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后退半步

① 《人民日报》1983 年 9 月 25 日。

① 刘金田：《邓小平与希思》，载《世纪风采》1996 年第 3 期。

英国在谈判会场内外使出各种招数均告失败，中国政府毫不妥协。而且经济政治形势却对英国愈加不利。迫于形势，英国政府在第四轮会谈后开始考虑采取措施稳定香港经济，并准备在谈判中实行退却。

1983 年 9 月 24 日，尤德参加第四轮会谈后返回香港，立即召开行政会议讨论港元汇率问题。25 日晚，他发表声明劝告市民不要轻信谣言，强调港元兑换率相当不合理，不能反映香港经济和政治实况。 26 日，港英政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稳定港币地位的措施。会议最后采纳金融学家约翰·格林伍德的建议，政府出面干预外汇市场，转变过去奉行的“不干预”政策。然而，港英当局无权决定对香港货币体制作出重大改变，还须请示伦敦当局。就在港英当局开始研究对策时，正在北美访问的撒切尔夫人于 9 月 25

日清晨接到她的经济顾问阿兰·沃尔特斯（当时正在华盛顿）的电话。沃尔特斯告诉首相，阻止港币完全崩溃及其引起的所有严重政治后果的唯一办法，就是支持港币，将它与美元的汇率固定化。他指出，香港政府的外汇储备很充裕，足以做到这一点。

撒切尔夫人基本接受了这位经济顾问的建议。9 月 27 日，她在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召见财政大臣尼戈尔·劳森、英格兰银行行长和阿兰·沃尔特斯，起初，劳森和英格兰银行行长都不大赞同沃尔特斯的建议，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沃尔特斯提出的方案。

会后，英格兰银行官员查理·古德哈特和财政部官员戴维·皮利兹立即被派赴香港研究实行这一方案的具体办法。

月 14 日晚，尤德与港府有关高级官员开会，最后决定将港币与美元

的汇率固定在 7.8 港元兑换 1 美元上，同时，决定取消 10％的港元存款利息税。第二天，港英政府公布了这一重大决定。香港经济社会状况很快恢复稳定。

英国政府也开始考虑在治权问题上向中方让步。9 月 24 日，负责香港事务的英国外交国务大臣卢斯来到香港，于 27 日参加了行政局扩大会议，讨论英国的退却问题，柯利达亦在场。但一些非官守议员不主张让步。柯利达认为如果再不退却，下几轮谈判就无法进行，中国就将单方面宣布收回香港。到那时，中方的条件就将是非常苛刻了。主管金融事务的官员赞成柯利达的看法，认为如果谈判破裂，香港金融市场就很难稳定。卢斯此时也倾向于柯利达的观点，认为谈判如果再僵持下去，给英国和香港带来的风险太大。

虽然卢斯开始赞同英方对中国让步，但又对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横加指责。9 月 28 日，他在香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政府方面公开评论英国的立场，对于找到一项解决办法这一共同目标没有帮助，这种做法既无益又可悲。”他还说，香港的会谈“如果失败而找不到顺利的解决办法”， “就会出现骚动，就会受到冲击”。他还批评说：“我已经注意到中国政府想给会谈定一个最后期限”，“这个期限未必有帮助，而且效果可能是适得其反”。

中国政府对卢斯的指责作出强烈反应。 10 月上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发表谈话，《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卢斯 9 月 28 日的谈话以及撤切尔夫人

9 月 23 日的谈话进行反击。

在中方发起的强大舆论攻势下，英方加紧研究退却的方案。9 月 26 日，英国政府宣布英驻华大使柯利达调回外交部任次长，负责中英会谈，并任首相外事顾问。

柯利这回到伦敦后，就建议撒切尔夫人修改关于治权问题的谈判立场：也像 3 月修改关于主权问题的立场那样，向中方作出“有条件的”让步。柯利达提出，英国一方面应公开声明其基本立场仍然不变，仍然认为只有英国对香港的管治延续到 1997 年以后，才能保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另一方面又应该表示，既然中国政府不接受英方的这个方案，英国政府准备“在完全有条件的基础上”来“探讨”中国关于 1997 年后香港的任何其他安排。然后，如果能以中国构想为基础修改形成一个方案，而且英国对它抱有信心，英国政府就予以支持，并“考虑向议会推荐一份含有各项安排的双边协议”。

如同这年春天在主权问题上的让步一样，柯利达没有建议全盘退却，而是后退“半步”。这是英国外交家极其老练圆滑的典型表现。撒切尔夫人接受了柯利达的建议。为表示“尊重”港人的意见，又让尤德率行政局非官守议员到唐宁街 10 号讨论这个方案。 10 月 7—8 日，撤切尔首相和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会见港方来客，在首相府开会讨论并通过了柯利达为“避免对抗”、推动谈判提出的书面建议。

柯利达为撒切尔夫人拟就一封致中国总理的口信， 10 月 14 日中方接到这个口信。中国领导人对英方的新姿态表示欢迎。

10 月 19 日和 20 日，中英代表在北京举行了第五轮会谈。中方代表在会上指出，撒切尔夫人的口信确实表明英方作出了重要让步，即同意以中方构想为谈判基础，但并没有取消英国关于 1997 年后继续管治香港的要求。柯利达解释说，英国只是把自己视为香港的“照管人”。他还建议设立工作小组来讨论各种具体问题。这次会谈总的气氛良好，所以公报又恢复了用“有益的和建设性的”修辞语来描述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