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方民营工业的没落

后方在抗战之前，只有少量的近代工矿企业，经济极不发达。据统计， 1937—1944 年先后向政府登记设立的民营工矿企业，总数达 4657 家，后方的军需民用主要靠这些民营工矿企业。但是，庆祝抗战胜利的爆竹一响，这些对抗战有功的民族资本家，却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厄。由于胜利的突然到来，物价出现反常状态，从狂涨到暴跌，整个后方市场发生极大震动，直到9 月底才稍稍稳住。在这一个多月里，重庆的大多数商品，少则跌价 40％—

50％，多则跌价 70％—80％。例如棉纱、生丝、绸缎、布匹、百货、纸张、药材等，跌幅均在 50％—60％以上，油糖类跌幅在 40％—50％之间，甚至民生必需品的粮食类跌幅也在 30％以上。不仅一般商品暴跌，连黄金、美钞的价格也狂跌。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月内，重庆的金价跌了 70％，美钞价也跌了 60％。物价狂跌，对民族工矿企业简直是致命的打击。因为货价暴跌， 商品滞销，货币不能回笼，不但无法继续生产，连日常开支也难以维持，加上资金大量东流，市场银根奇缺，债务催逼，周转失灵，战时生产局又停止加工订货，工矿企业以致陷于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的困境，不得不停产倒闭。据统计，到 1946 年底，迁川工厂联合会 390 家会员厂仅存 100 家，开工者

只 20 家；中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所属工厂 470 余家，停工者达 2/3；四川中

小工厂联合会的 1200 家工厂，停工歇业者达 80％。当时重庆有 1405 家工厂，

停工倒闭者竟达千余家；成都从抗战胜利到 1946 年 7 月，工厂停闭了 2/3； 昆明停闭的工厂，约占工厂总数的 60％；贵州全省在抗战胜利前有大小工矿企业 1500 家，到 1945 年 11 月初，停闭的已达 60％以上；西安工厂也大量

停闭。国营厂矿也减产停工。据经济部所编后方工业生产指数，1945 年第四季度较第二季度下降 20.9％，其中机器类下降 56％，钢铁类下降 45.1％， 水泥下降 44.7％，酸碱类下降 41.1％，日用品类下降 18.6％，燃料类下降14.9％。1946 年起经济部就停止编制后方工业生产指数了。后方各地厂矿纷纷倒闭的结果是失业工人日益增加。据统计，当时重庆失业工人约 6 万人，

昆明约 5 万人，贵阳约 4 万人，成都约 3 万人。

在工矿企业一片停闭声中，民族资本家的日子很不好过。当时后方工业界曾为此发表《对目前紧急形势宣言》，指出：“抗战胜利以来，于兹两月又半，吾人由狂欢而彷徨，由彷徨而焦忧，今则已由焦忧而面临岌岌不可终日之危机。”①后方工业是抗战中适应战时环境创建起来的，它的总产值虽只有战前全国工业的 11％强，但在开辟内地工业基地和改变工业结构中有重要作用。当时后方交通已开辟，市场已初步形成，且资源丰富，劳动力便宜， 若政府能善加整理和扶助，发挥其优势，必有可为，但国民党中枢无意于此。1945 年 8 月下旬，内迁工厂代表 130 余人群集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愿，要求给予贷款，协助复员。据称院长宋子文答曰：“中国以后的工业，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自动化机器，你们这批破破烂烂的废铜烂铁，济得什么事呢？”② 对此，请愿者满腹抱怨，后又求见蒋介石，蒋担心事情闹大，勉强答应贷款 38 亿元。38 亿元贷款分给 300 个厂家，每厂所得无几。等到各厂贷款到手时， 法币币值又江河日下，各厂还得变卖资产，以了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