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的民族资本

日本的侵华战争对中国民族资本是一场浩劫。有人估计毁于战火的直接损失，工业 4.4 亿元，矿业 0.68 亿元，航运业 0.21 亿元，商业 36.6 亿元，

金融业 3.33 亿元。其中工业部分基本上是民族资本的损失。日本侵华战争对民族资本的劫难不仅在于它的直接损失，而在于日伪的经济统制政策扼杀了中国民族资本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日伪在推行统制政策的同时，广泛采用“中日合办”的形式侵夺华商财产。在日军占领下的所谓“中日合办”企业徒具空名，全由日方独断。如启新洋灰公司被迫“合办”后，日方派“顾问” 控制生产，并派“推进机关”使之“参加作战”。永利碱厂因范旭东拒绝与日敌合作，遂被接管，并将范创办的南京硫酸铔厂主要设备拆运日本。日敌对原官办企业则实行“军管理”，再由日军方交日商代营，也有部分华商企业被实行“军管理”。在华中还有所谓“委任经营”，名义上是日商出面与华商“合作”，实际上是强夺豪取。

棉纺织业。

华北、华中沦陷区原有华商纱厂 80 家。战争损毁以无锡最重，上海次

之，湖北、河南有 9 个厂迁往后方，上海租界有 9 个厂、天津租界有 3 个厂

①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3 卷，第 414 页。

继续开工，余下 54 个厂均沦于敌手。其中华北有 12 个厂实行“军管理”，

华中有 41 个厂、广州有 1 个厂实行“委任经营”。这 54 家纱厂原有纱锭 153.5

万余枚，织布机 16274 台。这些厂的设备亦有损毁。华中各厂于 1938 年 5 月复工，初始运转率不过半数，但到 1939、1940 年已达 90％以上。华北各厂于 1938 年 12 月复工，运转率在 70％左右。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先后占领了天津、上海，但天津、上

海还有 12 家华商纱厂继续开工。因棉价下跌，纱价上涨，加以人民抵制日货，华厂纱价高于同类日纱。因有厚利，上海租界华商纱厂纷纷扩充并建新厂。1936 年，上海租界原有华商纱厂 9 家，纱锭 34 万余枚，布机 1700 台；

老厂扩充纱锭 8 万余枚，布机 140 台；新建 11 个厂，纱锭 23.6888 万枚，布机 2920 台。新建厂主要是由外埠迁来。1941 年实有纱厂 20 家，纱锭65.7282 万枚，布机 4760 台。即纱锭增加了 93％，布机增加了 1.8 倍。申新九厂成为“远东最大”的纱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内申新、永安等厂因改用英美籍，被日军军管，其他华厂未动。但因外销断绝，日本又加强对原料、电力和产品的统制，华商棉纺织业处于瘫痪状态。

面粉业。

在华北、华中沦陷区，战前原有华商机器面粉厂 91 家，资本 3760 万元，

日生产能力 32.59 万包。战时减少了 55 家，其中炸毁及内迁 3 家，被日军

管或委任经营 35 家，日商收买、合办、租用 13 家，日人接办 4 家。这 55

家的资本为 1864.8 万元，日生产能力 14.86 万余包。战时新开的华商机器

面粉厂有 31 家，资本 466 万元，日生产能力 3.883 万包。战时歇业的有 9

家，资本 119.8 万元，日生产能力 8590 包。1945 年留存的华商面粉厂有 58

家，资本 2241.6 万元，日生产能力 20.7548 万包。但留存的 58 个厂未必全

能开工，日生产能力 20 万余包不等于实际的生产量。日敌对面粉业的统制重点放在控制原料上。1938 年在华北成立小麦协会，1939 年在华中设立制粉联合会，即后来的麦粉统制委员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洋麦进口断绝，麦粉统制委员会所收麦中有 1/3 供军用，由军管厂加工，上海华商机器面粉厂开工率不到 10％。但是，由于麦产分散，日方统制有限度，且统制愈严，生产利润愈大，故在 1940 年日伪统购麦粉后，在一些地方仍有小型面粉厂和机器磨坊出现。

缫丝业。

华商缫丝工业战前集中在上海、江浙和广东三地。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三地缫丝厂损失严重，据中国蚕丝公司调查，损失丝车 4.5 万台。日本是丝业大国，对沦陷区的中国丝业采取限制政策。1938 年，由日商出面组织华中蚕丝公司，资本定为 1000 万日元，其中日方 700 万日元，华方 300 万

日元，在华中蚕丝公司登记的缫丝厂有 53 家，经过整顿合并，开工最多的

时候也只有 22 家，丝车近 7000 台，仅占 1936 年江浙开工丝车的 21％，并只准缫制 20/22 以上的粗条丝，优级丝由日商厂承缫。华中蚕丝公司的经营

原以出口为主，后成为一个统制机构，从制种、收茧直到收丝、运销全由它统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中蚕丝公司即全面衰落。1943 年 11 月华中蚕丝公司清理结束，残存资产转让给汪伪政府设立的中华蚕丝公司。中华蚕丝公司资本，汪伪政府占 51％，日方占 49％。

华中蚕丝公司登记的上海缫丝厂只有闸北两家。1937 年淞沪抗战时，原上海华商缫丝厂除被战火损毁外，纷纷迁入租界。当时丝贵茧贱，缫丝生产可获厚利，投资者纷设缫丝厂，到 1939 年底，缫丝厂增至 43 家，缫丝车 7694 台。华中蚕丝公司统制蚕茧，禁止运入租界，租界缫丝厂以贿赂、走私等办法取得原料，但日益困难。1940 年，日方加强统制，上海租界茧源断绝，缫丝厂被迫纷纷停工。1943 年华中蚕丝公司结束后，日本对蚕丝的统制也随之松弛，上海和江浙的缫丝业有所恢复。战时江浙丝产区的另一现象是小型丝厂的兴起，这说明日伪无力全面统制缫丝生产。

广东丝厂规模较小，战前约有缫丝厂 58 家，缫丝车 3 万台。沦陷后，日军强迫各厂复工，由日商以军票强制收丝，丝厂损失甚大。日商将丝偷运香港获利。香港沦陷后，日商也停止收丝，生产停顿。

中国厂丝本供外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销断绝，各厂生产大减，纷纷倒闭。

火柴业。

华北、华中沦陷区原有华商火柴厂约 100 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上海和广州有些厂受战火损毁，华北有些厂被日军管或改为“中日合办”。华北、华中各厂原与日厂有联营关系，战起停顿。1938 年 8 月，日方发起恢复联营。广东的火柴厂，原独自联营，沦陷后，日方设华南燐寸会社，分配各厂产额，配给化学原料，并统收产品。火柴联营原为大中华火柴公司总经理刘鸿生所倡办，抗战爆发后，日军要求刘鸿生合作，刘拒绝去了香港。大中华火柴公司所属火柴厂，有的被军管交联营社代管，有的被日商收买，有的被定为“嫌疑”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加强对火柴生产的统制，因原料奇缺，又削减产额，实行火柴配给。1937 年，华北、华中和广东各厂生产火柴 80 万箱，1943 年生产 24.6 万箱。大中华公司各火柴厂，1937 年生产火柴 8.4405 万箱，1943 年才生产 1.0812 万箱。加强统制生产后，各地小型火柴厂兴起，有的是手工生产。这些厂生产的火柴在黑市上售卖。

造纸业。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华商造纸厂集中在上海、浙江和平津，有 31

个厂，资本 1332 万元，年生产能力 6.5297 万吨。战时损失严重，总计 18

个厂，资本 1088 万元，占原设立资本的 82％，年生产能力 46387 吨，占原

生产能力的 71％。其中被炸毁的 3 个厂，被日军管占用的 6 个，被日商收买、

合办、合作、租用的 8 个厂，被拆迁无下落的 1 个厂。内迁 1 个厂，仅存下

12 个厂，也未全部复工，估计生产能力仅及战前的 8％。但战时洋纸进口减少，1940 年后仅数万吨，而需求增长，但敌伪统制限于新闻纸、模造纸，其

他并不严格，因此上海、青岛等地在战时新设造纸厂 25 家，到 1945 年实存

造纸厂 37 家。厂数虽超过战前，但新厂均小型厂，年生产能力 2.31 万吨，只及战前年生产能力的 1/3 强。

制药业。

抗战前华商制药厂集中在上海，又大都在租界，战争爆发后受损失不大。中法、五洲、信谊、生化等药厂均将部分设备内迁，但工厂在上海继续生产。欧战爆发后，西药来源日少，而战时需要又骤增，故抗战时期，上海华商制药业还有发展。1943 年日伪加强统制后，始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