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左派篡夺外交大权

1967 年是中国十年“文革”之乱的高潮时期。元月 1 日，北京 20 余所

高等院校 10 万余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所谓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游行集

会。大会宣读了《告全市人民书》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 20 条“大罪状”。接着，上海“一月革命”的“夺权”之风刮遍全国上下，“搅得周天寒彻”。 5 月至 8 月间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一段“非常时期”，可谓新中国外交史

上的“冰点期”。这一时期，连续发生了“三砸一烧”的严重涉外事件：6 月 18 日，砸印度驻华大使馆；7 月 3 日，砸缅甸驻华大使馆；8 月 5 日，砸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8 月 22 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这使得我国同一些国家的双边关系一下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极左思潮”的干扰。

1971 年 8 月，周恩来总理会见缅甸联邦主席奈温，在回顾 1967 年中缅

间的冲突时他说， 1967 年我们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干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它损害了中国同缅甸等国家的关系，损害了我们整个对外工作。周恩来总理在谈话中还特别提到，“我们同英国的关系走得更远一点，时间更长一些，受到的破坏更多一些。”这里所提及的更多、更大的破坏，就是指 1967 年 8 月 22 日在北京发生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重大涉外事件。

1967 年 3 月至 5 月，在近百个日日夜夜里，以江青、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对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等人大兴问罪之师，批判所谓的“二月逆流”分子。当时外事口的造反派们，争先恐后，纷纷把“炮火”集中到陈毅身上，批斗陈毅行动逐步升级。“打倒陈毅”、“揪斗陈毅”的口号满天飞，周恩来不顾个人被责难、攻击的危险，挺身而出，坚决顶住造反派揪斗陈毅的狂潮。

5 月，江青一伙为攻击周恩来总理，指使造反派们贴出“炮打周恩来” 的标语和大字报。毛泽东发觉此事后，严厉地批评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要文革小组向他们做说服工作。外事口造反派攻击周恩来的气焰顿时有所收敛，但“炮轰陈毅”、“揪斗陈毅”的行动却愈演愈烈。

月 25 日，趁周恩来赴武汉处理“七·二○”事件之机，外事口极左派置周恩来的多次批评、警告于不顾，组成千人“揪陈大军”，涌至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声言若不交出“三反分子”陈毅，决不收兵。于是，外交部周围一连数周不得安宁，严重妨碍了正常的外事活动。
月 7 日，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王力召见外交部造反派代表时，发表了煽动造反派夺外交大权的王“八·七”讲话，他明显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说什么“外交部运动阻力大”，拿“外交唬人”，“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他责问为什么“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他极力鼓吹“有权才有威风”，并煽动说：造反派“现在没有真正掌握实权”， “还是原班人马，原封不动”，“干外交不一定是原来的‘长’。”对于那些“不革命”的，“不管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统统打倒！有人不赞成‘打倒刘、邓、陈’（按指刘少奇、邓小平、陈毅），这口号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都一年了，外交部竟出现这类怪现象，令人深思。”

在王力“八·七”讲话的煽动下，造反派对陈毅的批斗愈发激烈，对外交部的夺权愈发猖狂、急迫，他们于 8 月 16 日砸了外交部的政治部，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随即，造反派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姬鹏飞、乔冠华等部领导白天均被关入地下室写“检讨”⋯⋯由此，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为毛泽东、周恩来直接掌管的外交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外交大权一时失控，使整个外交工作陷于混乱。

这时的造反派开始行使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的职权，他们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发布指示和命令，在短短的几天内，就有几十封电报发往中国的各驻外机构，其中有的还公然写上“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强令我驻外使领馆“贯彻执行”，造成了恶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