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方主要工商业和金融业的概况

钢铁业。

七七事变前，民族资本钢铁厂寥寥无几，因需求增加和进口断绝，战时后方钢铁工业发展起来了。大后方有民营炼铁厂 100 家，集中在四川，1942

年有 37 家，资本 1566 万元，工人 5023 人。炼钢厂 5 家，集中在重庆，有 4

家，资本 815 万元，工人 819 人。渝鑫钢铁厂是后方最大的民营钢铁联合企业，由上海大鑫厂迁渝，故称渝鑫钢铁厂，以制钢见长。1938 年民营厂生产生铁近 5 万吨、钢约 700 吨。到 1941 年钢增至 900 吨，1942 年生铁增至 7 万多吨。这几年官营钢铁业也迅速发展，1942 年生产生铁 2.4 万多吨，钢2400 吨。1942 年之后，出现生产过剩危机，民营厂受严重打击，1944 年生铁下跌至 1.8 万吨，钢产量尚能维持原水平。

机器业。

机器制造是后方发展最快的民营工业。1944 年后方有民营机器厂 965

家，资本折战前币值 3240 万元，工人 3.34 万余人，有车床、刨床、铣床等

工具机 3423 台，已超过战前全国（不包括东北）之规模。在 1939 年以前，以承制军事订货为主，此后大厂主要制作动力机、工具机、作业机等，小厂承制零配件或翻砂、冷作。

四川有民营机器厂 470 余家，内 400 余家集中在重庆，有各式机床 2400

台。湖南有民营机器厂 200 余家，内 90 家集中于衡阳。广西有民营机器厂

近 100 家，内 88 家集中在桂林。陕西的民营机器厂集中在西安，有 78 家。后方民营机器业生产的衰退较其他工业要迟，但幅度更大。1944 年产值猛跌1/4，许多机器厂歇业倒闭。

化学工业。

化学工业是后方民营工业中最大的工业，有 1353 个厂，资本额 11.127

亿元，折战前币值 1.108 亿元，工人 6.453 万人，这是因为它包括了制药、橡胶、水泥、火柴、染料、窑业、日化、炼油、酒精等众多行业。但基本化工即酸碱工业为数有限。战时后方，除原有陕西集成三酸厂、四川彭县碱厂外，另有 10 余家酸碱厂兴起，但都规模很小，半手工生产。惟吴蕴初的天

原电化厂迁设重庆及宜宾，有电解槽 100 余具，产盐酸、烧碱、漂白粉。电解法产品纯良，为后方工业增添光彩。范旭东经营的久大、永利沦陷后，久大在四川自贡设精盐厂、电厂、机修厂等。永利在四川犍为设碱厂和侯氏制碱法试验厂等。酸、碱生产以民营为主，且产量增长较快。酸 1938 年产量

为 272 吨，1944 年为 1193 吨，增加 3 倍多。碱 1938 年产量为 520 吨，1944

年为 6101 吨，增长近 11 倍。4.棉纺织业。

后方原有纱厂 4 家，仅西安大华厂较大，余均小厂。后方棉纺织业的兴起，主要靠内迁厂，内迁纱锭约 15.7 万枚，占后方民营纱锭总数的 60％。后方纱厂数无确切统计，《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统计，1944 年后方有民营纺织厂 880 家，资本额 5.6 亿元，折战前币值 5890 万元，工人近 8 万

人。1942 年后方民营纱厂有纱锭 25.6301 万枚，布机 1925 台，这个数字不包括民营小型厂。后方民营纱厂无不盈利。1942 年政府加强统制后，停止发展。

面粉工业。

后方原有民营面粉厂 6 家，资本 122 万元，钢磨 35 台，日产能力 9240

包。战时新设厂 18 家，日产能力 1.641 万包。官商合办厂 5 家，钢磨 20 台，

日产能力 3420 包。小型面粉厂 41 家，日产能力 6737 包。据统计，1942 年

面粉产量 488 万包，内民营厂产量为 444 万包，是抗战时期产量最高的年份。抗战初期各厂利润优厚。1940 年 5 月，政府实行面粉统配，核定粉价；1941 年 7 月，实行面粉统购统销；1942 年 7 月改为委托加工。因原料不足，加工量递减，加上加工费又偏低，各面粉厂陷于困境。

航运业。

七七事变后，中国轮船遭重大损失。1937 年有轮船 1027 只、11.8484 万吨，其中招商局轮船 5.4689 万吨，民营 6.3795 万吨，到 1941 年只存下

轮船 309 只、4.654 万吨，其中招商局轮船 2.2713 万吨，民营 2.3827 万吨。后方轮船业以民营为主，但战时民营轮船吨位减少。不过，就轮船业的经营说，不能只看轮船吨位的增减。战时后方疏浚嘉陵江、金沙江、綦江等水道，轮船航线有所增长。后方客运繁忙，轮船的客运量一直是增长的。民营航运业在担负军公运输和抢运内迁工厂设备、物资等方面都作出重大贡献。最突出的是卢作孚经营的民生实业公司。战前民生已收买、合并了 39 只川江上的中外轮船，共有轮船 46 只、1.87 万余吨，垄断了川江航运。战争开始后，它紧急运输川军出川作战，在武汉撤退中，又以低价承办军公运输和抢运迁川工厂的物资，并损失轮船 10 余只，伤亡近百人。1939 年，民生共有轮船137 只、3.6 万吨，占到后方民营吨位的 90％。以后，民生的船只减少，但在其他方面仍有发展。1943 年民生再增资为 8000 万元。民生公司的成功，与卢作孚的政治眼光、企业家胆略和他的一套较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是分不开的。

商业。

七七事变前，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9 省，约有人口 1.5 亿，战时迁入后方约有 70 万人，兵员 600 多万，非农业人口的剧增，国际和国内新交通线的开辟，新工矿区的建设以及大小新城镇的兴起等等，都扩大了后方的市场。当时大后方兼有战争和建设的双重

任务，华北、华中沦陷区的很多资金也集中到后方。后方各省地方政府原来的财政支出不会减少，中央政府迁重庆后财政支出则大部转入后方，1942 年约达 245.1 亿元，折战前币值 6.28 亿元。政府财政支出扩大了市场的需求，转化为市场上的有效购买力，促进了战时后方商业的繁荣。除后方生产发展和需求增加外，战时通货膨胀、物价高涨、投机盛行、囤积居奇、黑市炒作也促成了商业的虚假繁荣，或称为商业的畸形发展，大大小小的发国难财者，比比皆是。战时后方商业活动无系统资料，因战时金融业、工业乃至政府机关、社会团体等也都参与商品买卖和囤积，又有逾百亿元的游资在后方市场上兴风作浪，更无法入任何统计。重庆成为西南的商业中心，据统计 1942

年有商业 2.592 万户，资本 49535 万元，占全部资本的 72.7％。花纱布是战时管制最严的商品，也是投机最盛行的行业。凡是管制的物资和黄金、美钞、英镑都有黑市炒作，重庆也成了最大的投机市场。战时滇越、滇缅、中印各路以昆明为起点，昆明成了对外贸易中心。战时昆明有私营进出口商 100 余家。西安则成为西北一大商业中心。

银行业。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金融垄断资本膨胀，后方国家银行、省市银行、县银行纷纷设立。1945 年 8 月后方有国家行局 7 行，分支机构 853 处，合计 860

行、处；省市银行、县银行 304 行，分支机构 1127 处，合计 1431 行、处。

商业银行有 115 行（内有 10 家总行不在后方），分支机构 595 处，合计 710 行、处。115 家商业银行中，中国实业、中国国货、四明、新华均有大量公股或国家银行投资，除中国实业银行战时扩大业务、投资中国兴业公司等外，其余并不活跃。上海商业、浙江兴业、金城、大陆、盐业、中南等著名大银行，战时都将总行迁往后方。其中金城经营最积极，并投资民生公司和一些工矿企业。战时后方发展最快的仍属川帮银行。战时币值混乱，私营银行的资本无正确统计。但有材料说明战时后方国家银行和省市银行的家数和分支机构都大大超过战前全国数，但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数却较战前全国数（132 家、分支机构 654 处）减少了。在国家金融垄断资本的膨胀下，后方私营银行虽有发展，但很有限。

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估算，1936 年产业资本总额，关内与东北合计，达 99.9 亿元，而关内是 55.46 亿元，这里没有考虑币值变动的因

素。但战后产业资本总额只有 65.50 亿元（按 1947—1948 年国统区 1936 年币值），仅及 1936 年关内和东北总额的 65.6％。这有资料上的原因，使战后资本估值偏低。但战后产业资本总额的衰退是肯定的。1936 年，关内的民族工业资本有 14.48 亿元，连同东北的华人民营工业，共 18.89 亿元，成为历史上的最高峰。抗日战争中，民营工业在后方有很大发展，资本约合战前币值 3.58 亿元，但已逊于官僚工业资本的 3.85 亿元了。抗战胜利后，官僚

资本借接管敌伪工矿而进一步膨胀起来，工业资本达战前币值 15.99 亿元；

而民族工业仅恢复到 1936 年的 78.6％，即 14.85 亿元。就整个产业资本说，

由于外国资本的大量消失，在 1947—1948 年，民族资本在全部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 1936 年的 20.50％增为战后的 24.66％，但它同官僚资本相比，则由 1936 年的 50.7％比 49.3％改变为战后的 27.8％比 72.7％（1936 年不计东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