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的华人群星

香港,这个后起的都市,是无数有志之士大显身手、创造奇迹的地方。在早期开发香港的群体中,华人一直充当着主力军和拓荒者的角色,他

们有的是贫寒人家的子弟,有的是流落香港的难民,有的是内地迁去的移民, 也有的是土生土长的渔民,然而,他们却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香港人。他们凭借着香港得天独厚的区域特点,以及比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凭借着自己敏锐的观察力,以及中国人特有的楔而不舍的顽强拼搏精神,在各种机遇和险境里摸爬滚打,一身泥泞、一身血汗地艰苦奋斗着。在长达数十年的拼搏中,他们失败过,跌倒过,但又顽强地爬起来,咬紧牙关,挺直满是伤痕的躯体,朝着不可预测的前方奔去,在香港经济发展的奇迹中,他们也在不断地创造着个人自我价值实现和超越的奇迹,并将自己当作一砖一瓦融进香港的摩天大厦之中。

在英国占领香港之初,港府的官员都是英人担任,中国人是没有资格和权利参政的。即使是一些由社会名流组成的社会团体中,华人也被排斥在外。后在华人的一再抗议和要求下,情况才稍微有所改变。据记载,最早参与政事的有华人参加的组织是“太平绅士”组成的治安委员会,这个组织的英文原名为“JUS-TICE OF PEACE”,是香港政府进行社会监督井维持社会治安的社会团体,被任命为太平绅士的均为社会上流人士,享有很多义务和权力。如:依据香港治安法例,可以制止非法集会,并有权随时入室逮捕社会危险分子;可以拘捕聚众赌博者和吸食鸦片者等。虽然除警界人士外,很少有人真正履行这些职权,但拥有太平绅士的头衔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

首先涉足香港政界的华人是黄胜。黄胜字平甫,就读于英国开埠之后开办的马礼逊学校,通晓英文,接受西方文明较早。后曾赴美留学学习法律, 知识广博,在华人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威望。1883 年 12 月,他被任命为香港高级法院的高级陪审员和香港社会治安委员,由于政绩卓奢,最后又进入议政局任议员。黄胜还是第一位被委任为太平绅士的华人。

1880 年,伍廷芳成为第一个担任香港立法局议员的华人。伍廷芳又名伍叙,广东新会人,早年留学英国,返港后执业大律师。晚清大学士翁同龢在日记中曾经赞许伍廷芳,说他“熟悉洋人律例,有志气,非征招不至,不应诸侯之聘也”。可见伍廷芳是一个很有民族气节的人。除了专事法律之外, 他还同黄胜等人在香港开办和发行《中外新闻》,影响很大。由于他富有才

干,精通律例,深得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赏识,邀请他离港赴京辅佐朝政。1897 年起,历任清政府驻美国、日本、秘鲁、墨西哥、古巴等国公使。民国成立后,又任外交总长、司法总长等职。伍廷芳离港后在立法院的空缺由黄胜顶替。

在香港最早获得爵士头衔的是何启和韦宝珊。何启字沃生,早年留学英国学习法律,考取大律师资格,井娶了一位英国下院议员之女为妻。返港后在法律界和商界都有较大影响,夫人病逝后,何启捐巨资修建了一座医院以作纪念。今天的启德机场的地皮,当年就归何启和区德二人所有,因此在机场命名时,从他们俩人的姓名中各取一字,叫做“启德”。韦宝珊是香港初期著名翻译家韦光的儿子。他也在英国留过学,是黄胜的女婿。韦氏主要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1880 年出任东华医院首总理,又创办了保良局。他曾任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十年之久,也是当年的太平绅士之一。港府之所以接纳华人进入政界,一方面是由于这些人物具有较高的素质,在建设香港过程中发挥了杰出作用,另一方面也由于香港华人社团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华人在经济发展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积累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外国人。1870 年以后,他们已不断开始收购英国人的产业,并冲破了英华之间的界限,成为香港经济建设的主力军。

20 世纪初,国内的义和团运动、同盟会运动、辛亥革命给整个中国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系列革命运动的冲击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香港人,已完全不同于他们的长辈,他们充满了进取心和自信心,开始与英国人争取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特别是一些从北美、澳洲和南洋归来的华侨,既接受了外部的新观念和新思想, 又拥有相当的资金,理所当然地成为华人经济实力扩展的先锋。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华商先后创办了利民兴国织袜厂、大兴织造厂、均安五金厂、中华电池厂等多家工厂。 1907 年以后,澳洲华侨郭泉、郭乐兄弟和蔡英辉、蔡子辉兄弟又先后开办了永安百货公司和大新百货公司。华侨马应彪、郑干生和香港富商林毓良也集资 2.5 万元,创办了先施百货公司, 经营各国百货。马应彪是个很有魄力的企业家,在公司开张的时候,为了吸引顾客,树立新时尚,他大胆地启用女售货员,只此一招,招徕无数围观者, 最后不得不求助于警察前来维持秩序。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趁欧洲正忙于交战,向世界其他地区商品供应发生断档之机,香港一些商人办起了生产毛巾、香烟、手电筒、罐头食品和搪瓷制品的小型工厂,产品畅销东亚各地,颇受消费者的欢迎。1919 年,第 16

任总督司徒拔到任,他抓住这个经济发展的好机会,在 1920 年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香港的经济资源和经济发展规划。两年后,又制定了“工厂法”等关于工商业的法令,推动港九的市政建设与开发,使香港经济在整个20 年代都保持着一片繁荣景象。

1921 年,九龙巴士公司和中华巴士公司相继成立, 30 年代,他们又通过投标,取得了九港两地的公共汽车经营权,结束了香港岛上只有电车没有汽车的历史。著名的启德集团也投资建立了启德汽车公司,香港的市内交通全面进入了公共汽车的新时代,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香港的市政建设不断更新, 1927 年全港的最高建筑,9 层高的告罗士大厦落成;1936 年, 12 层高的汇丰银行新楼建成,成为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建筑物。

在几代华人的开发和奋斗下,一个全世界最自由、最开放、最多功能的

自由贸易港在中国的华南沿海落成。一座繁荣富庶的东方都市出现在世人眼前,这就是香港奇迹,由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创造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