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华前的决策

1982 年 7 月 28 日，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召开会议，以决定 8 周后她访华时将持的英方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与会者有柯利达、尤德和外交部主管亚大事务的助理次官阿兰·唐纳德。

会议先研究了年初艾金斯访华情况报告，并着重研究了 4 月邓小平会见希思时表明的中方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撒切尔夫人清楚地看到，邓小平想让英国接受中方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以下方针政策，即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港人治港，社会经济制度不变，保持自由港和金融中心地位等。弄清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后，与会者就开始讨论并确定对策。

撒切尔夫人在会上首先强调，关于香港的三个历史条约按照国际法都是有效的，其中只有关于“新界”的条约是租借性的，另两个条约把香港岛和九龙永远割让给英国。如不续约，则 1997 年“新界”应还给中国。但是，中国要想收回港岛和九龙，就必须与英国磋商、修改条约。

这时，撒切尔夫人问道：是否港岛和九龙离开“新界”就无法独立生存？ 港督尤德回答了这个问题，他预料到首相会提出这一疑问，故准备好详细材料。他拿出一些照片，上面标着“新界”与九龙之间的界限街。港督还把“新界”地图上所标的城市、村庄、工厂、道路、水库、铁路指给首相等人看， 说这些都是整个香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的结论是，“新界”与九龙和港岛不可能分离，只能结成一个整体考虑。

撤切尔夫人被尤德说服了，不再设想把“新界”与香港其余部分分开考虑。

既然香港三个部分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对待，英国是否可以抗拒中国关于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要求呢？柯利达认为不可以在主权问题上同中国对抗，因为中国政府会强行收回香港，这样一来，英国从中国那里得到的让步就会更少。柯利达和唐纳德建议撤切尔夫人访华时对中国作出某种妥协，当然不是按邓小平会见希思时设想的那样，而是承诺英国正式放弃对香港的主权，但要求修改条约，换取英国继续管理香港的权利。这是外交部以主权换治权的方案。

但是，撒切尔夫人反对承诺让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可她又提不出自己的可行战略。

这时，柯利达提出了一个纯粹策略性的谈判目标。鉴于中英两国早已声明共同维护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也许这是两国唯一的主要共同立场，其他方面均属未知数。因此，首相访问北京时可以首先同中国领导人发表一个声明，说两国政府将在维护香港“稳定和繁荣”的目的基础上，开始正式谈判。这样一来，首相访问北京时就不必作出其他如主权等方面的承诺了。等正式谈判开始后，对下一步该怎么办就会更清楚一些了。

首相采纳了柯利达的这一建议，会议就此结束。

撒切尔夫人访华前决策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方案时，没有采纳当时英国、香港已有的方案，包括英国外交部以主权换治权的方案，当然更不会接受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的构想。她根本不准备向中国领导人表示要承诺让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但又找不出一个可行办法，于是听从了柯利达的建议，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谈判策略。

为了表示尊重香港人的意愿， 1982 年 9 月 5 日港督尤德带了行政局、立法局非官守议员返回伦敦。

撒切尔夫人 9 月 6 日在唐宁街 10 号首相官邸接见了他们，听取他们对即将开始的中英谈判的建议。这几位非官守议员提出，在访华谈判时，主要应注意倾听中国人说什么。撒切尔夫人会见他们之后表示，当她同中国领导人会谈时，会充分反映并代表 500 万香港居民的意愿及利益。英国和香港报刊都渲染首相对香港两局非官守议员的这次邀请和会见。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英国政府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这个行动，来表明自己在作出香港前途问题的决策时，很注意听取港人的意见，维护港人的利益，并在今后的谈判中也代表香港的“民意”。第十六章 “决不做孪鸿章第二！”

两年谈判开始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1982 年 9 月访华。她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拉开了双方在香港主权问题上激烈交锋的序幕。

了解英国首相和邓小平的人们，对中英首脑在香港问题上即将举行的会谈并不抱多大希望。香港报界认为，撒切尔夫人在“福克兰事件”结束不久就到北京，是不合时宜的，会扮演不当的角色。马岛的阴影，无疑将影响这两位个性刚烈的人的谈话气氛。人们还意识到，“铁娘子”不善于温和的、暗示式的外交辞令，她在外交经验上也远非邓小平的对手。这些预测是很有些见地的，在后来的会谈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1984 年 10 月下旬，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一次全会上回顾了当时的情景。他说：“两年前撤切尔夫人来谈，当时她坚持历史上的条约按国际

法仍然有效，一九九七年后英国要继续管理香港。我跟她说，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中国一九九七年要收回整个香港。”①

从邓小平这段回忆中，我们既看到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香港主权归属问题上不肯轻易退让的“战斗”精神，也看到了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更加坚定的立场。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决心通过谈判来彻底洗雪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所蒙受的奇耻大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