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巧解死结

尽管英方来信充满机巧，但邓小平却很清楚地读出了对手立场的微妙变化，并以自己的灵活姿态积极回应，适时地给英方一个下台阶的机会，准备与英国代表举行正式谈判，以便迅速打破谈判的僵局，解开主权问题上的死结。

柯利达大使 4 月份接到中国总理的回信。此信肯定了英方的新态度，同

意 5 月底和 6 月初举行两轮谈判，商讨纯粹程序安排问题，并建议正式谈判

① 王叔文主编：《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第 6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年 10 月出版。

① 柯利达：《在华经历》第 186 页。

可以先谈第二个问题，即 1997 年后怎么办。中国政府的灵活姿态，为双方开始正式谈判铺平了道路。

1982 年 9 月至 1983 年 6 月，中英两国主要就原则和程序问题进行了会

谈。双方约定按以下顺序磋商香港问题：第一，先谈 1997 年以后对香港的安

排；第二，商讨从现在开始至 1997 年过渡期的安排；第三，有关政权交接的

事宜。至此，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近 10 个月的“第一阶段”谈判，以撒切尔夫人在主权问题上作出有条件的让步，以及中国同意暂时搁置主权之争而结束。接下来的将是“第二阶段”的 20 多轮谈判。

谈判原计划于 6 月开始。但由于英国提前举行大选，双方同意会谈 7 月开始。

此时，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于 6 月 20 日逝世。在廖公病重期间，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任命原外长、中顾委常委姬鹏飞为国务院港澳办主任。

姬鹏飞在 6 月 22 日，即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主持召开

了他上任后的首次港澳工作会议。会议在中南海国务院第 4 会议室举行，与会者有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李钟英、李后（兼秘书长），副外长、第二阶段中英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姚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长陈楚等人。

会议主题是关于中英香港谈判问题。先谈到了撒切尔夫人给中国总理的一封信。姚广读了信。此信显示，英国终于退却了，不得不放弃“三个条约有效”的立场。姚广读完以后，会场笑声一片。姚广又把外交部关于与英方就谈判开始时间以及谈判代表问题进行交涉的情况向与会者通报。大家都认为，中英之间可以开始正式谈判了。

李后将港澳办准备的一份文件发给与会者。这是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收回香港问题的十二条基本方针，对香港回归和 1997 年后的香港政策，做了

原则性的规定，既成为和英方谈判的根据，又是 1997 年后实践“一国两制” 的根据。

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对中英谈判策略的指示，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1.谈判开始不先谈主权问题，先谈 1997 年以后如何管治的问题；此问题解决后，主权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这是中方的一条主要策略。2.谈判日期要设限，以1984 年 9 月为最后期限，不能任由英国人无限期拖下去。要让英方知道，届时如仍未谈成，中国会单方面宣布收回香港的方案。

在 6 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个会议期间，邓小平曾会见参加两会的港澳人士。他在谈到中方在主权问题上的灵活策略时说：我们考虑到若要英方在承认中国对香港主权的先决条件下进行谈判，英国方面会认为“有失面子”，因此，“要给英国人下台阶”。他还指出，如果先谈“1997 年后” 怎么办的问题，就可避开主权问题的障碍。而“1997 年后”的问题谈好了，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问题也就没什么可谈了。

邓小平是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的大师。他在任何时候都能把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时当然也不例外，他对港澳两会代表谈完灵活策略后，又讲了谈判的一些原则。他强调，中英谈判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拖久了对信心不利。此外，“新界”租约不予延长。我们决不步清廷后尘，决不做李鸿章第

邓小平的这些策略，成为中英谈判过程中中方的主要策略。中英两国的谈判进程基本上依此设计展开。

1983 年 7 月 1 日，中英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公报。公报说：“在 1982 年 9 月两国领导人会谈以及近来进行的有益的交换意见之后，双方同意关于香港未来的第二阶段会谈将于 1983 年 7 月 12 日在北京开始。”①

7 月 5 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参加中英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的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团已经组成。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姚广，代表团成员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二社长李菊生、外交部法律顾问邵天任、外交部西欧司顾问鲁平等；英国代表团团长是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代表团成员有英国驻香港总督尤德、港府政治顾问麦若彬、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欧威廉、二等秘书毕瑞博等。齐怀远说，双方商定，谈判内容是保密的。

经过主权问题上的一场鏖战，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终于突破僵局，真正要坐下来好好地谈一谈了。

① 《人民日报》1983 年 7 月 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