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香港文化人士大营救

日军的残暴统治，并未吓倒香港人民，各阶层人士不怕流血牺牲，以各种形式同日军展开了顽强的斗争，成为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这一斗争中，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及民主人士在香港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营救留港文化人士的活动以及港九独立大队的抗日活动。1938 年 6 月，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联合中外人士组建“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呼吁世界上所有向往和平的人们支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战争。不少在香港的国际友人参加了“保盟”，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党的夫人克拉克女士担任名誉书记，香港大学教授诺曼·法朗士为名誉司库。在香港的邹韬奋、史沫特莱等知名人士也都是“保盟”成员，其总部设在香港西摩道 21 号。“保盟”在香港的抗战救亡活动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使香港成为国际援华物资中转站，二是动员香港各界资助身陷战火之中的内地民众。随着国际社会对华援助的逐渐增多，捐款和救援物资源源不断运抵香港，“保盟”克服了种种困难，利用各种方式把物资运往内地，对中国的抗日斗争给予了有力的支援。

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把留在香港的内地抗日文化名人作为重点搜捕对象。日军发布公告，命令这些文化名人到“大日本军部”或“地方行政部” 报到，战前就活动于香港的日本文化特务还在各个影院打出幻灯，点名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人到日军司令部会面，企图威胁利诱这些社会知名人士为其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服务。在这种形势下，这些文化名人如有不从，就会遭杀身之祸。

许多滞留香港抗日的文化人士来港时间不长，社会关系不多，又不会讲广东话，长久躲蔽不易，要想逃出更难。人们忧心忡忡，心急如焚，形势十分危急！

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始终惦记着陷入“孤岛”的文化名人，为解救他们， 党中央急电中共南方工委，要调动一切力量、用尽一切方法保护这批文化精英，使他们全部安全脱离虎口。

当时正在香港坚持工作的中共南方工委的廖承志、张文彬、刘少文，粤南省委的梁广、连贯和因事也在九龙的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政委尹林平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必须和日寇抢时间，趁敌人立足未稳，户口管理松散的有利时机，把文化人士秘密护迭到东江游击区，再向大后方转移。

护送工作十分艰巨。九龙方面传来的情报告之，日军为了摆脱港九地区粮食和燃料匾乏的困境，决定把一批居民强行疏散到内地去。经过精心策划， 在港的中共党组织抓住这一绝好机会，从 1942 年 1 月 5 日开始组织港岛的文化人士偷渡到九龙。偷渡指挥部设在湾仔路夹道的一幢洋房里，并在铜锣湾避风塘租用大盘艇作为海上转运站。

早在日军进攻香港前，东江游击队政委尹林平即指示部队：“一旦战事发生，就要向香港边界靠拢，以便接应在港同志的转移或撤退。”东江游击队在九龙半岛开辟了两条撤退路线：一是从青山道经荃湾、无朗等地进入宝安游击区的陆上交通线；二是从九龙至西贡经过沙鱼涌进入惠阳游击区的水上交通线。文化人士偷渡到九龙后，先进入秘密集中点进行休整，然后由水陆两线分别出发。走陆路的文化人士经垄湾、大帽山、元朗、白石龙进入宝安游击区。在九龙至白石龙的百余里交通线上，游击队设立了荃湾、锦田、元朗、落马洲等多处接待站，以确保被护送人员食宿。

绝大多数的文化人士是混杂于回乡难民中经白石龙路线返回内地的，其中包括茅盾、邹韬奋、胡风、胡绳、章混、廖沫沙、袁水拍等。走水上交通线的是那些政治面目已暴露的人士。他们从西贡附近的小港湾乘船，由东江

游击队护航，渡过大鹏湾到沙鱼涌，进入惠阳游击区。张友渔、韩幽桐夫妇、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德贤女士、国民党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夫人姐妹以及电影明星胡蝶等，就是从这条路线撤退的。

营救过程中又开辟了第三条路线。因为考虑到一些长期居港，并且有很高知名度的文化人士走关卡林立的陆路易遭不测，指挥部便决定组织他们从水路直接出香港。他们中有的经长洲岛过伶汀洋到澳门，再由澳门的中共秘密联络站帮助前往广东台山、湛江等地，如范长江、司徒慧敏、蔡楚生、金山、王莹、李少石与廖梦醒夫妇等；而何香凝女士、柳亚子父女则是从鲤鱼门乘船到西贡，在东江游击队海上巡逻队帮助下到达海丰的。

仅 1942 年头两个月，就有 800 余名爱国文化人士在中共南方工委的营救下离开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