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立法机构和立法制度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为了给这个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蒋介石盗用了

已经被废止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因为前中央政治会议成员只有 6 人在南京，蒋介石又临时“加派”9 人为中央政治会议成员，然后由这个非法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 4 月 17 日作出决议：国民政府于 1927 年 4 月 18 日开始在南京办公。这样做的目的，是给人造成南京国民政府系由广州迁都而来的假象。宁汉沪合流后，三方代表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中央政治会议被撤销。但是仅仅过了 4 个月，中

央政治会议又于 1928 年 1 月 11 日恢复设立。 3 月 7 日，蒋介石被推举为

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8 月 14 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修订《政治会议暂行条例》，规定“凡政治会议议决案，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交国民政府执行”。9 月 19 日，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均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候补委员得列席中央政治会议。此后，国民政府重要法令政务均由中央政治会议议决。

在“训政”时期，南京国民政府首先从国家根本法的高度将国民党一党专政法制化，中央政治会议成为事实上的最高立法机关。国民党中执会常务委员会第 172 次会议于 1928 年 10 月 3 日通过的《训政纲领》宣布：（1） “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 2）“依照总理建国大纲所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应训练国民逐渐推行”；“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3）“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及解释”，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执行。中央政治会议的职权由决定政治方针发展为指导重大国务，10 月 8 日颁布的五院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就是依据这个纲领制定的。1929 年 3 月 21 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规定：中央政治会议在决定训政大计指导政府上，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政府在实施训政计划与方案上，对中央政治会议负责；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于必要时，得就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根据这项决议案，国民政府于 7 月发布命令：“中国国民党根据以党治国之原则，不许其他政党在中国境内有所活动。”①为了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法制化，国民政府又于 1931 年 5 月召集国民会议，并于 5 月 5 日以国

①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 222 号，1929 年 7 月。

民会议名义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这部约法共 8 章 89 条，照抄了《训政纲领》的主要内容，但关于中央政治会议的规定没有收录在内。中央政治会议的组成和职掌，曾经有过一些变更。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

于 1930 年 3 月 4 日通过的《修正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条例案》规定： “政治会议为全国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责任。”“政治会议委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中推定之。”“政治会议委员之名额，不得超过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总数之半数。政治会议得设候补委员，但其名额不得超过委员名额三分之一。”政治会议讨论及决议的事项包括：建国纲领，立法原则，施政方针， 军事大计，财政计划，国民政府主席及委员、各院院长、副院长及委员和特任特派官吏的人选。“政治会议之决议，直接交由国民政府执行。”中央政治会议下设政治组、经济组、外交组、财政组、教育组及其他专门组，每组有委员 5 至 9 人，分别担任审查与设计事宜。其人选从政治会议委员及不担任政治会议委员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中推定。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于 1935 年 12 月 6 日通过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案》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政治委员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中推定主席 1 人、副主席 1 人、委员 19 至 25 人组织之，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责任。”此后的中央政治会议，即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下设法制、内政、经济、教育、土地、交通等专门委员会，各设委员 9 至 15 人，由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及对专门委员会主管事项有专门研究的国民党党员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