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的土地所有

指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自己不参加劳动（或仅有轻微劳动），主要靠出租土地剥削。民国时期，这种土地所有仍是土地私有制的主体，是封建半封建生产关系的核心，它不仅左右农业生产中的各种经济关系，而且还能影响手工副业、商业、金融业和城镇的面貌，进而造成许多不合理的上层建筑方面（特别是基层政权）的社会现象。

辛亥革命没有触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且出现了一批军阀大地主阶层，“如河南的袁世凯，湖南的赵恒惕，四川的刘湘、刘文辉等，都占有很多的土地，几乎在有名的大地主中，找不出几个不是出身于军阀、官僚的”

①。袁世凯在其家乡河南彰德和汲县、辉县等地有田产 4 万亩。他的部属张

敬尧、倪嗣冲在安徽各有土地 7 至 8 万亩。徐世昌在辉县有 5000 多亩。曹锟兄弟是天津静海一带最大的地主，并垄断了那里的水利设施。在东北，张作霖圈地 150 万亩，张焕相有 1.4 万亩，吴俊陞有 2 万亩。西北的马鸿逵有

地产 10 万余亩。广东陈炯明在其老家海丰让士兵拿着“将军府”的竹签随意插圈民田。四川大邑的军阀地主占全县耕地 66％，其中占田最多的有 3 万亩以上。刘文彩早年只是一个占有 30 多亩的小地主，到 1927 年前后，仗恃

家族军阀势力，疯狂抢夺兼并土地，竟达 1.2 万亩之多。

同时，中国的商人、高利贷者积聚大量货币后，也和军阀官僚一样争购土地，其原因，一是认为田产比其他财产稳定保险，二是看到地租收益高， 不用 10 年的地租就可收回地价。这与西欧不同，西欧的商人资本是往工业方面投资，与封建主对立；中国商人则热衷将利润转化为田产，采取封建地租剥削增加财富，与封建地主联袂，或者自身就是商人兼地主。这是民国以来封建半封建土地关系延续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 1922 年调查，安徽芜湖 36 户地主的职业，商人 23 户，占 64％，占

全部地主土地的 75％，平均每户占地 1300 亩①。1929 年调查广东新会 191 户地主，商人兼地主 138 户，占 72％，占全部地主土地的 70％。1930 年， 江苏民政厅对该省占地 1000 亩到 6 万亩的 374 家大地主的调查情况，更充分反映了地主与军阀官僚、商人、高利贷者四位一体，对投资实业并不感兴趣。且看下表：

江苏 374 家大地主的主要职业①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2 辑，第 14 页。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2 辑，第 324 页。

① 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展望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88 页。

“族田”，是地主土地所有的一种特殊形态。这是指农村一姓一族所共有的土地，称为祭田、社田、太公田（广东等），祠堂田、众田（浙江等）、义庄田、公堂田（江西、皖南等）等等，实是封建宗法关系的产物，一般不敢私卖，常被族长（大多是地主豪绅）所把持，出租收入供祭祖、修祠之用， 也有救济、助学之用，余数往往被把持者所侵吞，故有“集团地主”之称， 是地主阶级最稳固的基础②。故此，族田应归于地主土地所有的一种。据统计，1928 至 1930 年广东的太公田占全省耕地的 30％，约 1260 万亩之多③。南方各地的族田一般占 10％。土地改革，废除“族田”，是摧毁封建地主经济基础及其政治势力的一大措施。

根据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 1933 年对陕、豫、苏、浙、粤、桂 6 省农村调查的总结（陈翰笙、薛暮桥、孙晓村、王寅生等参与调查）：占农村人口 3.5％的地主占 45.8％的耕地，6.4％的富农占 18％的耕地，19.6％的中农占 17.8％的耕地，70.5％的贫雇农占 18.4％的耕地。①

再从全国范围来看，陶直夫（即钱俊瑞）1934 年根据各方材料的综合估算如下：

中国土地的分配②

② 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第 99—101 页。

③ 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第 99—101 页。

① 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 1937 年版，第 26 页。

② 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第 189 页。地主所有的土地，包括“集团地主”的“族田” 等在内。

地主所有的土地占首位，富农仅次于地主，富农中有不少是出租土地， 具有半地主性质。地主、半地主或富农占全国农户不到 10％，而占有全国耕地的 60％上下，而且多数是上中等的好地和水田。按户均来计算，地主户均占田是中农的 16 倍多，是贫雇农的 51 倍。而这种封建半封建性质的土地关系，以 50％左右的地租率计，地主不劳而获，每年从佃农半佃农手中获取粮食 600 亿斤以上，大多用于寄生性的挥霍，必然导致人地关系的紧张，农业生产力的衰退，这是民国时期最落后和最反动的一种生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