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在华企业的产生和对华投资活动的开始（1840—1914）

从严格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的外国投资始于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但它的源头则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前的中西贸易和外国在华洋行。

十八世纪初，英国产业革命后已进入到资本主义时代。1715 年（康熙五十四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洋行，这是外国资本在华最早设立的企业。其后外商来华者日多，洋行逐渐增加，如美商广东旗昌洋行（1818 年），英商怡和洋行（1832 年），英商仁记洋行（1835 年）。由于清政府对西方商人实行严格的广州一口通商政策，这些洋行都集中在广州。至 1836 年鸦

片战争前夕，广州已有外商开设的洋行 55 家，其中英商占四分之三，都以鸦片贸易为主。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廷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为“五口通商”口岸。外国在华投资中心即随贸易中心一道从广州移至上海。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西方列强拥有了对华实行经济侵略的特权；鸦片贸易的公开化，不仅使外国资本掠夺了大量利润，而且更严重的是腐蚀了中华民族。而“租界”和“租借地”的夺取，更成为洋商经济侵华的桥头堡。大规模的洋行，如德商礼和洋行（1846 年），英商正广和公司（1864 年），太古洋行（1867 年），美商茂生洋行（1875 年），美孚火油公司（1886 年），法商永兴洋行（1872 年）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来华设立的。

外商银行或金融业也开始发展起来，英商丽如银行（1845 年）、有利银行（1854 年）、麦加利银行（1857 年）、汇丰银行（1865 年），德商德华银行（1889 年），日商横滨银行（1892 年）就是其典型代表。同时，外商还非法在中国沿海一带创建工厂。据统计，在甲午战争以前，外商在华工业企业共计 191 家，总投资额为 2000 万（银）元，其中船舶修造业和出口加

工业两项就有 116 个，占总数的 60％，资本 1500 万（银）元，占总投资的75％①。

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取得了在华设厂之权。西方列强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当然也得到了这个特权。从此，外国在华投资合法化，外资企业迅速

①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82—283 页。

发展起来。1898 年，中国境内外国人开设的商行共 773 家，其中英商 398 家，

日商 114 家，德商 107 家，美商 43 家，法商 37 家②。自二十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外国在华投资无论是总额、直接投资还是贷款，都增加了2 倍。如 1902 年外国在华投资总额为 81270 万美元，1914 年即达到 167240

万美元。其中，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从 1902 年的 52840 万美元增加到 1914 年

109670 万美元，外国贷款余额则由 1902 年的 28430 万美元增加到 1914 年的

57600 万美元① 。随着外国在华的经济侵略活动的加深和外国在华投资的扩大，一些大托拉斯企业开始来华投资。如英商英美烟公司（1902 年）、亚细亚火油公司（1913 年），美商通用电气公司（1908 年）等，都在此时来华设立机构。外商在华所办的公用事业，如北京英商电灯公司（1903 年），天津的比商电灯电车公司（1904 年），上海的英商电车电灯公司（1905 年），法商电车电灯公司（1906 年）相继成立。外资铁路和矿山也开始出现。俄国修筑的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德国修筑的胶济铁路，法国修筑的滇越铁路等，都是在 1900 年以前由它们直接投资兴建的。

在矿业方面，则焦作煤矿（1898 年）、开平煤矿（1901 年）、抚顺煤矿和本溪湖煤铁矿（1905 年）、门头沟煤矿（1908 年）等，皆于此时沦入外商之手。在银行业方面，除英商汇丰银行、德商德华银行，日商横滨银行在华业务十分火红外，俄商华俄道胜银行（1895 年），法商东方汇理银行（1899 年），美商花旗银行（1902 年），比利时华比银行（1902 年）也参加了对华掠夺的角逐。据估计，到 1914 年，外国在华金融业（包括保险业）投资

资本约为 7575 万美元②。

外国洋行、银行及各类公司企业除在华直接投资办工厂以外，还对华进行高利贷式的贷款活动。这种放款活动从鸦片战争前对中国广东“十三行” 行商的贷款开始。十三行行商的大量破产，就与它们的高利贷盘剥有关。《南京条约》中的 300 万元“行欠”规定由中国官府代为偿还，就把这种正常的商业信用的私债变成了清政府的国债，从而以特殊方式开创了中国近代外债的先河。鸦片战争以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侵华及其巨额的战争赔款，使清政府的财政陷入危机中。清政府在财政空虚之际，无论是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抵御外侮，还是为满足统治阶级奢侈腐化生活以及各种军政费用，都依赖外债。特别是兴办近代的新式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主要是铁路），外债更是发挥了重大作用。

据初步统计，到 1911 年，清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共举借外债 208 次，

债务总额（不是余额、包括庚子赔款）达到 1305888297 两（库平银）。1912

—1914 年，南京临时政府、北京临时政府、北京民国政府对外借款约 114 项，

②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07 页。

①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9 页。

②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36 页。

债务总额为 593869857 银元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