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河风平浪静

当英国政府为了“防卫香港”忙得不亦乐乎时，深圳河对岸却是别有一番风景。

1949 年春，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正为香港“安全”担忧，几乎所有的香港报刊上各种焦虑言论连篇累牍之时，香港两家与中国共产党联系比较密切的进步报纸《文汇报》和《大公报》先后发表社论，阐述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

1949 年 2 月 9 日，《文汇报》在题为《新中国与香港》的社论中说：“从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的态度看，他们似乎对香港的安全问题更表关切。本月2 日和 3 日，英国国防大臣亚历山大，殖民部大臣琼斯，海军大臣贺尔都有关于如何防卫香港的明显表示，仿佛他们远处伦敦者所闻到的中国火药气味，远比我们置身香港者更为敏感。但我们不能了解此种‘敏感’的现实价值到底有多大？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到目前止，从没有一言一行牵涉到香港，或在理论上将香港如同四大家族一样，列为清算对象，可见假想中的安全威胁决不至于来自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对国内反动政权，不得已而用战争解决。至于对外关系，除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权且始终不放手者而外，决不至无端与其引起严重纠纷。即使有应进行修改调整之处，也会先就外交途径求其解决。”

接着，2 月 17 日《大公报》也以《乐观香港前途》为题发表了社论，指出：“事实上，香港的地位并无什么危险，它的前途绝不如一些人所想像的那样悲观。第一，中英关系一向不错，中英间虽然还有悬案如九龙城问题等未解决，只要彼此谅解，以友好态度处理，并不足以阻碍双方的邦交。英国

对于中国的旧政权并没有像美国那样有所企图，予以支持，在中国人民的脑子里，没有大不快的印象。第二，中国的新政权并无盲目排外的征象，凡以平等友善与中国相交的国家，只有受到欢迎。无论什么国家总不会关上大门不与外国往来的。将来中国和平安定，加速建设，在商务上必须与外国建立关系。中国许多物产要向外输出，外国许多建设器材要向中国输入⋯⋯展望未来，香港应该与中国大陆建立良好的关系，尽量发挥其货物集散交通衔接的作用，使香港得到真正合理的繁荣。”

这两篇社论，语言朴实，直抒道理，使人读后确实感到“言之有理”。它们既真实地反映了民意，也有让人玩味的政策意向，后来的实际情况充分证明其内容确有很高的预见性和准确性。这两篇社论作为一种信息，以一种非正式的途径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维持香港现状，保持其繁荣稳定的意图。新华社既清楚而又明确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待香港的态度。1949 年 6

月 13 日，香港当局无理搜查了著名共产党人方方的住宅。6 月 22 日，新华社对此事作了报道，其中有这样一句语意双关的文字：“香港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在香港的中国民主人士一样，从来没打算在香港制造什么‘暴行’。”听其宣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观其行动。此时，香港人民最为关心

的是深圳河畔的风吹草动。他们关注着在河的那一边，在广东，在北京，中国共产党会有何表示。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

正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进军广东。 10 月 15 日广州解放， 10 月 19 日深圳解放。但到达粤港边界后，大军嘎然而止，他们并没有势如破竹地向香港发起攻击。英国殖民地大臣琼斯在 10 月 19 日回答议员的询问时表示：中港边界是平静的，香港管界之内也没有发现共产党有任何不合法律和破坏秩序的事情。

中国人民解放军抵达深圳之后，港英当局已在边界布有重兵。而中国却为避免无谓的纠纷，严禁野战部队驻防在边界线上，而另派了一支保安部队，一方面维持边界的治安，一方面监视英方的行动，同英方之如临大敌、重兵防守形成鲜明对照。英方大概已感到自己的精神是有些过于紧张，后来也将军队后撤，只留下少数警察维持秩序。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和华南、广东等地方军政机关，对粤港边界地区的事态采取了十分谨慎和冷静的态度，基本方针是：“保持边界平静，避免边界纠纷”；“不挑衅、不示弱，后发制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理、有利、有节”等等。

1950 年 8 月 24 日，就香港英军非法越界问题，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东军区司令员叶剑英曾发表郑重声明，要求港英当局承担完全责任。但中方在处理上是相当克制的，只是将越界英国军事人员遣送回港而已，甚至将其随身所带的枪械、望远镜、指南针、地图等也交还给香港警方。

在粤港交界处，也发生过一些小的纠纷，主要是英方挑起的。据广州市军管会统计， 1949 年 10 月至 1951 年 6 月，共发生英军飞机越界 232 次，

英舰越界 30 次，英军越界 8 次；发生香港警察在出口通道上侮辱中国旅客事

件 100 多次，其中开枪射击 14 次。当时中方人员也有过越界行为，主要是少数外事观念较弱的民兵，越界追捕犯人，由于中方的妥善而有分寸的处理，均未造成重大的外交事件。

中国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对边防部队和民兵进行政策教育，要求他们尽力

避免任何外事纠纷，务必使边界保持平静，并明确制定了“不得越界捕人，” “不得擅自开枪射击”等项纪律。

当时，连港英当局也承认“边界平静”这一事实。香港政府在 1949 年的年度报告中说：中共非正规部队到达中港边界的沙头角，几天以后控制了整个边界的中国一侧，没有发生什么事件。英国与中国当局在边界的关系是正常的，符合一般规则。在 1952 年的年度报告中说：这一年发生了一些小的边界冲突，幸亏没有一件事足以造成严重的国际后果。现在已有在边界建立更好的关系的途径。

中国政府在处理发生在香港而涉及中英关系的各种事件中，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采取非常冷静和克制的态度。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港英当局以“防卫香港”为名，加强对香港内部的控制，解散了一些爱国社团，并逮捕和驱逐了香港工会领袖、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 60 多人。这实际上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一些无理行为。中国政府坚持真理，维护正义，对此提出了严重抗议，但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1949 年 11 月，发生了两航起义的重大事件，即总部设在香港的两家航空公司——中国民航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发表起义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两航起义的革命行动表示热烈欢迎，同时也告示英国政府，只有中央人民政府及其委托人员才有权处置两航在港资产，如果这批资产被非法侵占、转移或损害；香港政府必须负完全责任。为此，中国政府聘请香港著名大律师陈丕士等出庭辩护，希望在香港通过法律途径取回这批资产。这一做法本身也反映了中国政府暂时维持香港现状的这一考虑。

但是，英国政府在两航事件上并没有认真按英国和香港的法律办事，而是屈从于美国的政治压力，用修改法律的办法来适应美国人的需要，最终将两航的 71 架飞机和其他资产无理地判给了美国人，使中国方面在经济上遭受了巨大损失。可以想象，当时这批财产对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多么可贵啊！即使如此，中国政府仍然保持了极其克制的态度，并没有像英国和香港政府所担心的那样，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或在香港地区制造“骚乱”。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对损害自己利益的恶劣行为不可能无动于衷，中国政府对此作出了适当的相应回击：除了政府声明和新闻媒介提出严重抗议之外，还下令征用了在上海的英国资产——英联船厂及马动机器制造厂。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建国初期，中国政府在有关香港问题上，从

大局着眼，坚持了冷静、克制、沉着、稳妥的态度，采取了经过深思熟虑的特殊政策和策略，谨慎妥善地处理了各种问题。这在当时国际局势和中国局势处于剧烈变化之中、香港人心浮动的情况下，是非常必要的。正是由于这种态度和政策，才使得香港的人心和社会秩序逐渐趋向平静和稳定，对香港以后的经济腾飞起到了无法估价的积极作用。与英国政府的许多错误估计和惊慌失措的表现相比，中国政府表现得更主动，更理智，更成熟。这正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握全局的非凡胆识和炉火纯青的政治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