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斥责极左派缓解中英关系

在以后的岁月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人曾多次谈到“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指出这是极左分子造成的。毛泽东主席谈到此事时说,它是极少数坏分子指挥群众于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周恩来总理也曾说过:“运动发展到 8 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来夺了权。群众包围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我们事先毫无所知。等我们知道时,已经来不及了,烧起来了。当时我们下命令要群众离开,那些坏人不听。”“英国代办听到了,他相信这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他就找我们的解放军保护,结果他没有受伤。”

  1. 月 23 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大火被扑灭后两个多小时,周恩来紧急召见外事口造反派头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

(一)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党中央、国务院。

(二)“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 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号更是错上加错。

(三)封副部长们的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人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

(四)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已不能控制局面,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任何重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五)你们当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 1970 年 12 月,毛泽东提及这件事时说:“1967 年 7 月 8 月两个月不行

了,天下大乱了。”“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1972 年 6 月,毛泽东又指出,我们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他们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1967 年 8 月底,在上海的毛泽东看完由周恩来派人送来的王力的“八·七”讲话后,非常生气,当即批了五个大字:“大、大、大毒草!” 毛泽东还说,王力讲的这些话,连我也不能随便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决定对王力、关锋二人隔离审查,对戚本禹则视其表现,再作处理。

  1. 月,周恩来要求对“外交部‘夺权’”、“火烧英国代办处”等极端行为组织清查,肃清极左思潮对外事系统的影响。于是,一大批被“打倒” 的老干部又重新恢复了工作,少数造反派头头被审查、处理。外交工作又逐步恢复正常。

作为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周恩来,以其独具的博大胸襟和坦诚,坚决、稳妥地处理了这一外交事件的善后工作:一方面追查“火烧英代办处”的煽动者、组织者;另一方面责成中国有关部门加紧对英国驻华代办处进行修复。

1971 年春,经周恩来亲自批准、由外交部具体负责的英国驻华代办处修

复工程竣工,英国代办机构的工作人员迁入新居。在一次招待会上,周恩来指示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向英方代办明确表示: 1967 年人烧代办处是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反对;现在,我们给你们修复了,你们迁入新居, 让我们表示庆贺。

因为招待会上有许多国家的使节在场,这位同志不好开口讲这番话。周恩来知道后,叫来这位同志,语重心长地批评道:你本人也是当时极左思潮的受害者嘛,这话你为什么不说?当着其他国家的使节说有什么要紧?而且应该大声说!毛主席几次有关批评“火烧代办处”的讲话你们都学了,学而不用,不去实践,这就叫极左思潮的影响嘛!我们在对外关系上实行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方是平等的。人家到我们国家,我们用压的办法是不对的。英方在香港迫害我们同胞,那是它不对,但不能因此而烧它的代办处, 你搞他,他可以报复,那只能破坏外交关系,甚至断交,那是王(力)、关

(锋)、戚(本禹)他们的路线⋯⋯

之后,周恩来亲自召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向他讲了上述意思,英代办当场表示理解和感谢。

周恩来总理对此事的妥善处理,表现了其博大而坦荡的胸怀,事后反映极好。就在这一年,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表示,愿意撤销英方在台湾的领事馆,并希望就中英两国外交关系升格问题举行谈判。

1972 年 3 月,英方终于接受了我方提出的建交条件,中英建立了大使级的外交关系,中英关系正常化。

100 多年的中英外交史充分证明,晚清政府的卖国外交失去了香港,蒋介石的软弱外交没有能够收回香港,极左行为只能帮倒忙,只有以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制定的沉着稳重的外交政策,才是高瞻远瞩的上乘之策。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国内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政治构想,为和平解决香港问题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