国民主革命派主要代表人物孙中山、朱执信，时间是二十世纪初年。“北李南陈”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工作中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其深刻性和准确性等方面要超过资产阶级思想家，但在时间上，他们要晚于孙中山、朱执信十几年。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在斗争中实现的。从五十年代起，人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的过程中，逐渐把当时发生的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争论概括成“三次论战”。六十年代初，学术界还专题讨论过三次论战的性质问题。当时一般都持这样的观点：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胡适派之间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同情者）同地主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右翼代表人物的斗争；关于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小资产阶级反动政治思想的斗争。近些年，人们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讨论的着力点主要是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有人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在社会、政治、历史、哲学诸方面的观点的全面较量；是两种敌对思想体系的斗争”。也有人认为，这次论战是“一场被误解的学术争鸣”，胡、李之间“纯粹是学术界内部就如何用西方先进文明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学术争辩，决不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纠纷”。“胡李之说异曲同工，实无本质区别”。还有人通过对这次论战具体过程的详细考察，指出胡适那篇挑起论战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所批评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其根本原因在于无政府主义者运用实验主义诠释无政府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长期以来，史学界在评论这次论战时，几乎都是采取肯定一方否定一方的态度。近几年，学术界有人提出了要客气、科学地评价这次论战的意见。持此观点者指出：“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论战，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理论探讨。”“我们在评论这次论战双方时，都必须历史地看待他们，在充分肯定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

的历史功绩时，对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在讨论中所存在的合理因素，也不能随意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