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靠社会主义祖国：天时·地利·人和

“奇迹”带来的往往不仅是震惊，还会有深深的思考。香港，这颗璀璨的东方之珠在向世界昭示着她的繁荣时，也在人们的脑海中画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香港现象”应做何解释？是啊，自然资源极度匾乏，却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富甲一方；只有 1092 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却能在世界市场的风云中劈波斩浪，立于不败之巅；背负着沉重的殖民制度，却成为世界公认的“自由经济的圭臬”。这一切似乎有些矛盾却又极其和谐地展现于世人面前，人们不得不问：小龙腾飞的真谛何在？

有人说，香港经济的繁荣依赖的是充满活力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有人说，香港的今天应归功于英政府的治理；还有人说，香港的繁荣是殖民之花⋯⋯。所有这些论点，毕竟代表了一些人的某些想法。然而，历史绝不可能会因这些观点或想法而改变她本来的面目，改写她发展的历程。

对于只强调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论点，对于夸大英国政府统治职能的观点，对于赞誉殖民制度的言论，我们毋需多言，历史自有公论。我们不否认先进的技术、科学的管理和严格的法制对香港发展所起的作用，但只想问一问，香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被辟为自由港已经 150 多年之久，却为什么

她的崛起仅仅是战后 50 年的事情呢？

龙腾，必有好风凭借。香港腾飞所凭借之风，绝非是来自英政府的统治和殖民制度，而是来自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体恤、鼎力支援和对香港的特殊政策，以及祖国内地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

香港面临大海，背靠祖国腹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社会主义祖国对其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香港生死攸关的大事。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推进到深圳河边就停止前进，没有像当年解放上海、广州那样一鼓作气立即收回香港，而是对其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是祖国母亲忘记了身在囹圄的孩子吗？不！这正是慈母对她日思夜想的孩子的深深体恤。社会主义祖国在特殊条件下出于对香港的爱护和关心，给予了它特殊的政策，其实践的结果是：消除了英国的疑虑，促使中英较早达成了互派代办的协议；排除了香港局势动荡的隐忧，使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稳定和繁荣是一对孪生姐妹，没有社会的稳定，就不会有经济上的蓬勃发展。而香港的繁荣更是得益于祖国对其“稳定”的政策。1956 年香港右派暴动，中国政府态度明确而强硬——“必要时出动军队帮助英国当局”平乱，促使骚动迅速平息。中国内地虽然也是几番风雨，颇不平静，但历次政治运动却极少波及香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 1967 年，极左思潮曾波及到香港，但很快就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制止，使香港迅速恢复平稳。

稳定带来的必定是人才、资本的流入：在战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全球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特别是军事较量，在亚大地区引起巨大震荡。香港因政治局势相对稳定，成了亚大地区的政治避风港，使资本大量流入。中国大陆解放前夕，因香港局势相对稳定，上海和广州等地的资本、人才大量流入，为香港走上工业化道路提供了条件。近 20 年来，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来自欧美、日本、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投资不断增加。有人将香港喻为“聚宝盆”，就是因为它在中国政府支持下政局稳定，全方位开放，有钱可赚，而这也正是香港经济发展的基本优势。

至于近 50 年来社会主义祖国在原料、能源、食品、供水等方面的支援，更是成为香港人民息息相关的“生命线”，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即使在60 年代初，内地处于暂时困难时期，这一供应也源源不断。据统计，1954—

1963 年，香港进口食品的 43％是由中国内地提供的，1964—1973 年为 50％。在价格上，70 年代初由内地进口的食品价格平均较国际市场便宜 50％以上，原料约便宜 30％，衣服等消费品便宜 25％，这对香港的稳定发展，抑制通货膨胀、生产成本，增强国际竞争能力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特别应该强调的是，香港近 20 年的经济腾飞，主要得益于祖国内地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以来，内地资本在香港的投资显著增加，除原有的中国银行、招商局、华润公司、中旅等四大集团外，改革开放后成立的中信、光大两大集团也在香港注册经营，并且各省市也纷纷来港投资。中资机构的经济活动进一步促进了内地和香港的经济联系，使双方均收其益，内地是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香港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转运中心，中国每年大约有 1/3 的外汇是通过香港取得的。同时，香港还利用其背靠内地“近水楼台”的优越地理位置，向内地这一庞大市场投资，并利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优势，在内地兴办企业。据统计， 1979—1988 年，香港在内地投资占中国外资合同的 2/3，港资兴办的“三资企业”遍及全国各地。尤其在珠江三角洲，这里的廉价劳动力和地皮吸引了大量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内移，为香港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据不完全统计，珠江三角洲地区香港的独资与合资企业，直接雇用工人在 200 万以上，加上间接雇佣者

不下 400 万，这大大超过了香港制造业工人的总数（最多时曾达 90 万人，现

约 73 万人），这是香港产品降低成本、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因素，也是香港的其他竞争对手目前尚不具备的特殊优势。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内地和香港的经济联系日臻互补互利，共同发展。正如有些经济界人士所分析的那样，就从经济层面来看， 1997 早已

来到香港。尤其是邓小平 1992 年视察南方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中国政顺人和，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这就为香港的稳定、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中国有句古话叫“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香港今天的成就首先应归功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崛起及其对香港的特殊政策，但这从根本上来讲只是香港稳定繁荣的一个源头，而另一个源头则是香港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从来都活力十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种制度并没有给香港带来生气，因为那时的香港，只是一个转口港，没有多少工业，与内地相比，香港不如广州，更不如上海。究其原因，除了殖民制度本身的缺陷外，还因为当时中国内地的基本制度与香港同属一种类型（私有制及早期资本主义），上海和广州等内地大城市的基础和发展条件比香港好，所以中国和许多西方国家都没有特别重视和利用香港。但当二战以后，社会主义制度由一国变为多国，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世界进入两种制度的尖锐对抗时，生存在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夹缝中的香港却遇上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国要把香港辟为“盼望世界的窗口”，而西方大国又要把香港建为“瞭望中国的窗口”，双方虽然出发点截然相悖，但归宿点却达到了高度的一致——保持香港的稳定，促进香港的繁荣。

诚然，美英等西方国家对香港的政策，客观上对香港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它们从全球战略出发，需要在社会主义中国旁边保留一

个基地，作为进入中国的踏脚石，香港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和条件，便顺理成章地成了他们的第一选择。朝鲜战争切断了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往来，但却没有切断香港的生存希望，因为美国等西方大国旨在把中国大门口的香港建立成“资本主义文明的橱窗”，造成“繁荣的对比”，以抵消战后初期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利用这些条件，香港不失时机地调整了自己的产业结构，吸收了来自发达国家的资金、设备、技术和经验，实现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进而发展了第三产业，实现了经济的多元化。

鲁迅先生曾经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提出“拿来主义”，而香港的发展从实质上讲就是一种“拿来主义”的结晶。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只要有利于香港发展的就“拿来”，就为“我”所用。也许有人要提出质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种水火不相容的制度，又怎能为一体所用？但事实上，对于香港来说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在两种不同政治制度下却有着相同的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因而两种不同经济制度又存在着一定的互补互利关系。香港需要西方的资本、先进科技、管理经验以及市场经济提供的自由竞争机会，也需要内地的廉价劳动力、土地、原料、能源等生产要素和庞大的市场。香港本身的市场容量很小，但同内地庞大的社会主义市场联通起来之后，其容量和能量就会增大好多倍。香港的劳力缺、工资高、地皮贵，但与邻近的日益开放的珠江三角洲合作，制造业的这些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工业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就大为提高。因此， 80 年代以后，中国神州大地掀起的开放改革之风，又使得香港如虎添翼。

奇迹带来的往往不仅是惊叹，还会带来深深的思考，深深的思考之后，带来的是更大的奇迹。中国领导人站在展望 21 世纪这一历史的至高点上，深深地懂得今天扶摇直上的小龙凭借的是什么，因此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香港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不会改变，作为连结两种制度的桥梁的地位不会变。1997 年即将来临，香港将要回到祖国的怀抱，她的继续腾飞，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大的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