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激荡的海员、省港大罢工

进入 20 世纪以后，香港的反帝斗争不断发展。在 20 年代之前，香港市民的斗争目标集中在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抵制洋货等方面。

1908 年 9 月 26 日，《南洋早报》登载了一个英国殖民者的一封信，提出应在公共场所，如公园和电车上划分洋人和华人的界限，不得逾越。这封充满种族歧视的信函激起了港人的强烈愤慨，他们通过各种舆论工具进行了坚决反击。 11 月，一艘日本轮船私运军火抵达广州，在附近海面上被中国军队截获。日本当局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中，不仅不向中国赔礼致歉，反而提出抗议，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道歉、赔款并释放扣押船只和人员。广东各地人民举行各种抗议行动，香港居民也积极响应，愤起捣毁了日本人贩卖日货的商店，表现了极高的爱国热情。

1913 年 10 月，港英当局公布了《禁止通用外国纸币货币条例》，禁止外国货币包括中国货币在香港市面上流通。条例公布后，英商经营的电车公司首先拒收中国货币，市民哗然。他们普遍认为，中华民国刚刚成立不久， 香港就拒受中国货币，这是在藐视中国政府的尊严，伤害了香港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于是，发起了抵制电车运动，数月之内，乘车人寥寥无几，迫使港府不得不将条例推迟执行。

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以后，香港人民积极响应。他们涌至日本人开设的商店门前，投掷石块，高呼口号，号召大家一起来抵制日货。一时间香港提倡国货，反对日货的运动风起云涌，国产的布匹十分畅销。就连一些中小学生也积极行动起来，将家中的日货主动交出，并在中环警察署附近当众烧毁。港英当局被这种抵抗浪潮所吓倒，连忙取消所有警察的假期，荷枪实弹地在日本商店门前昼夜巡逻。并清理学生课本中的反日内容，对涉嫌有“过激”行为的学生严格监视，限制其活动自由。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香港人民的反帝斗争主要以工人运动为主。最著名的是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工人大罢工。

1922 年 1 月，在工人运动领袖、共产党员苏兆征等人的发动和领导下， 香港海员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要求英国资本家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和待遇，使香港沿海航运几乎全部陷入瘫痪。罢工前后，正值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处于鼎盛时期。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广州政府对这场以经济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劳工运动采取了支持的态度。海员罢工爆发时，孙中山正在桂林整军筹划北伐，他获悉罢工的消息后，急电令国民党员马超俊“迅速赴港慰问，并予就地调处”。马氏接到命令后，立即出发，垦夜到港，亲切

① 黄南翔：《香江岁月》第 62 页，1985 年香港奔马出版社出版。

慰问罢工海员，“海员得悉国父的关切，更为感奋”。①

港英当局对此十分惊慌，宣布戒严，并强令工人复工。罢工的工人坚决不妥协，分批撤离香港，返回广州。到 1 月 19 日，回到广州的工人已有 5000 人左右。广州各工人团体热情接待来自香港的兄弟，在广东省总工会的倡议下，全省 27 万工人，每人捐献一天的工资，援助香港的罢工工人。广东政府

也积极给予经济援助，据 1985 年台北出版的《中国职工运动史》记载，广州

政府每月借出数千元，前后计约 10 万元，为罢工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港英政府为了压制工人运动，于 2 月初下令封闭了海员工会，但海员们仍然不屈服，表示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为了有力地支持海员的罢工行动，香港海陆理货会工会、同德劳动总工会、集贤工会和煤炭工人也举行罢工。香港工人运动霎那间形成了燎原之势，港督司徒拔在写给英国殖民地部的报告中惊呼：“形势有些严峻，因为海员罢工不单纯是一场经济运动， 而是一场政治运动。”“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是此次罢工的幕后组织者。广州政府已完全处于这一具有布尔什维克性质的组织的控制下。毫无疑问， 极端主义者站在孙的一边。”①远在英伦三岛的英国政府急令香港总督迅速解决罢工问题，不可任其蔓延。

到了 3 月份，罢工的工人已增加到 10 余万人，工人们仍然在源源不断地由香港返回广州。3 月 4 日，当一批罢工工人行至九龙沙田时，遭军警阻拦， 阻挡不住便开枪射击，当场打死 6 人，伤数百人，面对港英政府的暴力镇压， 工人们更加团结，继续罢工，决不妥协。无计可施的英国人只好请求广东革命政府出面调解，在广东省省长和广东总商会的周旋下，港英当局被迫宣布取消对海员工会的封闭令，释放被捕工人，并同意增加工资。罢工取得了全部胜利，工人们欢欣鼓舞，通宵达旦地庆祝自己的胜利。广州几十万工人也在东校场举行大会，欢送香港工人胜利返港。

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标志着香港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并为即将到来的新的工人运动高潮准备了条件。

1925 年 5 月，上海日租界警察枪杀了棉纺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 28 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加强对罢工运动的领导，把经济斗争引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5 月 30 日，上海人民的反帝示威游行遭到英国军警的血腥镇压，引发了全国范围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香港工人一向对内地的革命抱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为了动员香港工人声援内地的爱国运动，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总工会派秘书长邓中夏去香港，和苏兆征一起领导罢工斗争。从 6 月 19 日起，香港的海员和电车、印刷工人首先罢工，其他在港工人积极响应，半个月内，参加罢工的工人就增加到近 20 万，并成立了罢工领导机构——全港工团委员会，在全港工人的一致支持下，全港工团委员会代表工人向港英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其中包括：华人应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和罢工的自由；香港居民不分国籍享受同等法律待遇，取消对华人驱逐出境及答刑等行为；制定劳动法，规定最低工资、废除包工制、保障女工和重工生活、实行 3 小时工作制与劳动保险制；华人有居住自由权，消除不平等和种族歧视等条件。

从这些要求中可以看出，香港工人的罢工斗争，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人阶

① 中国劳工运动史编撰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第一册，第 182 页，1985 年台北出版。

① 《港督致殖民地大臣电》，1922 年 2 月 28 日，英国殖民地部档案，C.O.129/474。

级本身的局部利益，而是从全体香港人的利益出发，代表了香港所有居民的一致要求。斗争的目的也不再停留在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经济要求上，而发展上升为争取民族平等自由、反对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治斗争。

港英当局对罢工工人的要求，根本不予考虑，并宣布紧急戒严，调集大批英军进入市区，手持武器的英国和印度军警出没在大街小巷，四处搜捕罢工工人。为了对支持香港工人罢工的广东政府施加压力，香港当局还宣布禁止向广东出口粮食和煤炭，派出三艘军舰驶入广州内河进行恐吓。

6 月 23 日，中共广东区委在陈延年、周恩来的领导下，广州各界群众 10 多万人举行集会游行，声讨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英军竟向人群开枪，当场死伤 200 余人，这就是闻名全国的“沙基惨案”。惨案发生后，越来越多的省港工人加入到罢工队伍中去。为了加强对罢工运动的领导，7 月 3 日， 以苏兆征为委员长，邓中夏、廖仲恺为顾问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委员会下设干事局、财政部、工人纠察队和宣传部等机构，负责处理罢工斗争的日常事务。为了从经济上打击港英殖民者，罢工委员会宣布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并为此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工人纠察队，共产党员徐成章、陈赓等分别任工人纠察委员会委员长、纠察队总教练等职，主 要任务是维持秩序、封锁海面、稽查私货，不给香港提供食物供应。

大罢工使香港的运输中断，工厂停工，公用事业瘫痪，肉食和蔬菜等物资严重短缺，价格暴涨，街道垃圾粪便堆积如山，香港一时变成了“死港” 和“臭港”。大批轮船停滞港内，货物进出不得，市井萧条，商号店铺纷纷歇业，股票价格暴跌，银行挤兑成风，商界人士惶惶不可终日。港英当局万般无奈，只好一方面颁布紧急戒严令，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搜捕罢工领袖，一方面幻想用武力来解决问题。7 月 27 日香港政府致电英国政府，要求出兵广州，8 月 25 日，再次致电英国国王和首相，力陈出兵广州方可解香港之围。是时，英国本上工人也在举行大罢工，英政府自顾不暇，只得在回电中表示，尽管十分关注香港局势的发展，但从全局考虑，实在无法出兵，请当地政府自己设法平息。

在罢工的打击下，英国对华贸易损失惨重。据统计，在 19241925 年间， 英国对华贸易额在中国全部进口贸易中所占比例从 12.4％降至 9.8％，即从2890 万英镑下降为 1970 万英镑。港英政府无可奈何，只得任命在香港政府

供职 14 年之久，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熟悉的金文泰为新任港督，与广东政府

谈判，寻求通过交涉解决罢上的新途径。 1926 年，中英双方的谈判尚在进行，鉴于形势已发生了变化，为稳定革命后方，排除帝国主义的干扰，支持北伐战争顺利进行，中共广东区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经研究认为，罢工封锁斗争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于 10 月 10 日主动宣布取消对香港的封锁，结束罢工。

长达数月的罢工运动给英国人在香港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使他们意识到，排斥占人口总数 96％以上的华人，香港的政局不可能稳固，经济也不可能繁荣和发展，必须改变以往的管理方式，吸收一定比例的华人参政。从第 17 任总督金文泰开始，香港突破了行政局历来不许华人参与的传统，首次委任了一名华人为行政局议员，以后又扩大立法局组织，增加了两名华人非官守议员。还在教育上进行了改革，香港大学一改过去只用英文授课的做法，增添华语课程，并增设了中文系。

1925 年的大罢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香港最重要的事件。通过这次罢

工，香港人民不仅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且为自己挣得了一定的权利。从此，华人参政、争取民主权利、扩大华资力量等一系列问题便脐身于香港的社会生活，成为香港人民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