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康搞对抗激起各方批评

1992 年 11 月 7 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部分委员和人大代表尖锐批评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但彭定康对此置之不理，甚至诬之为“背景音乐”。11 月 11 日，港英当局操纵立法局通过麦理觉所提出的支持彭定康政改方案的修订动议。

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全力支持。英国首相梅杰、外相赫德等人反复声明，“完全支持”彭定康的香港政改方案。英国国会大多数议员也支持彭定康。

但是，英国仍然出现了不同意见。外交部许多官员并不赞成彭定康的对抗政策。10 月下旬彭定康访问北京失败后，英国驻华使馆官员同唐宁街进行了接触，恳求梅杰和赫德谋求一项妥协方案。但是，梅杰和赫德不予理睬。前港督麦理浩勋爵在英国上议院发言，指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与中英协议相抵触。

前首相外交政策顾问柯利达爵士， 11 月下旬写信给英国《泰晤士报》，

回击该报 11 月 20 日社论对“老中国通”的批评。他反对彭定康及梅杰与中国对抗的政策，强调拥护中英合作。他说：“我过去和现在都拥护的政策是静悄悄地但又坚韧不拔地为香港的利益与中国谈判，要施加压力但又要避免关系破裂，避免因较量实力而使香港付出代价。工作的宗旨是香港的福祉有

① 《人民日报》1992 年 10 月 23 日。

② 《人民日报》1992 年 10 月 24 日。

赖于中英合作”。他指出，彭定康如果在政改问题上一意孤行，只能迫使中方“另起炉灶”，使中英关系破裂。 12 月初，柯利达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抨击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已促使中英关系倒退到“文革”以来的最低点。他认为彭定康在英国公众面前“作英雄状”，却害了香港。

英国国会资深议员艾德礼发表文章，批评彭定康的政制改革方案。他说， 彭氏“在比赛中擅自改变游戏规则是不明智的”。英国牛津大学学者内维尔·马

克斯韦尔也批评彭定康，说彭的主要错误在于把香港当作一个“好像英国将永久呆在那儿的殖民地”来对待，从而把中国排除在进行必要协商程序之外， 而这正是中国所要求进行的程序。随着中英在政改问题上对抗的进一步发展，英国内部反对其政府错误的对华政策的人愈来愈多。

在香港，从彭定康政改方案一公布，就遭到了当地备界人士的批评。香港数百个商会、政治及社会团体，香港市政局、地方议会，以及 500 名金融界人士、几十名太平绅士等，先后发表声明或谈话，强调香港政制发展必须与基本法相衔接，以实现平稳过渡。到 1992 年 11 月下旬，香港的民意开始向更加不利于彭定康的方面演变。《南华早报》11 月 22 日发表的调查显示， 彭定康的支持率已从原来的 56％下降为 34％。

在中英就彭定康政改方案激烈交锋的时刻，朱镕基副总理 11 月 15 日抵达伦敦开始访问活动。17 日上午，朱镕基会见了梅杰首相和赫德外相，双方除了交换关于双边经济关系和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外，还着重讨论了香港问题。朱镕基代表中国政府重申反对彭定康政改方案的坚定立场，希望英方以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大局和两国共同利益为重，回到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磋商和合作的轨道上来。朱副总理的声明引起强烈反响。香港各界纷纷表示赞成朱镕基的立场，敦促英方与中国重新磋商香港政制问题。

英方与中国对抗的政策还受到了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批评。李光耀1992 年 12 月 13 日应香港大学 80 周年校庆之邀抵港。12 月 14 日，李光耀在

演说中指出，距“九七”还有 4 年多的过渡期里，香港总督应该与中国磋商， 培养未来接管、治理香港的人才，以保证“一国两制”的顺利推行。这项工作比在立法局内增加直选议席更重要。他认为，英国应从现实出发与中国合作。 12 月 15 日，李光耀接受香港电视台采访时，对彭定康政改方案的背景作了独到分析。他认为，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向中国挑战，“这不是彭定康的改革，是梅杰和赫德的政策，运用英国人的压力。这是去年决定的。他们在元旦日辞退了卫奕信。”总之，在 1992 年 1 月前，“这个剧本已经由梅杰的班子拟好”。李光耀还指出，全面施行直接选举对香港不利。他认为， 英国在香港加速民主化，有更大的地缘政治目标，就是一个“民主的中国” 对美国和西方非常重要，香港只是一个棋子，而英国政府预备把英国在香港及中国的利益（数千亿美元）作赌注。

但是，在英国的全力支持下，彭定康毫不理会中国的反对和各方面的批评，顽固地坚持“三违反”的政改方案。不仅如此，他还在香港其他方面的问题上，如新机场财务安排谈判、9 号码头合约问题、终审法院问题和军事用地安排问题等，也采取了不合作的政策，从而使中英对抗局面更进一步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