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手准备

中同政府把主权这个“球”踢给了英方,但英方迟迟不把它踢回来。此时,中方只能对谈判的前景作出两种估计:一种是英方在主权问题上与中方合作,会谈就可以按照预定的程序进行,达成协议;另一种前景则是,英方在主权问题上毫不相让,双方不能达成谅解和协议,会谈走向破裂。

邓小平实际上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一开始,就作好了两手准备,尤其作了谈判破裂的最坏打算,并为此制定了有力的对策。

在中英谈判陷入僵局期间,中国有关部门从两方面为解决香港问题进行努力。第一,中央领导人和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继续完善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他们加紧调查研究,反复征求各方面人士特别是广大港人的意见,以“一国两制”构想为指导,制订了对港政策的“十二条”, 准备在第二阶段谈判一开始,就把它作为谈判的基础提到英方面前,或在必要时单独加以公布。第二,全国人大加紧对香港的政策立法工作。1982 年 12

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 31 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1983 年 6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六届一次会议将要召开。如果到那时中英谈判仍然处于僵持状态,中方就可

能通过全国人大,单独宣布自己的对港政策。

当然,中国政府并不希望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破裂,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刻也不愿意单独宣布收回香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为避免出现这种结局,中方一面继续向英国领导人提出忠告,一面希望通过港人代表来做英方的工作。

出于对香港前途和中英谈判的关注,港人不断派代表来到北京。中国领导人热情地会见他们,向香港同胞宣传解释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以消除疑虑,增强其信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竭尽全力做多方面人士的工作。

1982 年 11 月 20 日,廖承志会见香港厂商联合会参观访问团时,向他们阐述了“港人治港”、繁荣香港的方针。他说,主权问题没有什么可谈的, 至迟 1997 年我们就行使主权,收回香港。问题是收回后怎么办。香港回归后, 香港维持现状,并由“港人治港”,内地不派人。但英国领导人还不接受中方的这些想法。

有人向廖承志传话说,英国人希望延期。廖回答说,这不是巴士、电车, 不能随便延期。他还警告说,如果在过渡时期,英国或其他方面的人捣乱, 中国政府就迫不得已要重新考虑有关问题。

由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继续僵持,香港同胞非常焦急。1983 年 1 月,香港“新界”人士参观访问团来到北京。1 月 12 日,廖承志会见了他们。他告诉“新界”代表,中英谈判依旧在僵持之中,其中很大的问题与英国首相的看法有关。他认为,主权应该是很简单的问题,容易解决,一泻千里。但英国朋友对此尚未想通,于是现在这个问题顶住了。

“新界”代表说,香港同胞非常着急,要求中英双方尽快提出解决办法。廖承志对他们说:我比你们更急,希望中英达成谅解。我们会努力。他同时希望在座的香港同胞“也对英方加以催促,要他们迅速解决。不下第一步棋, 第二步下不了”。廖承志恳切地请“新界”人士联手向英国建议,不要再拖, 拖没用。如果英方“再讲三个条约有效,中英友好关系就基本破裂”。他还透露,如果英方能尽快解决问题,“具体问题可以商量”。 ① 廖承志把“新界”代表送来的材料和会见的情况,都向邓小平作了汇报。

在这次会见“新界”代表时,廖承志曾形象他说,中方在撒切尔夫人 9 月访华之后,已将“球”踢给了英方。事后,一些香港的报纸,把此报道说成中国已向英方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建议,还有的把它说成是“方案”。1 月 17 日,廖承志再次会见这个访问团时,又向他们指出,香港报纸报道不准确,并解释说,他所谈的“球”是指主权,是大球不是小球。

英方回了一个刁钻的“球”

谈判出现僵局,不仅中国政府和广大港人着急,英国领导人也焦急不安。1983 年 1 月 28 日,撒切尔首相召集政府高层官员和港督尤德开会,讨论香

港问题。与会者表示,这年 6 月中国可能会单方面宣布其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计划。这种结果必须防止。撒切尔夫人提出,在谈判无进展的情况下应在香港发展民主体制,使它能在短期内获得独立或自治,正像英国过去在新加坡所作的那样。她还提议在香港搞全民公决。但其他与会者不赞成首相的设想。

① 《廖承志文集》下卷,第 676—678 页。

由于撒切尔夫人不向中方让步,中国政府就加紧进行完善关于香港方针政策的工作,并准备提交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审议通过。

柯利达和尤德深怕中国政府会以中英在主权问题上形成僵局为理由,而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单方面宣布解决香港问题的方案,中止两国间的谈判。他们急忙于 1983 年 3 月 5 日赶回伦敦,打算会见首相,劝她采取措施, 争取回到谈判桌上来。

3 月 7 日,撒切尔夫人在同柯利达和尤德商讨对策时,最初仍然持强硬态度,甚至建议由联合国在香港主持一个全民投票,以向中国证明,英国的继续管治不仅是英国所希望的,而且受到港人的欢迎。柯利达不赞成这个办法。他主张由撒切尔夫人写一封信给中国总理,表示只要在香港的管理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她就愿意就主权问题“考虑”向英国议会“提出建议”。撒切尔夫人让柯利达起草这封信,并决定 3 月 9 日再次开会。

在 3 月 9 日的会上,撒切尔夫人修改并批准了柯利达草拟的信。这封信以英国首相的名义表示:“只要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能够就香港的行政管理安排达成协议,而这些安排能够保证香港今后的繁荣与稳定,又能既为中国政府又为英国议会和香港人民所接受,我就准备向议会建议,使整个香港回归中国”。①

柯利达回到北京后,立即将这封信通过姚广呈给中国总理。英国首相在这封信中并没有痛快地承诺让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而是附加了一大堆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两国政府要达成能保证未来香港繁荣和稳定的行政管理安排。这种安排并不一定是按照中国的“一国两制”构想作出的。以后的事实证明,英国要用主权换治权,即香港回归中国后,不是由港人来治港, 而是由英人来治港。撤切尔夫人一直强调,香港要想保持繁荣和稳定,就必须由英国继续管治,最好是既保留主权又行使治权。第二个条件是,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要能被英国议会所接受,也就是说,英国议会具有否决权。第三个条件是,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要能为香港人民所接受。这一条件显然为英方打“民意牌”、“信心牌”及玩“三脚凳”手腕埋下了伏笔。

总之,英方踢回的这只“大球”很不好接,非常圆滑。用此信设计者柯利达的话说,“这封信玩了一个把戏”。①

然而,同撒切尔夫人让香港独立或就香港前途进行全民公决等对抗性方案相比,柯利达的方案表明英方在主权问题上开始具有灵活性,使死结有了解开的可能性。