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金融机构的法定准备金

联储局要求银行、经纪人等金融机构手中必须按现金存款总额的某一些率留存一部分现金。这种现金被称为“准备金”(Reserve)。准备金是用来保证客户提取储蓄时，银行有足够的现金满足其要求，当政府要求提高准备金比例时，银行就不敢多放款，从而减少了经济中流通的货币供给量。

通过以上 3 种方法，联储局不仅能调节货币供给量，还能改变资金成本，即利率。随着经济的增长，联储局会逐渐增加货币供给量。若这一操作准确无误，通货膨胀和利率水平则低，经济会增长；若对货币供给控制过紧，可能会造成与 80 年代初类似的严重衰退。而如果像过去 20 年许多南美国家那样无节制地增加货币供给，通货膨胀就会失去控制。

你站在哪一边？ 如果你较保守，则易被吸入弗里德曼阵营；若你在政治上倾向自由派，凯恩斯学派则对你更具有诱惑。然而，无论如何，两大阵营过去对稳定经济增长均无出众的贡献，美国依然会发生经济衰退。

货币和消费理论在经济体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其本身也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到底是哪个先起的作用？是金融政策决定了货币供给，后者反过来又影响了消费和 GNP；还是凯恩斯的消费之“搏”拨动了货币主义学派的“脉”？倘若有谁能把这二者的关系搞清楚，并述之成书，定会令所有的经济学家目瞪口呆！

你需要知道的几位经济学家

除弗里德曼和凯恩斯之外，你还应该了解以下 5 位经济学家的一些情况。人们提到现代经济学，常谈及这些起过关键作用的人物。

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亚当·斯密是世界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人们经常提到了他的名字。他在著作《国富论》（1776）中描绘了竞争这一“无形的手”(Invisible hand)从各自利益出发， 指导着某一[特定的经济体制。他预见到，随着社会分工的明

确，“国家的财富”会增加。以别针厂为例，斯密指出，如果根据工人技术熟练程度不同做相应的分工，工厂的生产率会提高。他还实际注意到，10 名工人各自从事不同工序的生产，在一天内，可生产别针 48,000 个；而同样时间内由一人包揽所有工序的小作坊则仅能生产很少的几个。

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和“创造性破坏” 论(Creative Destruction)。这位早已故去且被人遗忘了很久的哈佛经济学家，80 年代又被重新搬了出来。他曾经预见到，在经济生活中唱主角的是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Entrepreneur)。你会发现近来发行的商业期刊中，大都有“企业家”一词或其派生词。他认为资本主义是“难以驾驭、起破坏作用的一种不安定而非均衡”的制度。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1942)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是“创造性破坏” 的过程。“企业家们创建新的工业以更新换代，伴随而来的必然是痛苦和不安”。80 年代，各种收购之风盛行一时。收购方常引用舒比特的话来为自己开脱，认为他们的收购行为及所获得的利润是净化资本主义制度的行为。

盖贝尔茨(John Kenneth Galbraith)和自由观点(Liberal View)。盖贝尔茨(Galbraith)这位哈佛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虽无大的建树，但却以善做振奋人心的演讲和推销自己的专著在经济界大有其名。1951 年，盖贝尔茨为工会写了本大作，名为《美国资本主义：控制权力的概念》(“American Capitalism： The Co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 ) 在

《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1958）一书中， 为了服务公众的利益，他呼呈国家经济降低对生产的过份依赖。而在另一本《新工业国》（“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1967)中，他评论说美国应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无论是哪一种观点。他都采取非常坚定的立场，不断地推出一本又一本的专著。

亚瑟·奥肯和奥肯定律(Arthur Okun and Okun' s Law)。亚瑟·奥肯和菲利普斯一样，都致力于研究经济增长和失业问题。奥肯供职于耶鲁大学，则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中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发现， 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伴随着较低的失业率。对以往的数据分析也表明，实际 GNP 每增长 2.2%，失业率下降 1%。这一拇指定律被 60 年代华盛顿政府广泛地用来解释其刺激经济发展政策的合理性。

亚瑟·拉法(Arthur Laffer)与 80 年代供给经济学派(Arthur Laffer and the Supply-Side Economists of the 1980' s)。亚瑟·拉法是 80 年代最著名的供给经济学派的学者之一。供给学派认为削减税收对刺激经济增长起着关键作用。政府的鼓励性税收政策及削减开支政策引起的储蓄增加， 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个人和公司留存的收入越多， 他们越愿用于增加储蓄或投资新项目，最终使得经济高效率地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加了供给水平，创造着更多的财富，促进经济更高速地增长。

拉法是在南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研究、提出了用于解释税率对经济发展的刺激效应理论。这一理论被人们称之为拉法曲线(Laffer Curve)。该曲线对里根政府 1981 年决定削减税率起了关键作用。他的理论是，税收总额与税率二者关系密切。拉法曲线表明：税收总额随税率增加而增加，但当超过某一点时，再提高税率则会减少税收总额。高税率造成大家用欺骗的办法逃税，高税率阻碍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如果税率太高，减少之则能鼓励人们多劳多得。这样，尽管国家征收每一美元应纳税收入的边际税收减少了，但最终仍会使税收总量增加。拉法理论的问题是过于抽象。从理论上讲，是应存在一个最佳税率， 但无人知道这一最佳税率究竟是多少。

拉法曲线

里根时代，供给经济学派其他的代表人物还有：George Gilder （《富与贫》（Wealth and Poverty））(1981)和 Jude Wanniski（《世界运转方式》（The Way the World Works） (1978)。

国际宏观经济学

更广义地讲，涉及国际竞争大市场的宏观经济学是商学院里 MBA 们最喜欢的一门课。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国际经济学成了 MBA 主修课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为显得更国际化些，美国前几所名校在招收新生时还特别注意每班混招一定比例的外国学生。

国家相对优势

1917 年，David Ricardo 在他所著《政策、经济和税收原则（Principles of Policy, Economy and Taxation)一书中勾画出了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原则，即一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能以低于其贸易伙伴的成本提供某种产品。由于土地、人工或良好气候环境的优势，从理论上说， 各国应最大限度地生产各自效率最高的产品。即使某一国家也能以相对于别国的绝对低的成本生产出其它产品来，该国仍应集中精力最大限度地生产效率最高的产品。虽然在葡萄牙羊毛和葡萄酒的成本绝对地低，但 Ricardo 提议葡萄牙出口葡萄酒给英国，而从英国进口羊毛。这个建议的合理性在于葡萄牙总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而生产葡萄的效率比生产羊毛高。因此，葡国的生产能力最好都用来生产葡萄酒，而从英国进口羊毛。

在美—日贸易关系中，美国应充分利用其生产食品成本低的优势。美国有大量优良的可耕地、机械设备、化肥、技术经验和人员，美国农场的劳动生产率是日本的 3 倍。另一方面，日本则擅长制造电器和汽车。从理论上讲，如果世界上仅有两个国家，美国就应该停止所有电器的生产而将重心转移到生产食品上来。反过来，日本也就将效率不高的食品制造业关掉。而实际上，由于考虑各自国家的特殊利益，促成了国家建立贸易壁垒。这些都阻碍了相对优势的充分发挥。贸易壁垒中的进口税、进口配额或其它贸易规定都是政府试图保护国内工业和就业所采取的措施。MBA 商学院历来认为关税和贸易壁垒是“劣”招，而自由贸易对经济长期的增长更为有利。

国际收支

正如公司通过财务报表记录业务的经营情况一样，国家按照国际收支(Balance of payments,BOP)会计原则来统计本国的国际业务交往。国家以 BOP 记录下本国和它国的债权、债务关系，这和会计中的现金流量表类似。国际收支会计显示的是一段时间内外汇(Foreign exchange)的变化。外汇是指可用来进行国际间支付的现金、黄金储备等具有流动性的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